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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独立承担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香港中大的那段日子，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千头万绪，我就像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没有后退的可能，只有一头扎在已出版的《甲骨文合集》分册里，开始做词汇摘录释文卡片。每一片卜辞含有不同类别的内容，如祭祀、田猎、职官、天象等，要做的卡片少则十几张，多则上百。在那个年代电脑还未普及（1983年我访港期间，时任大学秘书长陈方正教授，已开始尝试用电脑输入甲骨释文。当时尚有许多技术条件限制，没有成功，只好放弃。1996年开始，陈方正所长与饶公、我还有其他学者合作，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终于建立了甲骨文、金文、简帛的全文电子资料库检索系统，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虽然系统还不完善，但影响很大，成为学界创举。我有幸参与此项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许多与甲骨文相关的工作。很感谢所长对我的支持与信任，这可以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卡片全部用手抄录，需要有极大的耐力和静心。如此大的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团队，单枪匹马，按今天人的想法，简直有点不自量力。当时的我不知道哪来这股疯劲，竟然有如此胆识和勇气。在那个激情燃烧的1980年代，几乎每个人都在省思自己的道路，既然已经选择，我就不能让饶公失望，无论如何也要把《甲骨文通检》做好。然而这部《甲骨文通检》竟然使我与饶公、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结下了长达十七年的因缘，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 1984年4月，我回到安徽省博物馆，合肥的学术条件远不如上海，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停薪留职，回上海家中编《甲骨文通检》。这一想法获得父母的全力支持。1987年是人心思变、充满骚动的一年，上海掀起出国潮，我也被卷入这个潮流里。1988年，经胡厚宣、李学勤先生引荐，我作为辅助研究员参加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先生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项目。自此以后近十年，饶公与我和父亲的沪、港、东京三地通信不断。 这些信绝大部分是饶公与我和父亲讨论《甲骨文通检》编书分类、词汇及体例问题。对于甲骨文的分类，不光需要掌握原始甲骨资料，同时还要不断了解吸收甲骨学界的新成果。好在父亲可以为我提供国内最新的甲骨书籍和论文资料，在此期间，饶公也常常给予鼓励和指导。1987年5月21日饶公来信： 人名、地名数量如是庞大而复杂，是以后研究甲骨文之重心（若干难以辨认之文，皆在其间）。如何区分？是一难事！五期小字，须追溯摹本，及参考研究者成果，不必仓卒从事。分作二本，很是合理；惟人名、地名往往互混，仅能从上下文例加以推戡决定，望与令尊及朱先生共商体例。 当时在制定《甲骨文通检》分册分类提纲，父亲请了三位上海年轻的甲骨学者，即上海博物馆濮茅左，复旦大学叶宝民、朱顺龙，征求他们的意见。特别是茅左，因我1988年离开上海到东京，他参与了《通检》的很多工作，情谊隆厚，每每念之，深为铭感。经过反复切磋，我们将分册分类提纲寄给饶公审阅补充修改。1985年3月24日饶公来信： 闻《小屯南地》释文已出版，上海必已见到。《法国甲骨录》一书亦出版了，不甚重要，《英伦藏龟》不久亦必问世，均可兼收并蓄，使通检成为完璧。分类计划已看过，一些小问题，候见面再谈。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甲骨资料仍很难看到，只要饶公在香港买到重要的新书或新的学术论文，是他认为《通检》需要收录补充的，便会立即写信并复印资料，并且往往等不及邮寄，就托人直接从香港带来。1987年5月21日来信： 《天理》影本此刻谅已收到，望即将补充索引寄下，全书即告成功。顷已收到。缺页候影寄。《丙编》拟作为我们《通检》的附录，虽有重复，可无问题。《丙编》在缀合上极重要，《小屯》分甲、乙、丙、丁四编，丁编为坑位记录，现亦逐渐刊布矣。 《甲骨文合集》13册计41965片卜辞，要一片一片摘录，繁琐不堪。五年下来，我做了十几万张分类卡片，还用颜色和线条来区分每张卡片的类别，家里的衣柜也被我改装成了卡片档案抽屉。这项工程，极大地考验了我的毅力和耐心。然而我又何曾想到，日后为这部《甲骨文通检》，我竟然一掷十年岁月。感谢我的父母，那些年给予我精神慰抚和温暖，若不是他们给了我一个避风的港湾安顿，我何以扛得过那些倍受困扰的日子？1984年至1991年，用母亲的话说，我就像一个吉卜赛人，居无定所，合肥、香港、上海、东京，游离世外。如果说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旅途，那么我遇到饶公是偶然，也并不偶然。那些年我付出了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代价，也得到了不是普通人能得到的厚爱，为此，我要感谢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