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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冲击下的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 郑永流对国家法、自然法、民间法有效性及其有效运行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权威的失落是影响当代中国各种法不被实际遵从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但权威为何失落?其认为，权威在中国的失落，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4]就此，亨廷顿亦认为，落后国家不稳定原因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现代化。[5] 现代化与城镇化持续推进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权威受到极大的冲击与瓦解，但在部分偏远乡村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法持续推进并试图重构权威，但困境重重。在纠纷与社会稳定上主要体现为： 1.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背景下，纠纷集中化，政府维稳压力集中化。就政府管理层面而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带来了大量老人、孩子留守现象，也使得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呈现出时间上的集中化特征。春节期间大量青壮年返家，带回来务工期间收入的同时，也带回来诸多情绪。有了钱的村民春节回家期间相约赌博、相约喝酒，一较高下的情绪下，一些平时积累的小矛盾集中爆发，由此也带来了乡村纠纷与当地社会稳定压力的集中化。 司法所C所长：每年那些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回来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回来，父母就会有点冲，再加上情绪激动，一喝点酒就容易出问题。 派出所Y所长：现在的老百姓都在外面打工，留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我们的维稳压力基本上是在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回家听到家里有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去闹事。 面对这一纠纷与社会稳定压力集中化的压力，基层政府除加强防备，及时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之外，也较难采取有效措施。 2.多民族杂居场域下的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基于基长镇多民族杂居的现实，考虑当地的民族、宗族、家族治理传统及文化传承等多重影响因素，其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也难免带有民族性、地方性特点。这一点在当地发生的“阳地3·12案”中即有所体现(后文作为案例将进行深入分析)。除此而外，诸多日常纠纷也往往或多或少掺杂了民族性、地方性因素。 比如访谈中X主任说到偷牛盗马现象在水岩村和江寨村比较严重。基长镇水岩片区紧邻三都水族自治县，主体民族为水族、布依族。三都水族过端节期间一般会杀牛，一些村民或因养牛不足，或因经济困难便会产生偷盗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