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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郎德工分制与村落共同体的保卫 个体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在欧洲乃至世界确实有助于解放被压制的灵魂，但人并不能脱离社会，也就是说共同体的保护。其实，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体的自由，保护个体能够生活得更好而产生的，如家庭、家族甚至国家。只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了共同体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对生命的无理践踏。启蒙运动需要解放人性，突破原有枷锁，其意义即在于此。人类的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但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波兰尼所警告的市场严重冲击社会基石的现象仍在泛滥，在货币主义思潮下，“金钱能够购买一切”成为理所当然，共同体社会面临瓦解。 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模式在当前市场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即在社会合作基础上共同利用开发自己所拥有的自然，在发展过程中“休戚与共”。郎德苗寨旅游开发的全民参与之难在于社会合作。当问及老支书陈正涛对下郎德、南花、季刀等苗寨的旅游模式时，认为他们难以成功：首先一些村寨难以有上郎德苗寨团结，杂姓多，吴家有吴家的，余家有余家的，陈家有陈家的，内部意见不统一，难以合作；另外，现在旅游产业竞争压力大，没有人愿意为集体作出牺牲，根本办不成事。 工分制只是对旅游歌舞表演接待的一种分配制度，如果没有较强的社会基础，这一制度是难以实行的。老支书家儿媳妇说，现在从事旅游表演接待很亏损，过去一些从事表演的现在都嫁出去了，还有的觉得在这里跳不赚钱就到外地去了，比如老板请他们到外地表演，很多姑娘都出去了，只剩下这些媳妇来守寨子。他们都叫我们“保家牛”。 在农家乐的接待方面因居住位置出现差异，有的家户地理位置好，接待量大，有的家户较偏僻，客人较少。曾有人建议位置不好的家户设置指示牌或在路口打广告，吸引客人前来。这些农家乐经营者均表示，郎德苗寨农家乐多，客人走到哪家就是哪家，如果强求，一方面不好意思，也不文明，另一方面，互相争客源，影响团结、和睦。 村寨还有一些“吃皇粮”者，尽管参加旅游接待，但不要工分，纯粹为旅游尽义务。如在报德教书的陈某，一回来到村寨就参与表演跳舞，但是他一般都不会要工分，他说他不好意思要，这些都是老百姓的，他说他有一份自己的工资，应该奉献一点点才行。 当然，工分制的平均化也出现挑战，其中较突出的问题有二：一是工分制的平均受益，难以使能人发挥积极作用，在外界市场经济冲击下，部分人放弃家乡的旅游事业，到外创业；二是工分制只是对旅游表演接待的一种公平分配，至于其他工艺品、农家乐等则是个体经营，与集体无关，导致在分享旅游的整体利益上出现差异。 如郎德苗寨的内蒙媳妇(张姓汉族)嫁来后，学会苗族歌舞，抢到村寨最高工分，并开了商铺。内蒙媳妇为了争取更多的利润，希望承包村办招待所(实行工分制，由村集体名义招待)，但因群众坚持集体经营的工分制而无果，于2006年离开郎德到外地跑运输，其利润更为丰厚。据陈民军介绍，郎德工艺品市场存在混乱问题，工艺品没有地盘来卖，就在表演的场合，当成卖工艺品的场合，一些表演一些卖工艺品，奋力去表演的才得20个工分，卖一样东西就50元钱，或更多。参加表演者很累，收入也低；而个体经营者收入高，旅游利益流入了这部分家庭。 乡村旅游以及村域经济的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经营模式和社会管理。上郎德苗寨工分制的经营模式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模式，就难以为继。随着郎德苗寨游客量的逐渐增加，为应对与旅游相关的公共事务，村民于20世纪90年代初自发成立了旅游接待办公室(有时称旅游接待小组)，负责全村的旅游管理与运作。 郎德工分制模式最核心的在于管理，村旅游接待小组不仅需要公平公正，而且需要与全体村民进行有效沟通、对话。对于旅游接待的账务，陈民军介绍说：“每到年底要公布一次。向老百姓公布，就是这个钱，今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累计多少。累计就是从这个办公室分给老百姓好多钱，还有支出就是建设维护支出了好多，这些你要专项专款给老百姓，把这个事情弄明白。”(13)表演收入用于全寨的建设有道路、公共设施、道具等维修，还有每年一度的扫火星仪式、吃新节仪式等，举行比赛，如斗牛等都从这个提成里面支出。 “郎德模式”是由村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一种全民参与的旅游经营模式，村旅游接待小组如同“公司”需要经营好整个村寨的旅游业，同时还是村寨的服务机构，需要为村寨的每家每户利益负责，大到产业经营，小到家庭纠纷，因此没有一批善于经营并具有公益心的人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旅游接待小组并没有脱离村支两委，而是建立在村民自治基础上的，成员主要由村支书、村主任、会计及各村民小组组长构成，与村支两委形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郎德村寨的发展并没有离开原有的基层自治资源，相反，其发展一直与村民自治机构息息相关。这一方面有利于提拔年轻人，为社区治理服务，另外也有助于与上层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外面的市场对接，吸纳外力推动郎德的发展。当然，由于旅游接待小组任务重，加上繁重的村支两委工作，其管理成员的压力确实过大，出现了一些村干部出走的情况。一些村干说，“在外被群众骂，在家被老婆骂”，他们参与公益活动，不仅难为家庭出力，更为严重的是家里人(老婆)破坏了旅游管理条例，照样要更严格处罚。但仍有一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坚守在于维系村落社会共同体，按他们的话说，“总得要有人付出”。一个共同体的保卫不可能靠货币或利益就能够得到维持，我们看到有很多村落反而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共同体崩溃和社会坍塌的情况。在与郎德青年人的访谈中，我们更是看到了希望，郎德苗寨涌现了一批自觉热爱苗族文化和家乡事业的青年。 郎德苗寨的工分制模式有困惑也有挑战，但这一问题并非工分制分配体制问题，如集体表演与卖工艺品个体经营之间的矛盾等均是分配中的不合理，如何在利益共享原则的基础上又发挥市场的激励机制成为郎德人正在思考的问题。笔者在参与郎德工分制探讨过程中，发现村民并非对经济学无知，而是具有他们自己思考问题的逻辑，这一逻辑存在于其社会文化之中，任何外来的所谓“输出”都是徒劳的，今后郎德模式的走向只有靠郎德人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