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與金文專輯”
    （張懷通先生近照）

張懷通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作者簡介：張懷通先生，男，1963年生，河北青縣人，歷史學博士，現任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致力於先秦史及華夏口頭傳統的研究。發表学术論文四十多篇，專著《〈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一部，論文集《先秦史論集》（中國古文獻出版社2014年）一部。

虢伯捱簋，傳西安出土，現藏美國米里阿波里斯美術館。有銘文四十二個（含重文二，合文一）^[1]，收錄於《殷周金文集成》，編號8.4169。虢伯捱簋是西周中期器物，記載了虢伯捱隨從周王征伐并受到賞賜的史實。爲了便於考察與研究，現將其前半銘文隸定如下：
    
    
    
    虢伯捱簋
      
    
    虢伯捱簋铭文
    唯王伐逨、魚，遂伐渤、黑。至，燎于宗周。賜虢伯捱貝十朋。
    自清末學者吳大澂，到當代學者于省吾、楊樹達、陳夢家、唐蘭等，都對虢伯捱簋的文字進行了釋讀，取得了很大成績^[2]。但由於受各自時代條件的限制，學者對其中一些重要字詞的釋讀仍未能達詁，致使對相關史實的認識也未能深入，此其一。其二，由於專注於文字的釋讀，沒有留意整體結構，因此未能發現其與《逸周書·世俘》在敘事方式上的相同，從而失掉了一個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的佳例。有鑒於此，筆者嘗試著在前輩學者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陝西扶風黃堆鄉強家村西周窖藏出土的青銅器師
    

一、“虢伯捱”考釋

虢伯捱是作器者，捱是私名^[3]，伯是行輩，虢是氏。虢字作
    

將該字隸釋爲郭、虢，依據的是1974年12月陝西扶風黃堆鄉強家村出土的師
    
    

   虢氏在西周時代主要有兩支，即西虢、東虢。西虢始封之君是文王之弟虢叔，東虢始封之君是文王之弟虢仲^[9]。東虢史實，目前材料較爲缺乏，我們知之甚少。西虢史實，由於有《君奭》等文獻的記載^[10]、相關西周青銅器的出土及釋讀，我們的了解相對要多一些。
    陝西扶風黃堆鄉強家村出土的西周窖藏青銅器共七件，其中有銘文的五件^[11]，同屬於虢叔氏小宗虢季氏家族。五件器銘顯示西周早中期西虢大宗虢叔氏與小宗虢季氏的世系及其對應關係是：
    
       朱鳳瀚先生說：“伯大師，行輩爲伯，而且就任大師之職，當屬此一共祖家族的大宗本家”，“伯大師屬虢叔氏，此說明虢叔氏曾一度世任王朝大師，而虢季氏爲其小宗，世爲王朝之師，歸大師統轄，表現出宗法關係與政治等級的統一”[12]。大師，在西周時代是顯赫的要職，《詩經·小雅·節南山》說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詩經·大雅·常武》說大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都表明大師是周王朝的軍事統帥[13]。因此“伯大師”應該是一位職高權重的武官。
    這位“伯大師”大約生活於穆王、恭王時代，其父的行輩、官職不知，大約生活於昭王時代，其祖“公上父”的時代應在昭王以前[14]。這位“伯大師”的下一代，小宗只稱其爲大師，而不稱其爲伯[15]。這表明冠以“伯大師”稱謂的人，最多有兩世，時代範圍大約在昭王後期、穆王時期，以及恭王前期。
    再來看虢伯捱簋。虢伯的氏是虢，行輩是伯，此其一。其二，虢伯生活的時代大約在昭王、穆王之間。陳夢家先生說：“此器花紋近於靜簋而稍晚，與井季簋、卣花紋相同，可定爲昭、穆間器。”^[16]唐蘭先生則將其定在穆王前期^[17]。其三，虢伯跟隨周王出征，並且受到了賞賜，應是周王身邊的親信，且建立了武功。既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小臣”之類，就不排除其身份是高級將領。將這三點綜合起來考慮，筆者認爲，虢伯捱很可能是以西虢虢叔氏大宗的身份而在穆王時期擔任大師之職的“伯大師”。

二、“逨、魚，渤、黑”考釋

逨、魚，渤、黑，先輩學者多將其讀作逨魚、淖黑。陳夢家先生只進行了隸定，沒有考釋^[18]。唐蘭先生說“均地名，或是氏族國家？待考”^[19]。劉節、于省吾二位先生皆認爲“逨魚”就是“萊夷”^[20]。這些學者的做法或釋讀，對筆者有很大的提示與啟發作用。
    筆者認爲，上古時代的地名，雙音節的少，單音節的多，因此應該將其讀作逨、魚，渤、黑。逨，學者或隸釋爲徠、萊^[21]，逨、徠、萊，所從都是來，可以相互通用。陳槃先生說：“《魏石經》，往來字作‘逨’；《玉篇》：‘逨，古來字’。蓋萊古作‘來’，故亦通作‘逨’耳。”^[22]所謂逨、徠、萊、來，指的都是東夷的萊。據陳夢家、李學勤等學者考證，萊的地望在今山東省膠東半島渤海之濱的黃縣，與周王室同爲子姓^[23]。
      魚，在商周時代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國族，由出土於安陽殷墟西北岡1001大墓殉葬坑的兩件魚鼎可知^[24]，魚氏在商代有較高的地位，與商王的關係較爲密切。此外，魚族青銅器除了出土於安陽、周原等地，還出土于遼寧省凌源、喀左，以及山東省青州^[25]。由此判斷，其地望大概也在渤海附近。
      渤，字作
    

    黑，與渤相鄰，地望當也在今山東省渤海之濱。
     考釋了逨、魚，渤、黑的族屬或地望，就可以對穆王征伐的過程進行推測：穆王這次征伐東夷，先是征伐了位於今山東省膠東半島一帶的逨、魚，勝利以後，又乘勢征伐了位於今渤海之濱的渤、黑。逨、魚是這次征伐的主要對象，渤、黑是征伐勝利後爲擴大戰果而繼續征伐的對象，二者有主次先后之分。因此虢伯捱簋對於兩個不同征伐階段的敘述，使用了一個過渡詞語“遂”。
        遂字做
    

虢伯捱簋的兩個主要問題已經初步解決，現在將其意譯如下：
    穆王征伐東夷萊、魚，乘勢又征伐了渤、黑。勝利凱旋後，在宗周舉行了燎祭。虢伯捱受到穆王十朋貝的賞賜。

三、虢伯捱簋與《世俘》敘事方式比較

虢伯捱簋對於征伐對象以及班師、祭祀經過的敘述，很有條理性，也很有節奏感。大致可分爲三個層次：第一，“王伐逨、魚”；第二，“遂伐渤、黑”；第三，“至，燎于宗周”。這三個層次，與《世俘》對於武王伐紂經過的敘述方式基本相同。
    首先，《世俘》記敘了牧野之戰的經過，“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32]。其次，記敘了牧野之戰勝利後乘勢征伐商人屬國的經過，“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百【伯】韋命伐厲，告以馘俘”^[33]。第三，記敘了武王班師回到鎬京舉行祭祀與獻俘的典禮，“武王朝至，燎于周”^[34]。
    牧野之戰是武王伐紂的主戰場，征伐商人屬國是伐紂之役的繼續，對於這一過程的記敘，由於載體是簡帛，所以能夠鋪展開來寫，而不必使用過渡性詞語。相對而言，虢伯捱簋是青銅器，用於書寫的面積有限，所以對於戰事過程的記敘較爲簡略，但爲了顯示戰事的前後主次關係，就使用了“遂”，這一“繼事之辭”^[35]。二者行文的微異，正好反證了戰爭態勢的基本相同。
    虢伯捱簋與《世俘》在敘述班師回到鎬京的細節時，都使用了同一個詞“至”。至的含義是到達，但在具體語境中，既可以是前往與返回的雙程的到達，又可以是只有前往而無返回的單程的到達。虢伯捱簋與《世俘》使用的都是雙程到達的至。不惟如此，《世俘》在對武王派兵遣將征伐商人屬國的敘述中，一連使用了五個至，也都是雙程到達的意思^[36]。
    西周青銅器銘文在記敘周王或將領征伐勝利後返回朝廷的細節時，所用詞彙，既有至，也有返、歸、還。比如：乖伯簋的“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小臣單觶的“王後返，克商，在成師”。
    

《世俘》對“燎于周”及之後的獻俘、祭祖、祭天、祭社等活動，敘述得較爲詳細，相對地虢伯捱簋只用了四個字“燎于宗周”，這也是受載體的局限而造成的結果，無可厚非。二者的敘述雖有繁簡的差異，但所用字詞、語句幾乎相同，卻是不爭的事實。
    唐蘭先生曾將虢伯捱簋的“燎于宗周”，與《世俘》所載獻俘儀式中的“燎于周廟”進行對比，得出“此當亦是燎祭於宗周之廟”的結論^[38]。顯然是將比較的著眼點放在了燎祭的地點“廟”上。既沒有留意二者所用字詞、語句的相同，更沒有以此爲基礎，將虢伯捱簋與《世俘》的內容結構、敘事方式進行比較，從而爲我們的探討留下了較大空間。

四、結語

以上對虢伯捱簋記載的史實進行了粗略探討，並在此基礎上將其與《世俘》的敘事方式進行了對比，現在將所得認識歸結爲如下四點：
    一、虢伯捱簋是穆王時代的器物，作器者虢伯捱可能是西虢虢叔氏大宗，在王朝擔任大師之職。該器記載了虢伯捱隨從穆王征伐東夷萊、魚，渤、黑，勝利凱旋後在宗周舉行燎祭的史實。
    二、虢伯捱簋對於戰事的敘述，與《世俘》對於武王伐紂過程的敘述，不僅所用字詞、語句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所用方式也基本相同，致使二者的篇章結構也大體對應。只從篇章結構角度講，虢伯捱簋就是《世俘》的簡本，《世俘》就是虢伯捱簋的繁本。
    三、虢伯捱簋與《世俘》敘事方式基本相同，是因爲二者所記戰事的態勢也基本相同，都是先征伐主要敵人，然後乘勢征伐敵人的屬國，以擴大戰果。這樣的戰爭方式，顯然與定點征伐有很大區別。在目前已知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所載西周時代周王親征的戰事中，是絕無僅有的兩例。
    四、虢伯捱簋與《世俘》在一些字詞、語句方面的相同，表明《世俘》原始材料的時代當在穆王以前，也就是西周早期。虢伯捱簋與《世俘》敘事方式基本相同，而篇章結構有繁簡之別，表明《世俘》的改編成篇當在穆王以後，也就是西周後期。總之，《世俘》是一篇西周文獻，可有虢伯捱簋再次確認。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魯鑫先生的幫助，特此致謝！）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353、2574頁。
    [2]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說文古籀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頁。
    于省吾：《雙劍誃尚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9頁。
    楊樹達：《
    

楊樹達：《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7頁。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2-344頁。
    [3]該字隸定爲捱，從唐蘭先生說。見氏著《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4頁。
    [4]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說文古籀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頁。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7頁。
    [5]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3頁。
    [6]周法高先生說：“郭字與墉字古通，郭爲陽部入聲鐸部字，見紐；墉爲東部字，喻紐四等，二者之相通，亦猶橐字與東字相通也。”見《金文詁林》（第七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第3513頁。張亞初先生也認爲墉與郭相通，見氏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5頁。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不同釋讀，大家可以參看《古文字詁林》（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5-535頁。此不贅述。
    [7]陳槃先生說：“又有
    

[8]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9]參見《國語·鄭語》韋昭注，《國語·周語上》韋昭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83、5頁。
    [10]《尚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48頁），《新序》云：“武王學乎郭【虢】叔”（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646頁），《韓詩外傳》云：“周公學乎虢叔”（韓嬰著、周廷寀校注《韓詩外傳》，《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71頁），虢叔的後代在王朝世任大師之職，可能緣於虢叔在周初有較高的政治地位。
    [11]吳鎮烽等：《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1975年第8期。
    [12]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3頁。
    [13]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頁。
    筆者按：張、劉二位先生認爲：“大師前冠以伯仲之稱，似乎暗示我們，西周之大師可能設有二人。伯大師、仲大師即大師有正副之別的證明。”見氏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將伯仲看作正副，不可取，本文未予採納。
    [14]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3頁。
    [15]朱鳳瀚先生說：“師望鼎中師望自稱‘大師小子師望’，此大師未必是上述伯大師，也有可能是伯大師之子。”見氏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3頁。
    [16]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7頁。
    [17]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2-344頁。
    [1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7頁。
    [19]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3頁。
    [20]劉節：《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論》，南京，正中書局，1948年，第42頁。
     于省吾：《雙劍誃尚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9頁。
    [21]釋“徠”的是張亞初先生，見氏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5頁。另外，逨字，學者或隸釋爲速、跡、述、弼、佐。以及逑等，見湯馀惠《讀金文瑣記（八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98年；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本文依從傳統觀點，釋爲逨。
    [22]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39頁。
    [23]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8-119頁。
     李學勤：《重論夷方》，《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24]《集成》3.1126,3.1127。
    [25]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364-365頁。
    [26]姚孝遂等：《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100頁。
    [27]《集成》16.10176。
    [28]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頁。
    [29]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83、384頁。
    [30]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015頁。
    [31]楊樹達：《
    

    筆者按：除了遂之外，學者還釋爲誕或延，見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2、28、154頁；李學勤《柞伯簋銘考釋》，《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李學勤《邿子姜首盤和“及”字的一種用法》，《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5頁。
    [32]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54頁。
    [33]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54、56頁。
    據張懷通先生研究，《世俘》文本之夾雜在征伐商人屬國中間的一段文字，即從“辛亥，薦俘殷王鼎”到“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是錯簡。見氏著《<世俘>錯簡續證》，《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4]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57頁。
    [35]《穀梁傳》桓公八年，《春秋三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7頁。
    [36]張懷通：《乖伯簋與<世俘>文例》，《中國史研究》，待刊。
    [37]西周中期，《集成》8.4331；西周早期，《集成》12.6512；西周早期，《集成》5.2739；西周晚期，《集成》5.2810。
    [38]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