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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无论是作为理论框架的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还是依附理论，抑或分析问题的现代化视角、“中心—边缘”的依附视角，以及结构主义视角等，在解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民族地区的影响方面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同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实际上，如果单独从任何一方面看人口流动，只承认其在现代化层面的意义，或者只看到其外流与回归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都是有失偏颇的。或许从系统层面、从整体立场开展全观性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就现代化理论而言，其在解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行为带给民族地区现代性变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通过少数民族人口外流及其返乡回流等行为，给民族地区乡村很多方面都增加了现代性的因素，乡村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普遍采用是最典型的表现。具体说来，电子产品、现代电器、新型商品等成为很受欢迎的产品，城市新潮服饰不断进入村民的视野，现代的餐具、食材与调味品逐渐走上少数民族百姓的餐桌，食物的变化蕴含着少数民族人口现代性的获得及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电动车、摩托车、轿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一些新的通信工具如电话、智能手机、电脑、网络，以及QQ、微信、电子邮箱等即时通信软件工具的逐渐出现及使用；住房的修建成为人们展示自我财富与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必然选择，住房的外形、结构与内部装修上，合理搭配，划分出不同用途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空间，添置各类现代化的家具，更具有现代性色彩与实用价值；在基层政治层面，外出打工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新型乡村干部，为乡村治理注入了一些民主的因子；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的消费理念、婚姻观念及价值观念等都在发生改变；等等。无疑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理论能够解释的地方。 同样，结构主义理论在分析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带给流出地的变迁层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1]。具体说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经济类型与生计模式因为少数民族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而无法延续；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得更加异质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离婚现象增多、家庭不再稳定、权威身份变革、留守人群问题、违法犯罪问题；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公共文化活动参与者较少，传统民族文化无人传承与保护；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与妇女儿童成为流出地的人口主体，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性面临婚姻挤压问题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人口外流和外界人口流入民族地区带来的结构性变迁问题，可以纳入到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结构主义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用，而不是单纯地截然对立。事实上，民族地区乡村的变化说明了结构主义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综合起来进行解释的价值。“打工作为外部力量，改变了村庄内部的结构平衡，现代性深刻地进入村庄内部生活，从而导致村庄整体上的变化。”[7](63)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使得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民族地区增添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同时也使得民族地区原有的一些传统行业与产业类型失去了存续与发展的空间和动力，破坏了流出地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现代性的符号，比如新房子的修建、新企业的兴起，以及新文化的出现等。某些新出现的内容并非一定要取代原有的内容，而是形成了一种互补与共赢，给民族地区的乡村增加了现代性的气息。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影响的后果审视 到底如何认识与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的变化与影响?不可否认，作为行动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本身就充当了一个灵活的角色，其在社会经济转型中被城市文化所塑造，然后将这种文化带回去改变民族地区家乡的人们；同时，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扩充着城市的文化，增添了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内涵。“通过外出打工和返乡，农村中的个人和家庭使用、再生产和再创造了价值观和资源，为实现其目标而奋斗。这创造出一个连续的反馈机制，借此农民的外出打工和返乡成为一种内化于乡村的制度——农民工与非农民工都参与其间的制度，与其他变化过程的结果相互作用的制度。”[3](28～29)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社会行动者，其本身扮演着被改变与改变他人的角色，这说明他们是有追求的积极学习的行动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