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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不同情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资料的英文翻译作简短的回顾，尤其是对上述“文本化过程”中的具体实例而言。这些例子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在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地方口头文学的翻译步骤。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传统都能够提供更多的例证，这可以在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的著作《口头史诗的文本化》(The Textualisation of Oral Epics，2000)一书中读到。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曾参与的《达斡尔民间故事》的英文翻译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广西大学生活过一段时间，在一个进修课上认识了一个名叫苏华兰的达斡尔族学生。她给了我一本由孟之东翻译的《达斡尔民间故事选》。我们开始一起翻译这本书里的一些故事，通常情况下是一道工作。我先用中文读一遍，然后我们一句一句的翻译为英文：有时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用汉语讨论。然后，我作译文的打磨，她再进行校对。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到了内蒙古，在呼和浩特见到了孟之东。虽然没能到达斡尔地区看一看，但是我有幸拜访了一个达斡尔家庭，孟教授用了很多时间向我介绍民间故事和达斡尔文化的方方面面。198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的英译本，我和孟之东的一些讨论也出现在序言中。其中，我也以达斡尔语/汉语的双语对照体例来检验其中的一个故事，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其原有的风格。在孟教授的帮助下，我们在中文译本中将一些语词还原为达斡尔语。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在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民间故事中的“多头魔怪”(蒙古语是Manggus)，在英文译本中我们用了“mangie”一词。然而，我却希望我当时能够将这些故事直接从原来的达斡尔语翻译到英文。因为当达斡尔语被译成汉文的过程中，依循“正确汉文”的某些特征，这些文本中的原有语法和明晰度不得不有所改变：在某些情形下，为了让某个故事适合印刷和出版所要求的体例，整个原文的意思被改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说因其他原因而在编辑上作的改动。当然，即使是从达斡尔语直接翻译到英文，以上的现象也会发生，尽管会少一个步骤。 由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汉族地区的田野工作也会像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苏州进行评弹方面的田野调查。此行我在该地区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当地采访了很多的调查对象，并与当地的专家、学者一道将苏州特定的表演语域从地方方言翻译到英文，在田野过程中还大量地使用了录音和录像手段。现在的出版物中，大多数的苏州评弹是以标准汉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有很少的苏州地方用词得以再现。相比之下，我所采用的翻译程序更加接近那种被我称为“理想”的翻译方法，虽然我不得不以本土调查对象提供的信息来弥补我有限的苏州话能力，他们往往与我用标准汉语来进行讨论。 再举一个我熟知的例子，就是安东尼·沃克和史昆翻译《牡帕密帕》的过程。沃克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拉祜文化专家，能流利地说某些拉祜方言。他对拉祜族的许多创世叙事都很熟悉，还认为在中国出版的《牡帕密帕》是他遇到的最完整的一部汉译本。在民俗学者史昆的帮助下，这部史诗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完成了翻译。史昆是云南本地人，他的英文可谓达到了美国当地人的水平，非常地道，但是他并不会讲拉祜语。沃克教授虽不懂中文，但懂拉祜语。据我了解，他们一起工作，史昆先把中文一句一句翻译成英文，在此过程中沃克教授加上注释。最终此书在泰国出版了。这样的翻译方式，多少有点像彝族史诗《梅葛》的情况，要求有几位有不同语言能力的翻译者合作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