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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几年，由于业务关系，可以利用本单位的资料室和北京图书馆，加之书价日见昂贵，平日一般很少买书了。不过，旧习涤荡未尽，仍不觉给自己唯一的书柜添进了一些新书，其中开始有了一些德语品种。当时在书店里，除少数马恩原著和《毛泽东选集》德译本外，很难遇见什么德语文学名著，但由于偶然的机遇，竟在中国书店买到了两卷本《歌德选集》（包括主要著作）和叔本华的精彩的《集外集》两册——这是我走进古森林般的德语文学世界最先遇见的两位大师，他们以古奥的哥特字体向我讲述着人生的启蒙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有限的交游范围内，设法弄齐了当时国内可能有的马恩著作的原文版，其中包括莫斯科版《资本论》第一卷和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的《马恩两卷集》，后者各篇的中译本大都似懂非懂地读过了，这次按照原文来重读，竟产主了一点不敢轻易向人说的感想：“如果不读原著，马恩真是不好懂啊。”——不要误会，这不过是说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问题，读者个人的逻辑思维的层次问题，以及翻译家的天然界限问题。后采，向朱光潜教授谈到这一点，他补充说，要真正深入理解马恩，恐怕还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问题呢……这样，书越聚越多，多得装不下了，不得不在狭小的生存空间，又添置了一个书柜。 历史在循环。1966 年开始了以“文化”为对象的“大革命”。个人的藏书首当其冲，在我这是第四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经验。先是“横扫”，接着“除四旧”，接着“抄家”——破家从 1955 年起抄来抄去，已经像玻璃鱼缸一样透明了，这次由本单位的“造反”组织来抄，托庇没有按照时髦办法扫地出门，只是那两书柜“封资修、名洋古”被贴上封条给封了。这样也好，每天只须手捧红宝书，口诵“老三篇”，似乎就可以平安打发日子。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日子才越来越不好过。不但在本单位，就在住处的小胡同里，我们一家成天被“红五类”吆喝着，不久就从原来并不宽敞的三间小西房，给撵到由一座填平了的厕所改建的、临时隔断出来的两间八米小侧屋。这时，孩子们还没上山下乡，老少六口挤在一起，两张木床不得不摞起来架，根本没有摆书柜的余地，只好先把两个书柜甩卖掉（当然请示过“造反”组织，把上面的封条给揭了），所有书册打起捆来，一股脑儿堆在潮湿的角落里。到 1969 年，孩子们先后走了三个，单位的革委会令我下干校落户，老伴在工厂里已经靠边站，这两间小屋随时有被迫迁的可能。动身离京之前，为了让老伴将来应变方便，不得不忍心将那十几捆书也处理掉。但不知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唯一的旧书店——中国书店这时不进货了，要卖书得找收破烂的：这就不是在卖书，而是在卖废纸——”四分钱一斤！中外文都要，可不能带硬封面。硬封面不好化纸浆，得一本本撕掉。”如此苛刻而冷酷，买在不忍这样打发它们，白送人保个全身——也比让它们粉身碎骨要好。可现在送人有谁要呢，不卖又拿它们咋办呢，何况不是自己把“废品”送到收购站，而是劳动人家到家里来拉“货”，又怎么能够临时变卦？于是，“好吧，撕吧。”撕吧，撕吧，撕吧。收购人真内行，拿起随便一本精装，把两页硬封面朝书背一折，喀嚓一声就都给撕脱了。我的考柏菲和特威斯特啊，我的高老头和葛朗台啊，我的彼埃尔和娜塔莎啊，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啊，我可爱的羊脂球和那位用半辈子苦役赔偿一条廉价项链的小官太太啊，还有我的会讲故事的契诃夫、欧·亨利和杰克·伦敦啊……这一本本就像一具具活体，在我面前给撕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买在惨不忍睹。忽然一阵眩晕，忙对身旁的孩子说：“你照料一下，我出去走走。”……等我回来，那一大堆被凌迟过的残骸已被装进了十个麻袋，用秤一称，一共卖了 40 元……留在城里还没走的大女儿马上也要走了，便把这笔“血腥钱”交给了她，干巴巴地说：“拿去买口箱子，准备上路吧。” 当年铺天盖地的红红绿绿的用笔杀人的大字报，不知有多少就是那些从纸浆池里爬出来的、我的故人们“异化”而成的。言念及此，买在不胜伤痛。这种伤痛直到“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很久很久，才似乎逐渐平复下来，虽然那一缕缕含冤的书魂仍不时浮荡在我的脑际。近十年来，我又回到了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的编辑工作，加上改革开放，还出了几趟国，身边的书不知不觉又多了起来，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均非当年所可同日而语。除了本社及国内同行出版的文学书籍系列外，还有从国外买回或由外国友人赠送的一些名贵图书，如歌德、叔本华、克莱斯特、海涅等人的全集，托玛斯曼、里尔克、赫塞、卡夫卡、卢卡契等人的散本，以及一些中小型的文史哲百科全书。书又越聚越多，多到跟人争夺生存空间，装了几书柜还装不下。好在到 65 岁以后，终于弄到一个小书房，可以把各种典籍分门别类地陈列起来，真正享受一点读书人的清福了。倒也不是借此逃避生活，毋宁日益有所体会地想到赫尔曼·赫塞的一句话：“书不是为了给不能生活的人提供一种廉价的假生活和代用生活。恰巧相反，只有当书引人走向生活，服务于并有益于生活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看来，我到晚年才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自己爱书，一直没有爱在点子上，虽然生活对我来说原来就很有限，今后恐怕更真不多了。 经过四次劫难，我仍然爱书，但已未必痴情如昔。要是再碰见什么令人心里痒痒的书，未必会不惜绝食甚或挪用孩子的保育费去买回来。买回来了，也未必会读得废寝忘食，连上厕所或走路都捧着放不下来。今天任何迷人的书，为了别的事情，未尝不可随时关上，而任何令我厌恶或愤怒的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能一字不落地把它读完。昔日每得一新书，如得一密友，俨若换了金兰契，以为会永远厮守在一起，故劫后不胜伤痛；而今则豁达多了 ——林黛玉女士有感于聚散无常，曾喟然叹曰：既聚而散，又何必聚？际此二十年间歇期，眼前这些不敢认为属于我的书依然无恙，晚年过得如此宁静，不能不对安定团结的新历史时期感激不尽。面对可能由大自然安排的第五次 “经验”，为了表示自己练出来的洒脱，乃作《书累记》一篇如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