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工不仅是一种生计模式，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一种通过仪式，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个过渡礼仪。在一定意义上，只要经历了打工这种考验，就意味着打工者的人生实现了从阈限前到阈限后的过渡。爱尔兰学者瑞雪·墨菲认为，外出打工变成了一种受到认可和期待的实现经济目标的途径，以及年轻人的一个通过仪式。打工文化意味着孩子长大就需要在城市中度过生命中的一段时间，而不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则会被其同龄人讥为缺乏冒险精神和无能[3](21～22)。因此，作为一种文化，打工方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种从众选择。对于少数民族人口而言，亦是如此。有研究者通过对壮族村落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打工已经成为壮乡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工文化已然渗透到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人成长过程的必需经历，甚至成为人生的一种通过礼仪和村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模式。打工成为村民谋生立命的主要选择，是衡量社会成员是否勤快、是否有出息乃至婚姻嫁娶的重要标准，因此也成为社会成员生命过程中的通过礼仪”[4]。这种通过仪式是人生礼仪的重要部分，成为地方文化的必要内容，只有通过打工的淬炼，人们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无独有偶，在彝族地区，流动到城市的经历成为诺苏彝族男青年的“成年礼”，他们为获取男性认同而向城市流动，以及在城市中吸食海洛因成为通过成年礼的路径。其中，部分人脱离海洛因在城市就业或返回家乡务农等而完成了他们的“成年礼”，而部分人因为去世而未完成“成年礼”，部分人处于无法在城市就业与无法返回家乡之进退失据的中间状态[5](97)。当然，打工文化还体现为年轻人通过打工可以实现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了解与体验。对某些少数民族人口而言，外出流动或者打工不仅是年轻人的一种生计模式的转换，而且还是体验和适应城市生活的方式，并且受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强烈影响，他们返乡后将把这种文化传播到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将会长期存在，其对流出地的影响也是持续发生的，正确认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之于民族地区的影响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影响的理论解析 在分析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方面，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理论与视角的论述，其中，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等占据重要的位置。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于移民的现代化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就在学术圈和政治决策圈发挥着影响[3](11)，爱尔兰女学者瑞雪·墨菲在批判现代化理论者与结构主义理论者截然不同的基础上来开展研究。就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层面，瑞雪·墨菲指出，现代化理论者认为外流的人口返乡流使传统社会更为现代，原住地的返乡流补偿了“剩余”劳动力的外流；而结构主义研究者认为外出打工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心和边缘的交换绝不可能是一种平衡机制，原住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劳动力平衡及其他资源的持续流动即循环的发生，说明移民劳动力为资本中心创造了财富，而边缘则承担了再生产这些劳动力的负担。返乡者对农村的解释被划分为要么是创新的、现代化的，要么是保守的[3](13～18)。她批评中国学者，一方面，他们赞同结构主义者的立场，认为政府干预对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必需的，市场的平衡作用不足以调解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现代化的观点，认为如果规划正确，农民的流动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的积累资源的方式，促进农村发展。在批判学术界习惯性地运用现代化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前提下，超越了将经济与空间分为城市中心和传统农村边缘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双重二分法，运用社会行动者、价值、目标与资源之间交互作用的理论框架，立足于社会行动者的立场来分析人口流动、追求的目标、价值观的意义，以及资源的运用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行动者通过使用与重组资源分配的价值与结构而形成和追求目标。应该说，瑞雪·墨菲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流动人口作为社会行动者，研究其行为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虽然瑞雪·墨菲认为她的观点是对现代化及结构主义者将农民划归消极、落后和保守的一群的分类的一种挑战，但事实上，她的分析并未完全脱离现代化理论及结构主义的大框架，只不过讨论的立论点放置于社会行动者层面，没有从根本上脱离现代化与结构主义分析的程式。 美国著名学者苏黛瑞从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相互对立的模式展开研究。她指出，现代化理论支持者认为劳动力向外迁移是一个促进农村发展，传播外部世界技术、信息和新思想，创造就业机会及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和发展动力的过程；依附论支持者认为，劳动力的向外迁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而发生的，会耗尽移民输出地的人才和资本，使得农村处于依附状态，且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害[6](198～208)。这种解释模式截然分开了人口流动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连接关系，没有看到人口流动影响之全面性与综合性。苏黛瑞认为，至少从短期来看，现代化理论是有解释力的，但它只适合于那些来自较发达地区、具有较好禀赋的个体；依附理论可以应用于落后且存在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地方，能够用来解释来自内陆地区的流动人口，但是对于那些居住于西部偏远并且久陷贫困地区的赤贫者来说，外出打工甚至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6](208)。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都是有一定适用性的，但其解释模式过于限制二者的应用区域，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力的外流与回归都会促进流出地的现代化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