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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部分双语印行的文本。例如，今旦先生的近作《歌花》，就来自黔东南的史诗演唱传统。其文本以苗语和汉语的对照方式出版，这对翻译者而言是有益处的，只要对印本中的两种语言都有一定的知识，翻译成第三种语言就容易些了。这样的文本，如同那些仅依赖于汉文的译本一样，大多只涉及到了族群、搜集地区，有的也可能附带说明了表演者和搜集者的姓名。不过，近年来，理论性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对文化背景和表演活力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细描。其中的一个示例，就是朝戈金对冉皮勒演唱的蒙古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尽管这基本上属于“口头理论”的研究，但其文本分析含括了大量的双语对照段落，与仅有汉文的译本相比，这样的双语文本有助于更深细地探究原语言文本，已经超越了口头载体而进入书写——也就有可能揭示进入印刷媒介的“文本化过程”中的某种编辑手段。由此，在跨越汉文而进入其他多种语言的翻译方法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三种基本惯例。第一种是利用既有的汉文译本来进行基本的外文翻译：第二种是从口头的原语言直接翻译为目标语的文字，比如说从达斡尔语翻译到英文：第三种是利用书面(或经过编辑的)双语译本来进行翻译。 那么，按照民族志诗学的要求，同时根据约翰·迈尔斯·弗里提出的“口头诗学”而言，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翻译手段才是最佳的选择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哪种翻译方法是可取的，哪种又是应该规避的呢?在此，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民族志诗学”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诗人杰诺姆·鲁森伯格和丹尼斯·特德洛克率先掀起这场运动，倡导高度重视口头诗歌，尤其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口头诗歌给予新的关注，当然后来加盟的还有戴维·安亭、斯坦利·戴尔蒙德，加里·辛德尔和纳撒尼尔·塔恩等人。《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在1970年面世，成为该学派崛起的标志，随后这个刊物成为民族志诗学的一个核心论坛，相继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诗歌译文，分别来自澳大利亚、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其它国家的语言传统。至今在一些网站上还能听到民族志诗学的声音，比如说杰诺姆·鲁森伯格主持的Ubuweb：ethnopoetics网站(www.ubu.com/ethno/)。 作为“民族志诗学”主题研究的继续，弗里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题为《怎样阅读一首口头诗歌》(How to Read an Oral Poem，2002)的新著，进一步号召对全球多样化的口头诗歌予以关注，并提升到一种新的层面上来加以鉴赏。在书中，他提供了一份“口头诗歌”(在他看来)的目录，其中包括：1.与书写没有发生直接联系的口头传统作品;2.与书写有某种联系但通过口头方式表演的作品(比如说手稿、提词者所用的剧本等);3.用于大声朗读的书写文本;4.带有口头传统特征的文学作品，如荷马的《奥德赛》。在这种分类标准下，很大一部分的“书面文学”可以被视作“口头文学”。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其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大声吟诵，还有白话小说的写作方式也与口头讲述的风格相似，更不用说弗里分类法中的前两项，所涉及的口头作品或与口头传统有关的作品，也是极其浩瀚的一笔财富。如果参照弗里的标准，中国的口头诗歌传承也同样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仅是我自己的一些初步想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