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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汤夺先，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汤夺先(1977- )，男，山东邹城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研究。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生计模式与仪式文化的少数民族流动行为，其对民族地区有着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影响既有现代化的烙印，也有结构的变迁，需要把现代化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结合运用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解释。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出与回归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支持性要素，民族地区乡村的吸纳机制、在地化就业模式、村落民族文化的吸引力等保证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回流，民族地区不会出现农村荒漠化，乡村不会走向终结，民族传统文化不会消逝。要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构建少数民族人口熟悉的乡村民族文化系统，以消减流动对民族地区的负效应。 关 键 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民族地区/村落终结/民族文化/ethnic people’s floating/ethnic areas/the end of village/ethnic culture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东部地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14BMZ085)；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委托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研究”(2016-GMF-034)；安徽省高校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部地区穆斯林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J05201431)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指少数民族人口不少于三个月的跨越县域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动行为，流向包括流出、回归与流入[1]，通常流出地主要是指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出及其返乡、回流或回归行为。就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行为对流出地的影响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作为行动者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所具有的民族身份属性及其流出地所拥有的民族文化氛围。这是他们不同于普通流动人口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既有类似于普通人口流动的地方，也有特殊性的地方，尤其就文化层面而言，更值得关注。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既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①；既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即民族地区，也发生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但以前者为主，因此，我们探讨的重点也集中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对民族地区村庄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村庄的公共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影响是多重的，囊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波及个体、家庭与集体等主体，关涉物质、制度、组织、观念、行为、宗教信仰与精神文化等具体领域。就积极效应而言，促进了村庄经济政治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改变了流出地的社会面貌，提升了经济收入。同时，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政治参与及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某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 该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之于民族地区的影响，到底是现代化力量使然，还是结构主义式的破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影响的发生机制及其内容表现，究竟是现代化的体现与结果，还是流出地民族地区乡村对流入地城市的依附?返乡究竟是印证了现代化论者使流出地更为现代化的说辞，还是如结构主义论者所言破坏了流出地农村的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体系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否会引发民族地区出现类似于孟德拉斯所谓的“农民的终结”“农村的终结”②，是否会导致民族地区“文化的衰亡”?笔者尝试予以深入分析。 一、作为一种生计方式与仪式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行为 对于广大少数民族人口而言，外出务工已成为一种新的非常重要的生计模式，在当今“流动的时代”下，流动与生计之间被自然地画上了连接线。流动生计概念由斯戴普塔特和索伦森提出，“流动生计的概念意味着涉入迁徙流动的人们的社会和空间实践活动，把生计的概念提升到超出原来属地的范畴。这个概念包含对生计的更宽泛的理解，因为它不仅观察女性和男性的迁徙，也观察他们的日常流动和长期流动”[2](9～10)。作为生计的流动，从时间长度看，有永久性流动和临时性流动两种。流动取决于也体现出人们创造生计方式的能力，因此，生计可能是流动的。当人们以流动的生活方式维持生计时，流动生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的拓展，是人们在新的地方、区域和国家背景下维持生计之道。少数民族人口从流出地民族地区乡村走入城市，从传统的乡村空间走到一种新的城市空间，从传统的以农业、牧业或渔猎等生计模式转换为经商、务工、做生意等，空间发生了变换，职业发生了置换，而收入则获得了较多的提高。而回流到家乡则是要么转换为流出地固有的生计方式，要么把在城市学到的生计方式整体迁移到流出地的农村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