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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太寂寞的缘故，从小就爱书。记得小学三年级了，放学回家，没有耍伴，连当时十分普及的《小朋友》都没有一本，无意间从邻居老人那里找到一本闲书，大概是一本破旧的石印绣像《七侠五义》，竟足以消磨做完作业以后那段漫长的余暇。久而久之，从无聊的泛读中发现，书原来是另一个可歌可泣的世界；或看像后来在什么书上听说，书是一座可以装在口袋里的花园。待到长大起来，在社会上颠颠倒倒，书又成了我的避风港，也不妨说，是解愁或壮胆的药剂。一般说来，很少根据旁人所谓的客观价值，往往是以主观心灵从中受到的震撼程度，来判断一本书的意义：这种态度恐怕是不够健康的。 据说勤学的人懂得借书来读，因为据说借来的书可能逼着他赶快把它读完。我不是个勤学的，也不欢喜向人借书；不过，我不借书，并非仅仅不勤学，还因为一生怕向人借东西——小时候，妈妈向人借钱过日子的日子，算是过伤了。当然，书不是钱，借了不愁还不了，可还是不愿去借，或许是将心比心，自己就不愿把书借人的缘故。 不愿借而又爱，便到书店里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更加痒痒的，于是养成了逛书店的嗜好。逛而不买，时间一长，又会引起书店伙计的疑心，说不定被人当贼来防，虽说是“雅贼”，那味道也不好受；如仍舍不得恹恹而去，总得硬着头皮，挺起腰杆，买它一两次才行。亏得那时的“收入”，除过年一点可怜的压岁钱外，还有大人每天给吃早点的三枚铜板；要是看中了什么书，倒可以指望这笔会一天天多起来的款项去买，如果有决心放弃早点的话。果然，实行半绝食制一些时，终于买到了一部向往已久的《水浒传》，一共三本，一折九扣的大达书局版。抱回家来，特地找张废牛皮纸把它包好，还用肥皂刻上自己的名字，涂上红墨汁，印在扉页上，这就是除课本外可以据为己有的第一部书。几十年采，就这样不但可以自己绝食，后来甚至挪用孩子的保育费，陆陆续续从新旧书店买回了不少令人心里痒痒过的书。这些书买了回来，从来不肯摆在桌面上备用，而是用各种容器（或套或盒或箱或柜）装着给“供”起来，除非不得已，是不轻易拿出来读一读的。 然而，终于不是藏书家，也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了。不仅因为买不起什么善本，不懂得什么考究的版本，也不仅后来年逾耳顺，还没福气弄到一块可以放书柜的空间——更切实的原因是，一生因书累而有过四次惨痛的经验，证明自己不配当藏书家，或者按迷信的说法，书和我互为克星，说不定一本书也不收藏，彼此反倒可能弭祸消灭呢，阿弥陀佛！ 且说采用绝食的办法，居然拥有了几十本书。除那部《水浒传》外，还买到另几部著名古典小说（奇怪的是，后来爱不释手的《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时竟无缘映入我的眼帘），还有《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还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启蒙性的古典诗文集，还有《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等绮语书翰指南……基本上是古汉语、旧文学，以及难免随之而来的一股酸腐趣味。不知怎么搞的，里面还羼进了两本新文学作品，一本是鲁迅的《呐喊》（可能其中好几篇上了国语教科书的缘故），另一本是巴金的《灭亡》（可能作者是除鲁迅外最为我耳熟的一位作家吧）；还有一本刚出版的韬奋的《经历》，是比我年长十九岁的胞兄送给我的唯— —本“闲”书，它使我初步了解包括“七君子事件”在内的许多国家大事。此外，还有一部商务版李登辉编著的《英汉双解字典》和林语堂著《开明英文文法》，我的英语就靠这本书打的基础。1938 年夏天，初中毕业，正怡然自得于自己的精神宝藏之际，倭寇打到故乡武汉来了。不愿做亡国奴，就得背井离乡，向西逃亡。从没出过大门，对人生几乎一无所知，行前反复掂量，只觉得那本英文法和英汉字典升学有用，应当带走。其余的书怎么办呢？眼睁睁只好用一块破被面包好，还用线缝好，拜托隔壁朱大妈保管一下，她说过她“死也不会走的”。看来我当时是个“速胜论者”，以为过几个月就会回来重读它们，想不到一别就是十年，等我果真“凯旋”而归，朱大妈已故世多年了，她的儿女们还在，可他们怎么也记不得，我对他们的母亲有过什么拜托……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剥夺的第一次经验。 第二次是在 1947 年，那时似乎已经成人，在社会上混了几年，正在重庆教中学英语。逛书店的嗜好未曾稍改，而且眼界宽多了，手头也松多了。加之同学兼同事的李兄从旁鼓动，两人经常到附近（上清寺一带）旧书店一呆呆半天，偶有所得，还顺便买回黄酒豆腐干对酌相庆。这时，毕竟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谈不上什么文化气氛，难得碰到多少好书，有一两本也很偶然，说不定是原主遭故，不得已才脱手的。要是把当时购得的书开个目录，则既可见出时代风貌的萧飒，也反映了本人精神上的芜杂。记得曾经为之高兴过一阵子的收获有：斯诺的原版《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原版《中国战歌》，一部麦克米伦版的英译《悲惨世界》，一部“人人丛书”版的《培根文选》，一部战前商务版的英译《庄子》等。有时从卖得并不便宜的一些花花绿绿的美军版小册子中间，往往挑得到不少英美名著，如《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红字》、《愤怒的葡萄》、《烟草路》、《我名叫阿郎》等，以及桑德堡、狄金森的诗集。还值得一提的是法乌勒兄弟编著的几本牛津版英文字典，是经林语堂博士著文推荐，才留意弄到手的；特别是那本《现代英语用法字典》，正是它，才逐渐使我把英语精读当作一种享受。此外，在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还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莫斯科版英文图书，如《联共（布）党史》、高尔基的《母亲》和期数不全的《国际文学》。……这时，日本投降快两年了，达官贵人和名士学者早已在被收复的失地上安居下来，而流落他乡的蚁民如我辈，对昂贵的船票、车票或机票仍不敢问津，只好等机会争取当“黄鱼”（即向船员行贿上船、一路上必须躲躲藏藏的乘客）。一家三口当“黄鱼”，怎么也办不到，只好让妻女跟亲友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再想门路。为了便于“打乱仗”，不得已把几年收罗的那些书装了两箱子，交给暂时不走的李兄保管，又像 1938 年那样欺骗自己，以为不久就会回来再见的。离开重庆那天，开船前半小时，李兄恓恓惶惶提着一包袱书，赶到码头上来送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哟，这几本工具书还是带走吧，将来用得着的。”那就是法乌勒的几本字典，迄今还留在我身边，没事随便翻翻，真令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至于留下来的那两口箱子，连同关在里面的一缕缕青春的梦想，据李兄后来离川前来信说，他把它们又交给了另一位朋友。解放以后，那位朋友路过武汉去北京，我和他一起话旧，顺便提到那两箱子书，他讶然而又淡然地回答：“早不知给谁包了花生米啰…… 如果说，解放以前的离乱使人成不了一个藏书家，那么解放以后，安居乐业下来，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以致几十年，只要有兴致，有闲钱，有运气，逛书店的收获是会很可观的。事实上，先在武汉，后在北京，除了组织上赠阅的一套“干部必读”和三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我已进了监狱）外，还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不少新书，例如鲁迅的全部散本（《全集》也是后来才出版的），苏联的各种新小说，以及三位“斯基”的所有译本等等。更富于闲适情调的是，从旧书店买到了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外文书。东安市场的中原书店（后来并入了中国书店）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从那里竟买得到不少值得炫耀的英文书。当时由于俄语热，一般英文书不值钱，故常碰得到一些名贵版本，如纽约汉米尔顿书店 1911 年豪华版《莎士比亚全集》（共十卷，附插图、评论及注释，是已故吕荧兄 1949 年文代会期间陪我一起买的），伦敦某书店精装本《狄更斯全集》（单缺一本《双城记》，后以一本散版配齐），美国费城乔治·巴里父子书店预订版《人间喜剧》英译本（共十册），《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英译本（共两厚册）；还有“现代丛书” 版《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草叶集》；还有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迪让的《哲学的故事》、爱默生的《伟人传》、威尔士的《世界史纲》；还有小泉八云在日本帝国大学的文学讲演录四种，约翰·梅西的插图本《世界文学史纲》，以及一部有三位书主分别在 1877、1929 和 1947 年签过名的《世界文学手册》……这一大堆内容或古或今，文种或中或西，排字或横或竖，版次或新或旧，开本或大或小，纸张或洋或土……谈不上什么章法，更无体系可言的图书，有的是当机立断，有吃经过反复踌躇才买下来的，无不倾注了购书人作为半个书痴的心血，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精神宝藏。于是，为了它们，特地在不到 10 平方米的卧室兼起居至里，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玻璃书柜；它们挤着立在里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书脊，在令人感到莫名的满足的同时，仿佛又在向它们眼前的拥有者挑战：看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每一页读完？ 想不到 1955 年，飞来了一场横祸，本人被收审，信札文稿被查抄，还连累到那个刚买不久的书柜，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剥夺的第三次经验。这次被抄走的图书，除了同案人的一些著作外，还有一些与案无关的散本；那些散本之所以被查抄，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违碍处，估计是里面有一些杠杠道道，以及一些简略而古怪的批语，收审当局意在从中搜索有关案犯的“反动思想” 吧。但是，谢天谢地，成套的鲁迅还在，几帙线装古籍还在，所有外文书册还在。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己身陷囹圄，不但不知道，连想也没想到。对我而言，特别值得感激的是，隔离一年之后，被恩准可以阅读书报了。贤妻了解我的如饥似渴的心态，便把那些宝贝外文书满满装了一木箱，想方设法送到我被单身监禁的地点来。曾经多次系狱的尼赫鲁在自传中说过，狱中忌三事，读小说，听孩子哭和听狗叫。据云，三者都会使囚徒想起失去的生活。从而扰乱了他服刑所必需的平静心理：这是地道的经验谈。然而，我却正是依仗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指点，一步一个脚印地度过那一段漫长的可怕的孤寂岁月。当然也可以说，没有那段孤寂的岁月，恐怕永远未必会那么仔细地把那些书读完一遍；但更不待言的是，如无那一股股精神的甘露，我也一定会像别的难友一样，枯死在沙漠似的无垠的孤寂里。尼赫鲁的经验谈诚然真实，想不过是千变万化的囚徒心理的另一面……几年以后，获释回家，那一木箱书也跟着回来了，它们同我更有一番相依为命的情谊，其身价自非一般藏书可比。到 80 年代，冤案平反，被查抄的信札文稿陆续发还，那些散本图书虽随着回来了几本，大部分据说年深月久，人事多变，已纷纷散亡了。一位在××大学教古代汉语的黄老先生与我为邻，曾经几次告诉我，他们那里图书馆里就有不少我签过名、盖过章的书本，问我为什么不去要回来。我却始终没想到去要，无非觉得既诀心重新做人，又何必藕断丝连呢？其实下意识恰巧相反，正是想见而又怕见已经散亡的敌人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