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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共同语的分布多元观 提到民族共同语，似乎就是一个“纯一”的概念，即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国家当下“两岸四地”的现实，以及“全球华语”的存在，却给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注入了新的内涵。就前者而言，按社会语言学的社区理论，两岸四地是同一言语社区下的4个子社区。(15)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复杂以及讨论过于冗长，以下仅以前者中笔者研究较多的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为对象来进行讨论。 李行健指出：“共同语分成台湾的国语和大陆的普通话，也就是‘老国语’产生了两种变体。”(16)我们认为，李先生把两岸民族共同语看作“老国语”（即上述官话——国语——普通话序列中的国语）的两个变体的观点非常正确，也非常值得重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体呢？郭熙、祝晓宏认为，“海外华语既是一种社会变体，也是一种地域变体，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变体。”(17)郭、祝二位所说的“海外华语”，是包括台湾“国语”在内的，而这种社会、地域、功能“三体说”也是非常到位的，无疑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两岸民族共同语及其关系的理解和定位。 目前，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变体说”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它们究竟“变”在哪里？我们认为，两个变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规范标准有所不同。王理嘉指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国语运动和汉语规范化运动是民族共同语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上一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中国语言学的两次发展高潮也都是由这两个运动引发的。”(18)这里，王先生把国语与普通话、国语运动与促成普通话最终确立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区分开来，实际上正是着眼于二者的差异。民族共同语在台湾沿用了“国语”的名称，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它的规范标准。关于这一点，仇志群早在20年前就有一个很好的表述：“台湾从1949年以来与大陆长期隔绝，形成一个封闭的汉语言环境。虽然坚持以国语为标准语，但台湾的国语的规范标准，自然地靠向了南方官话痕迹颇重的50年代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也可以说靠向了一个历史的静态的标准。”(19)20年后，还有人在说，“台湾地区的‘国语’保留了许多五四前后期的特点。”(20)至于大陆的普通话，则“在‘老国语’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21)造成“新面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陆的普通话更为崇尚口语”。(22)大致如有人所说：“台湾国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即使是口语也不乏斯文；而大陆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因此更为普通化。”(23)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提出了当今的普通话应当“反俗复雅”的呼吁。(24) 人们在谈及普通话的上述特点及其与台湾“国语”的区别时，主要是着眼于词汇，但是也有人从语音的角度指出：“两岸汉字读音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两岸在标准音的审定和执行上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即大陆强调从俗，台湾强调学理，这也在客观上拉大了两岸读音的距离。”(25) 总体而言，台湾通行的民族共同语脱离基础方言，基本沿用传统国语的标准，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语音方面加进了一些“南味”（主要表现在口语中，如轻声与儿化大面积萎缩，平翘舌几乎不分等）；词汇和语法方面也较多地受到外族语和本地方言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更像一种蓝青官话，而不是纯粹的‘国语’”。(26)大陆普通话基本与基础方言保持联动，通过建国后一系列语文规范化运动，最终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上都与传统国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与台湾“国语”产生了一系列较为明显的差异。 二是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其实我们在说上一点时已经涉及这一方面。近30年来，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问题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成果问世，这正好说明两岸民族共同语在不同的言语社区中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变化，对此，每一位研究者或关心相关问题的人都非常清楚。比如词汇方面，有大陆学者指出：“海峡两岸分离40多年，有很多科技名词分别有不同的叫法，非常影响两岸的交流。据大陆有的专家统计，新兴学科，如计算机行业，有50%左右的词不一致……传统学科，如物理学，也有20%左右不一致。”(27)台湾学者也说：“两岸半个世纪来，对音译外来语词，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型式。在人名、地名、国名、科学术语、电脑用语、专门科目译语等方面，多呈现歧异。”(28) 词汇方面如此，在语言及其使用的其他各个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就笔者个人而言，近20年来，几乎一直把两岸语言对比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在这方面，申请到的课题资助就有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一项，而由本人任首席专家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也有一个相关的子课题；发表的论文有几十篇，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两部，另有一部也即将出版，(29)内容主要为词汇和语法，同时兼及表达方式及语言风格等。另外，笔者还指导过两位博士研究生，分别以两岸词汇和语法的差异与融合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也都顺利完成并通过答辩。仅由这些来看，两岸民族共同语确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并形成诸多差异，而这些无疑是支持上述“变体说”的最有力的事实依据。 以上仅就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如果再加上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下并且已经先后回归祖国的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言语社区，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广泛分布的汉语/华语，情况自然就更加复杂了，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社区分布多元的特点就更加明显，内涵自然也更加丰富。 上述社区分布多元的观念，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汉民族共同语内涵的认识，同时也会对相关研究带来新的内容和变化，比如有人就提出，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定义在语音方面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30)从“标准音”到“基础音”，正是基于不同言语社区的语音差异而对民族共同语概念及表述所作的调整。再如，上一小节我们讨论过语体问题，冯胜利结合两岸三地的实际指出：“大陆正式语体逐步形成的同时，港台的特殊文化和环境则保持着典雅语体的发展。初步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正式体词汇的使用，港台和大陆有着很大的区别。”(31)也就是说，冯先生认为，其所提出的语体“三维”（通俗、正式、庄典）中，庄典语体在不同的言语社区有较大的区别，而这无疑也给民族共同语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不同言语社区的多元分布，非常有“中国特色”，同时也非常有理论和事实的内涵，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