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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端波，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阳 550025；陈志永，贵州师范学院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乡村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发展主义的思路忽视了社会的视野。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红利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旅游产品的原生性。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建立在苗族集体行动的文化逻辑之上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郎德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鉴于郎德模式，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开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发展之路。 Based on the fact that developmentalist thinking ignored the social element,it was encountering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becom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at the rural China faced.The "work-point" wag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Shanglangde Miao Village insisted principles involving joint-participating and joint-shar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dividend.The idea above not only stimulated the initiative of villages' participation,but also maintain the natural quality of local tourism products.The Langde Work-point Model,which was built based o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ollective action,contained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Moreover,it was this system provided larger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its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Therefore,the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asks for rugged protection on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find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focused on social construction. 关 键 词：遭遇发展/村落共同体/郎德上寨/encountering development/village community/Shanglangde village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百村调查——郎德村”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发展模式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中国乡村遭遇经济发展的转型，出现了较大的社会变迁：(1)社会流动性增强，市场经济渗透到村落及其人际关系之中；(2)青壮劳动力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力；(3)社会合作能力下降，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如何重建乡村，增强村落的社会发展能力成为基础。然而，在扶贫开发和发展小康社会过程中，政府对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增加了开发的力度，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断向边远贫困农村投入，但这种依靠外力推动型的发展遇到了较大的瓶颈。一方面，单纯的外力扶持，导致农村成为被动的发展者，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主导发展的政府、公司利用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个体市场主义盛行，社会合作能力丧失。 “二战”之后，“发展”成为欠发达地区的中心话语，也成为外界干预的借口，“大规模贫困，将第三世界的资源随意贩卖给竞标者，损害他们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环境，杀戮、折磨、声讨他们的原住居民，将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低等的、欠发达的、无知的，开始怀疑自身文化的价值”[1]59。经济是“嵌合”在社会之中的，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具有多样性，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体系相关联。缪尔达尔在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研究上，也提出资本与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资本和技术绝不是限制农业进步的仅有的因素。劳动者的努力勤勉大概是更为关键的变量。然而，劳动者的行为应该在社会和制度背景中，即在营养、健康和体力的标准下、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励因素中加以理解”。[2]201-202 在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发展的巨大变化之际，谁的发展，何种发展，成为中国乡村重建的主题。在主流的“发展”和“扶贫开发”话语体系中，需要尊重发展的主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具有社会的视角。一个区域社会的扶贫开发，如果单向度地针对贫困者，是难以成功的；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深刻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发展能力低下，需要从社会合作能力的维度解决发展的瓶颈。但在自上而下的发展体系之中，底层的发展主体往往被遮蔽。中国乡村的发展急需社会公共性重建，只有构筑稳固的社会基础，提升发展主体的社会能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造血”问题。本文以上郎德苗寨为例，来展示中国西部一个少数民族贫困村落的发展之路，从而思考中国新型发展模式与乡村重建之路。 一、上郎德苗寨旅游发展与“工分制”模式 郎德上寨①(苗语“能兑昂纠”)，“能兑”为“欧兑河下游”之意，寨以河名，“昂纠”为“上寨”之意。郎德苗寨之所以被外界关注，主要在于村寨文化保护较完整，且其旅游发展模式较特别。郎德苗寨位于贵州省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西北部，1986年建立“全国第一座露天苗族风情博物馆”，1997年由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郎德苗寨的这许多殊荣并不是简单的“国家授予—村民接受”模式，而是村民在了解国家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争取得来的。1980年代中期，老支书陈正涛因阅读报纸和中央文件，发现作为清末咸同时期苗族农民起义英雄杨大陆家乡的郎德具备申请博物馆的条件，并发起村民到河边去挑鹅卵石铺路。郎德苗寨村民投工投劳，对村寨建筑进行了大修理，尤其是“郎德河”上的风雨桥②。经过老支书及郎德村民的共同努力，1987年上郎德苗寨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认同，成为贵州省第一个村寨博物馆。在此基础之上，郎德苗寨的旅游业也发展起来。 郎德苗寨旅游发展具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其管理模式，即全民参与的“工分制”分配形式。自郎德上寨1986年开启旅游接待以来，一直实行“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的工分制，被外界称为“郎德模式”。郎德苗寨“工分制”是对中国集体化时期“工分制”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了集体时期“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了其运作的模式，具有自己的特色。郎德“工分制”是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创建的一种收益分配制度，是郎德寨苗人面对旅游发展，按照苗族文化的逻辑，自主设计的一套集管理与分配于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在郎德苗寨工分制的研究上，有人注意到了其实质： 大集体的工分，除了老年人和少年工分稍低之外；成人的工分都一样。郎德“工分制”体现了不同分工之间的差别。另外，大集体是强制性的，(农民)只有参与别无选择，规矩也是国家定好的，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郎德工分制是自愿的，规矩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体现了村民的意志③。 郎德苗寨“工分制”的设计并不是由上到下、由外到内给予的，而是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管理体制④。当时，郎德苗寨的乡村旅游刚刚起步，其服务工作主要是接待外面来考察的领导和外宾，村民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产业，而是因苗家的好客对客人进行接待而已。参与接待需要占用农业生产的时间，村集体也因此产生了一些效益，故而采取货币的形式对参与接待的村民进行补偿。1980年代中期的工分制只不过是一种“误工补贴”，激励村民参与接待。后来，由于接待量的增加，郎德苗寨旅游收入持续上升，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提上日程。据老支书回忆，开始时村寨将接待收入平均分给参加接待的村民，但哪个来的多，出的力多，没有明确的记录，在进行分配时就出现了矛盾。开始搞旅游的时候就是按报到的人来登记的，有一个会计专门记名字。后来就慢慢形成了有一些来得早，一些来得晚，这个也是按工分来计算的，但是很麻烦，比如有些人说来了，忘记录名字了，等到分钱的时候他的名字又不在。因此，旅游接待小组进行改革，每个人参加接待时发一个“牌牌”，凭牌子领取报酬。这些“牌牌”像集体化时期的领工分，因此郎德人叫“牌牌”为“工分牌”。 对于传统文化浓厚的郎德苗寨来说，旅游的发展一开始并非易事。1980年代中期，贵州省文物局找到老支书陈正涛，要求郎德苗寨发展旅游业，但问题是，苗族人不允许在农忙季节吹芦笙跳木鼓等娱乐活动，认为这会亵渎神灵，必将遭受祖先的惩罚。陈正涛找到鬼师以及各房族的代表“寨老”，请求他们的支持。大家商议，决定共同接受旅游接待。当时，上郎德苗寨经过寨老，特别是鬼师的劝解，村民同意了旅游业的发展。鬼师劝导村民们说，祖先定的规矩，不允许农忙时吹芦笙，是为了村寨安心耕作，搞旅游业的吹芦笙，本身就是工作，祖先不仅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另外，上郎德苗寨搞旅游，还引起了附近苗寨的恐慌，他们认为得罪祖先，农业会减产。当年，老支书就动用关系，要求政府提供大量化肥，免得上郎德苗寨生产减产，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幸好，旅游发展的当年，因风调雨顺，加上新科技的使用，特别是化肥的使用，上郎德苗寨农业不仅没有减产，相反获得大丰收，这更坚定了苗人发展旅游业的决心。 郎德苗寨旅游的“工分制”模式具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工分制开始运行之初，只是规定旅游接待中的不同角色领取不同的工分牌，但出现了一些人先来领牌，领牌后私自回家不参加接待，等表演结束后来登记工分；也有的因在坡上干农活，等赶来参加接待时表演进行了一半，但也要求领工分。针对这些情况，郎德苗寨将每一角色的工分牌分为开始、中途、谢幕等三个部分进行分发。 郎德“工分制”的原则在于村寨人人享有旅游的利益，不仅资源共有，而且共享。笔者在调查工分制分配机制时，村民一再强调“村寨”是大家的，在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时，家家投工投劳修建路基，为村寨发展旅游业做出过贡献，尤其是现在的老人，因此，旅游的利益应该共享。为了使村寨居民共享旅游利益，工分制规定小孩穿苗族盛装可按年龄获得1～5分的工分，病残者和65岁以上的老人均记5分。这样，工分制照顾到老弱病残，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使郎德村民真正人人获利，人人关心。 工分制分配制度旨在号召村民人人参与旅游接待，并按挣工分模式进行按劳分配，以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郎德苗寨以“家”为单位，每家均有一个“工分本”，分别填写日期、表演场次、工分等三栏。表演结束后，该家庭拿工分本到“村旅游管理小组”登记，将每家的工分总数记入家庭工分本和村旅游管理小组工分本上。每月底进行结算，年底分红，到时需要将家庭工分本与村旅游管理小组工分本进行对照核算。 上郎德工分制较具特色的就是“工分牌”和工分核算标准。“工分牌”由旅游接待小组设计制作，一般用烟草盒的硬纸片制成，在“工分牌”上印制旅游接待类别和分值。郎德苗寨工分制以接待的“角色”和“着装”进行不同的分配⑤。 工分的获取根据多劳多得。参加旅游接待的村民可以在同一场表演中承担一个或多个角色，并拿不同类别的工分牌。如参加表演的女性演员既穿盛装，又表演不同的场次，就可以得到着装工分和不同的表演工分。参与公共服务的清洁工则根据承包的面积大小，清扫干净程度进行记分。村旅游管理小组在分发工分牌时分老年组、妇女组、表演组、学生组等，负责工分牌的发放和回收登记。发放工分牌分两次：第一次为客人进寨时，第二次为表演的最后一个节目(客人与表演者共同参加的团结舞)时。郎德苗寨为客人表演一次收500元，一次工分大约为2500分左右，其中30％用来作为集体提留，70％用来进行分配。 上郎德工分制主要是对歌舞表演接待的一种分配方式，对于农家乐、工艺品等经营则由郎德村民自主进行。为不影响郎德苗寨的歌舞表演，村旅游接待小组规定经营者不得在表演期间拉客，工艺品的买卖只能在表演完后，村民到抽签指定的位置进行⑥。 上郎德苗寨旅游的发展是建立在整个村寨合作的基础上的，1980年代中期，村民无偿投工投劳建设家园，获得国家文物局认可，为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旅游发展之初，郎德苗寨的村民又面临周边村寨的反对，不允许他们破坏原有的农忙不跳笙鼓的禁忌，郎德村民的紧密团结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换言之，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在“所有人为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出过力，应该家家受益”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没有政府的干预，也没有货币资本的介入，依靠郎德上寨人自身的勤劳节俭与团结合作，走到了今天。正因为如此，郎德旅游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村寨的旅游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