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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爱尔兰人类学家瑞雪·墨菲有一种观点值得深思，即“在不否认城乡间人口流动带给农民的种种痛苦的同时，总的来说，涉足城市劳动力市场改善了农村的状况，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追求其目标提供了一条路径。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和返乡潮都是当代中国的新现象，所以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仍有待展露。”[3](213)这是对人口流动在推动流出地农村发展作用的肯定。有研究者通过对大理白族的调查发现，“人才流动可以减轻该地区人才过剩和浪费的压力，调整优化当地的人力与资本关系，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力、总产出及收入，未流动者的社会福利由此得到改善，这是一件好事。这部分外流人员可以大开眼界，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为他们日后回家乡服务奠定基础，实际上这也符合白族地区的实际利益。我们不应该指责那些流出者，更不应该干涉和阻挠这些人才外流”[11](88)。显然，不应该指责或者因害怕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流出地的民族地区负效应而禁止流动，而是应该看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于流出地发展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意义。 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流出地民族地区的积极影响，要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加大与强化；而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我们不能夸大这种负面影响，不应该因为担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某些消极影响就拒绝或限制其流动；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种负面效应，毕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的确影响到了民族地区。当然，我们更要看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乡村的革命性变化，较之于负面影响，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应该正确处理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在推进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处与平衡点。既要扩大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的正面效应，还要采取措施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带给民族地区的负面影响予以消减。 毋庸置疑，就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乡村的影响而言，既有现代化的深深烙印，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导致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短时期内甚至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民族经济与打工经济之于商业经济、乡村之于城市、西部之于东部的所谓“依附”。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城市化作用下的少数民族乡村并不会走向彻底终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不会走向消亡。但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地区村落的衰落与民族文化的嬗变则是不可避免的。有研究者发现，打工潮对于村庄的根本影响在于村庄生活意义系统的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建构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庄文化系统，才是农民工返乡之后得以安顿的根本[7](63)。这给我们消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乡村的消极影响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保持少数民族人口熟悉的民族文化氛围，让他们在回归家乡后能够体会到“家乡的味道”与“熟悉的旋律”，进而增加对家乡、对民族的热爱，通过外流行为宣扬家乡优秀传统民族文化，通过成功之后的回流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承续，避免民族地区“农村荒漠化”现象的发生。 注释： ①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笔者已有过系统的论述，详见《中国民族报》2014年4月18日至5月16日系列文章，以及发表于《宜春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的《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负效应》一文。 ②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提出，工业文明使得法国农民生活发生了转化，小农转变为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农民的终结意味着小农生产方式的终结。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书中，以广州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指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乡土社会的变迁与城中村的消亡。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村落与农牧民因受到城镇化及人口流动的冲击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终会走向哪一种情形，值得追踪关注。 ③海绵效应是指中国城市类似海绵，经济上行期时海绵扩展，从农村吸纳剩余劳动力；经济下行期时海绵收缩，农村劳动力被挤回农村。参见张德元.试论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的海绵效应[J].调研世界，2009(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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