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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牧草林地”的萎缩及其生态后果：保护“自然面貌”原则之弊 在保护自然面貌的管理原则下，公地上两项古老的林地管理活动矮林平茬(coppicing，即砍掉一棵树以促使树桩长出更多树干)和修剪树冠被视为有害的活动。禁止砍伐和修剪活动是多数公地保护法案共同强调的内容。这些法案生效后，公地的管理机构通过赔偿、罚款等措施对这些活动进行了禁止。虽然埃平森林的放牧权得以保留，但修剪树冠活动的终止表明古老的“牧草林地”(wood-pasture)模式遭到破坏并逐渐被保护“自然面貌”这一新型管理模式所取代。法律对古老林地管理活动加以禁止导致“牧草林地”中的某些物种如树木等取得生态优势，而林下植被则逐步呈现减少或萎缩的生存状态，结果森林生态丧失了多样性，由此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生态影响。 历史文献记载表明，“牧草林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利用模式，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在前现代的欧洲普遍可见。[24]按照英国景观史家奥利弗·拉克姆(Oliver Rackham，1939-2015年)的分析和推测，埃平森林的牧草林地模式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25]在这种土地利用模式下，公地集体成员有权砍伐公地上的树木以及在该地的开阔草地或石楠地上放牧牲畜，而砍伐活动既能延长诸如橡树、山毛榉和鹅耳枥等树种的寿命，也能为鸟儿提供巢穴，腐朽的木头还能为真菌提供营养源。至今埃平森林大约有5000棵古树，多数树龄超过400年，便是这些实践活动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牧草林地”也可被视为该种土地利用模式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独特景观，即它通常指在开阔的草地或石楠地上长有树木的多功能景观：草地为牲畜提供牧草，树木分别为动物和人类提供食物(树叶、坚果)和燃料(薪材、木炭)等，土地、植物、动物浑然一体，古老的鹿苑或有林公地均属于这种景观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景观里，“矮林平茬”和“修剪树冠”是两项常见的林地管理实践活动，旨在增加树干与树枝量从而生成更多食物或燃料，在埃平森林修剪树冠活动更为常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拉克姆所言，牧草林地系统中的鹿、牛、羊和树木之间存在一种利益矛盾：当树木越多，牧草就越少，当牧草减少而放牧的牲畜越多时，树木就越难以更新。这种矛盾最终将导致生态系统失衡，但是埃平森林因稀疏平原上的放牧和修建树冠活动调和了这种矛盾。修剪树冠活动不但通过减少树木的自然更新问题使树木受益(因为被修剪的树木拥有无限寿命而无需新树木替代)，而且通过林下植物提供更多食物使牲畜受益。[26]正是这种“互惠共生”模式促使埃平森林形成了复杂多样且平衡稳定的生态系统。直至19世纪70年代，埃平森林还是一个由被剪树枝林地(pollard woodland)、石楠地(heath)、沼泽、中性草原(neutral grassland)和水生环境镶嵌而成并维持着平衡的马赛克式生境。[27]其中动植物种类繁多，本土树种就包括橡树、山毛榉、鹅耳枥、桦树、枫树、山楂、黑刺李、稠李等多种。[28]另据詹姆士·克龙比(James M.Crombie)统计，在19世纪80年代前埃平森林的地衣种类共达171种(包括变种和变型)。[29] 但是，自18世纪晚期以来，因工业革命、农业改善、林业科学化、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等新情况的出现，林中不区分“放牧”与“砍伐”的活动被改革者视为前现代农业体系的残余而过时了。[30]在一个逐渐迈入专业化或专门化的时代，多功能产出模式因所谓的质量和效率低下而不再受欢迎，逐渐被集约型草地或耕地与郁闭林取代。结果，放牧与林地分离，以致多功能景观管理模式演变为单一的管理模式。[31] 与此同时，18世纪后期，曾经一度受到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农学家、林学家赞同与推崇的修剪树冠活动逐渐开始受到谴责。这之前的英国，多数人并不反对修剪树冠，直到18世纪中叶，这项活动仍被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农业作家所赞同或提倡，如摩西·库克(Moses Cook)、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1700-1758年)。④然而，18世纪后半期的一些农业评论家开始认为这项活动是一种有碍进步的残存，农学家阿瑟·扬(Arthur Young，1741-1820年)是反对修剪树冠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曾写道：“关于木材管理，我只能说，从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向南到格拉摩根郡的布里真镇，以及位居其间的伦敦和切姆斯福德，这些地方的树木几乎都被修剪而如同五月节花柱一般，如出一辙。当刚被修剪时，只留下树梢的一些树叶。这是一项极其野蛮的习俗，不但破坏其美丽，而且对木材绝对有害。但是，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Suffolk)与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地区却幸免于这种可憎的实践。”[32]此外，英国土地测量员约翰·米德尔顿也曾指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许多树篱因修剪树冠而受损，这是因佃户的粗暴砍伐所致，应该砍掉已被修剪的树木，立法保护小树免遭砍伐，并对违规的佃户惩以罚金等。米德尔顿将修剪树冠活动斥责为一种“野蛮的实践”。[33]对这项古老活动重要性的认知在18世纪后期开始下降。那么，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及总结可知，导致变化的因素大致有三：第一，在效益方面，17世纪后期，人们已开始认为修剪树冠活动是一项生产木材或饲养牲畜的过时方式。广泛的圈地运动和土地管理的现代化导致农业与林业的分离，修剪树冠活动逐渐被边缘化，因为这一活动既不能生长出高品质的木材，也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饲料，而干草、苜蓿和芜菁逐渐取代树叶成为牲畜的冬季饲料，同时19世纪以来乡村用煤量的上升使薪材的重要性降低。第二，在土地所有制集中方面，对改善农场与私人财产的人而言，诸如修剪树冠的活动利益甚微，对小农和公地集体成员有益，但对大土地所有者有害。第三，在艺术方面，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景观自然化的潮流逐渐兴起，在这种风尚下，修剪树冠逐渐被视为一种不自然的活动，因而受到19世纪初期诸多园艺学家、植物学家的抨击。如英国园艺学家约翰·克劳迪厄斯·劳顿(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年)认为，被修剪过树冠的树木多数情况下都呈现出“有害的畸形”。[34]英国植物学家约翰·伦纳德·纳普(John Leonard Knapp，1767-1845年)认为，这项活动应该受到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它是阳光下的罪恶，在人们中普遍可见”。[35]总之，这三种因素使得在17世纪初还被视为一种“好的、田园式的”的修剪树冠活动，到18世纪后期则演变为一种“倒退的、野蛮的甚至颇具威胁性的”活动。[36] 如同美国那些倡导国家森林公园的先锋一样，19世纪英国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秉持不应该干扰自然环境的观点。[37]1874年，当埃平森林诉讼案获胜后不久，就有人写信给《泰晤士报》倡议废除埃平森林修剪树梢和砍伐树枝的活动。[38]在1878年通过的《埃平森林法》中，虽然放牧权得以延续，但砍伐权被终止。埃平森林的护林官巴克斯顿视修剪树冠为“破坏性习俗”、“残忍对待”和“对自然多样性与宏伟的破坏”，因其导致了人为而非风景如画的景色。[39]进而他强调，“自然面貌”对森林具有特别意义，森林的托管者有义务遵从《埃平森林法》的规定尽可能始终对其进行保护。[40]因此，尽量维持公地的自然面貌或者不干涉的态度，逐渐成为管理模式的核心，并主导埃平森林的管理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一管理模式的形成意味着，塑造森林景观与生态的旧有经济实况已不复存在，农业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的利用埃平森林的经济模式亦在消失。与此同时，这些地方的休闲价值却在逐渐上升。可见，经济增长模式、现代化思维与艺术价值观念的变化共同促成了新的环境管理模式。 然而，这种管理模式却深埋隐患，其消极后果在20世纪迸发。埃平森林自1878年开始在伦敦董事会的管理下，成为一个公众休闲场所。修剪树冠活动的终止导致大型树冠的形成，遮挡了到达地面的阳光，结果造成林下植被层(如草本植物、附生蕨类、地衣和苔藓等)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双重减少。进而，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也受到了影响。[41]尽管埃平森林的放牧权得以保留，但放牧牲畜的数量却因农场的减少和道路交通威胁的增加而在持续下降，放牧强度的降低导致生命力更为顽强的灌木丛和粗草侵入石楠地和草地。另外，过度疏伐古老的被剪树木(pollard trees)和森林沼泽地排水等因素一起改变了森林的生态结构。据詹姆士·克龙比统计，在19世纪80年代埃平森林的地衣种类已减少至85种，且现存种类的数量仍在急剧下降，变得稀少难觅。在他看来，地衣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古老树木的摧毁，尤其是橡树、白蜡木和榆树(地衣主要依赖这些树木共生)，其次是光线和水分的不足。[42]拉克姆在1978年曾指出：森林中的平原因桦树或橡树的侵入而变成了林地；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巴克斯顿时代仍广泛覆盖着森林并被法案保护的石楠植物的丧失，这主要归咎于树荫；20世纪70年代，桦树覆盖了从前位于浅薄土壤上的大量开敞地，山毛榉的数量胜过了橡树和鹅耳枥。[43]这种结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终止修剪树冠活动密不可分。 总之，自19世纪晚期以来的保护“自然面貌”的管理政策对森林生态的影响清晰可见，过去百年来的生态趋势是“单一化”(uniformity)。[44]同时，1878年埃平森林托管者继承的马赛克式生境逐渐呈现斑块化和孤立化。曾被巴克斯顿等人宣扬的回归“自然面貌”如同评判者所言：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并未变成现实。[45]反讽的是，许多历史特征却因一味追求“自然面貌”这种“幻想”而被牺牲，当初旨在防止森林免遭更大破坏的保护“自然面貌”原则适得其反，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生态后果。 “牧草林地”这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表明，人类自身作为生物体之一是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内在组成因子，和谐生态环境的生成是人与自然协同演化的结果。恰如马尔滕所言，“人类导致的演替不总是有害的”，他们既“可以利用自然过程使生态系统变化到某个他们需要的生态演替阶段”，也“可以组织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以使生物群落保持在某个想得到的演替阶段”。[46] 英国历史上的“牧草林地”景观就是人类促成的一种有益的生态演替，人们适度的放牧和砍伐活动增进了生态多样性而达致一种相对和谐共生的图景并长存数世纪之久。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模式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积极参与到生态演替中的人类活动逐渐受到质疑并遭唾弃。19世纪晚期，当伦敦公地从铁路公司的魔爪中逃过一劫之后，保护者极力主张在公地生态系统中减少或清除一切带有“破坏性”的人为因素，小心翼翼地采取保护“自然面貌”的管理原则。这种一味强调人类活动定会破坏自然环境的思维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增强，至20世纪初期达到顶峰。吊诡的是，这种将人与自然相隔离的自然主义式管理原则，却因人类活动的缺失而造成公地生态系统逐渐丧失了活力与多样性，反而违背了保护初衷。把人类从公地生态系统中抽离出来，将其置于欣赏者与旁观者的位置，是陷入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 综上所述，把人类视为有益生态演替中的一个积极因子并适当恢复其在生态网络中的活动至关重要，这点正在成为生态学时代的共识，英国埃平森林“牧草林地”演变的历史个案不但有助于深化这种认知，而且能为修复全球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提供镜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