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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三个实例，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依据翻译适从图式去检验“文本化过程”的重要性。从中，我们看到翻译本身出现在几种层面上，从口头开始，到书面，或是到录像(同期声的字幕、解说词或画外音)。在评估一个给定的翻译时，尤其需要注意的关键也许就是所谓的“翻译环境”。在“现实世界”中，翻译可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常常会受到不同的挑战和遇到“不理想”的情况而做出种种妥协。这些不利的情况包括(也不局限于此)：缺乏口头的调查对象，对地方文化的知识和经历有限，语言能力上的障碍，对研究资料的陌生，搜集和编辑过程中的种种局限，资金不足的问题，或是其他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如物质方面的准备欠佳等。巴莫曲布嫫在其最近的彝族口头叙事研究方面，受到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启发，在诺苏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框架中提出了“五个在场要素”，即表演事件、表演传统、表演者，传统受众和研究者主体的“同时在场”：而在口头史诗的演述文本的转写和翻译过程则充分利用了实地建立的“田野关系”，并与演述者本人和地方协力研究者一同根据现场表演，对照录像、录音和田野记录共同完成了从诺苏彝语(义诺次方言)到汉文的翻译和注释过程。 假如上述要素都已具备并被加以说明和阐释，这就似乎接近了理想的翻译语境。尽管如此，我们是否需要去考虑有时也会发生影响的第六个要素呢?也就是说，翻译者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思考在这种民族志调研中翻译者本身是怎样与其它五个要素发生(或未发生)关联的。在一种理想的境界中，文本已被精通双语的专家收集到了，编辑了，翻译了，从原语言的口头表演到目标语言的过程是顺畅无阻的，然后在出版时用翔实的注释来说明当时的表演语境，包括理查德·鲍曼在其论述“表演过程”中所说的全部步骤与巴莫曲布嫫提出的“五个在场要素”和马学良教授强调的翻译原则是非常接近的。然而，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条件和情况都是理想的，而且相对来讲是难以遇到的。我们只好考虑如何在“不太理想”的环境中做到有效地处理问题，才能为业已被规定的翻译找到一条有益或实用的途径，才能做出更有利的决策去应对在我们的田野工作和研究中出现的翻译情形。如果我们不能够或不打算这么做的话，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将这一百多年来已经搜集到作品全都“弃若弊帚”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处理汉文资料时主要有三类翻译方式可以遵循。为了讨论和分析的方便，我想我们或许有进一步的愿望去建立核心的分类方法，以期翻译能“适从”在不同的文本化过程中，或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的不同类型的作品产出。下面，我提供的分类，受到了原始技术学会(其网站在www.abotech.com)分类方式的启发。该组织专注于重新生产和发现古代手工品的制作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把古代文化翻译为现代的表现形式。这些分类并不取决于价值取向(价值必然是因个体使用者而决定的)，因此也没有一个高低的等级之分。由此，主要的分类或许应该表述如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