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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多元观 在汉语学界，王理嘉较早提出民族共同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形成是不同步的，他说：“民族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汉民族口头共同语的形成晚于书面共同语。”(32)但是，王文中只有这一句表述，并未展开具体的讨论。 其实，我们在本文第一小节首先明确和强调民族共同语口语和书面语的二元分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时，可以而且应该把二者分开来进行，因为二者确实既不同步，来源和发展过程也大不相同。 以下我们就按王先生所用的指称形式，来分别考察口头共同语和书面共同语的来源、形成过程以及大致时间。 （一）口头共同语的来源 在所有关于民族共同语的讨论中，人们最关注的一项内容，恐怕就是其来源问题了。如前所述，人们在讨论共同语的来源时，无论涉及的是官话还是国语，基本都是就口语而言的，立足点主要是语音。以下我们就循着这样的线索来对相关论述作一梳理。 人们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来源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它与先秦的雅言及后来的官话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我们仅从一些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从雅言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小史》《从官话到普通话》《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等。甚至有人认为，官话就是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33)么，由它过渡到现代高级阶段的民族共同语，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比如本文开头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表述就是“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如果稍作展开，即如有人所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从清末的‘官话’到民初的‘老国音’，到二十年代中期的‘新国音’，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几十年，终于确立了自己的标准音——北京语音，从而开始向民族共同语的高级形式——民族标准语的方向发展。”(34) 如果再细致一些，鲁国尧最早提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35)后来又修正为明末清初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36)这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共同语是以南京音为标准音的；大约到了清代中后期（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37)现在，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 也有人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究，郭锐认为，普通话的语音主要来自北京官话，而词汇和语法则是南北官话混合的产物，并且还给出了混合发生的时间，即民国时期。(38) 民族共同语以北京音为正音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于锦恩把民国时期政府确定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历史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老国音”阶段（从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审音到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京国相持”阶段（从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到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增修《国音字典》），“新国音”的修订、公布阶段（从上一阶段结束到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出版）。(39) 把以上内容简单归纳一下，大致可以理出一个对现代汉民族口头共同语来源及形成过程的认识：远源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雅言，近源则是明清时期的官话，其间经过了从以南京音为正音到以北京音为正音的转换，最终在民国时期（上世纪30年代初）得以确立。 （二）书面共同语的来源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笔者以主要精力研究“现代汉语史”，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基本都是在书面语范围内展开和进行的。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理清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主要是书面语）的来龙去脉，所以来源问题就成为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基本做法是由下往上推，即在时间上先上推清末民初，再上推到近代汉语以至于古代汉语阶段，由此形成了我们关于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来源的一个初步认识。 我们认为，要理清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的来源，首先应该对它的构成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定，而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基本的认识是“如果按照发生学的原则对现代白话进行溯源，其主要成分是文言、传统白话、翻译的外来语、方言等”。(40)不过，方言因素还不足以与另外3个因素相提并论，所以最基本的来源构成主要是文言、古白话和“欧化文”三大板块。 也就是说，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内部的构成情况比较复杂，同样具有多元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探源时本着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思维，而这一点应该与口头共同语的探源有很大不同。 我们的视线首先上移到清末民初（1840-1919）。王力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41)王先生之所以把此期定为过渡阶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汉民族共同语大量搬介日语和西方语言的词语，又把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方式吸纳过来，引起了较大的发展变化。”(42)经过初步的考察与分析，我们提出了“清末民初语言研究”的课题，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说明，(43)其中与本部分内容最直接相关的是，吕叔湘在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所作的序言中，建议把汉语史分为3个部分，即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而我们认为，要真正弄清书面共同语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考虑要把它与文言史和白话史衔接起来。 我们按照吕先生的思路，视线再向上移，及于古白话和文言。一般而言，现代汉语和古白话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这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而说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联，就需要作一番考察和论证了。所以，我们首先由“文言史”入手。基于自己的考察，结合相关的论述，我们把文言分为“同质文言”和“异质文言”，前者指的是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使用、保持了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后者指的是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是一种相对浅近的文言。我们的基本判断和表述是，同质文言和异质文言，再加上白话，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及其发展呈三足鼎立、多头并进的格局。(44)最终，这三条线索共同汇入现代汉语，成为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的“传统”来源。然而，由“传统”到“现代”，这中间还要有一个过渡和衔接，而这就是“欧化”。我们认为，欧化是文言史和白话史最终汇入现代汉语的桥梁。 就文言史一端而言，近代以来，有所谓“欧化的文言文”，(45)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梁启超的“新文体”。李启荣认为，“新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三合一，它在语言上较旧文体前进了一步，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46)此外，像章士钊的“逻辑文”等，一定程度上也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也可以归入欧化文言之列。 再说白话史。欧化是近代以来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就其与语言和文体相关的部分而言，指的就是欧化的白话。徐时仪指出：“欧化白话的形成可以溯至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传教读本。……这些西方传教士出于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传教的需要，翻译的传教读本也力求语言通俗，多用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形成一种具有欧化色彩的白话，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滥觞。”(47) 简单总结和归纳一下：我们认为，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由文言史和白话史共同汇合而成，中间经过欧化的整合和改造，再掺入一些其他的如方言等因素，时间上大致是五四时期，这当然略早于口头民族共同语最终形成的上世纪30年代，所以上引王理嘉说“汉民族口头共同语的形成晚于书面共同语”。 以上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具体还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201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复线多头的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应由文言史和白话史构成；而多头则是复线之外的多个“专史”，包括语音史、方言史、通语史和口语史。(48)我们现在的认识是，要真正理清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来龙去脉，还有赖于上述诸史的真正建立和全面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