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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书的缘份大约是在十四、五岁时结下的，那时候我是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或许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政治上比较松动，学校图书馆那间只为教员开放的阅览室，居然对学生敞开了大门。每天下午例行的体育锻炼一完成，我就一头扎进了那四壁满布书架，中间也立着一排排书架的大厅。那时我觉得，让我走进这么一个地方，又赋予我在这里东翻西翻的权利，就跟把我放进了天堂一样。是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只能读老师和家长推荐的图书，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更坦率地说，它往往引不起我的兴趣。而现在，我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书，它们并非全如过去所见，只是那一个味儿！就不用说从未见过的那些精美的画册了，也不用说一直只是听到批判，却从来也没读过的《红与黑》、《拍案惊奇》之类了。就说书里写到的英雄吧，也不光是黄继光和夏伯阳。我就在这阅览室里，见识了在“生存还是毁灭”中折腾的“哈姆莱特”，妒火中烧的“奥塞罗”……少年人的感觉，当然并不准确，把哈姆莱特、奥塞罗和黄继光、夏伯阳相比就是明证，不过，生活的确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感受到，书，把人的一生所拥有的可怜兮兮的空间和时间拓展了。它带领我们到远古去寻觅，到未来去探访，到海外天外游历，到微观世界领略其神奇，到别人经历的人生里共亨悲欢……读书的妙处，恰恰就是因为它能使有限的人生得到无限的拓展。后来我在一篇作文中谈过类似的体会，我说，曹丕与吴质书叹道：“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何如把“秉烛夜游”为“秉烛夜读”？……年少气盛，想来可笑，然爱读之心，也可见一斑吧？ 那时候读书真是读疯了，不敢说像某位前辈年轻时那样，“一日一书”，至少也“每周一书”。读过的不仅有文艺小说，而且还有社会科学著作，甚至连《自然辩证法》也啃了下来，因为看不懂，又先去读了龚育之的论文，还去查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 不难想象，没过多久，当“文革”的烈火把我所痴迷的东西化为一炬的时候，我会是个什么样子。 18 岁那年，我到京西当了一名采掘工人，我的行李里有一套《红楼梦》，这书不是我的，它的主人是人大的何干之教授，书上还有他的大名。我猜是红卫兵抄了他的书，后来流传到了我的手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得了这本书，当时绝没有要还他的念头，困为我太需要它了，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它的主人，再说那时候这书还被当作“四旧”。可惜的是，这套书没多久就失去了：我的一个朋友借去看，事后他告诉我，当他在列车上看这本书时，被列车员没收了。天知道是真是假，更有可能的是，没收了我的书的是我的这位朋友。对一位和我一样的嗜书者，我能说些什么？唯一遗憾的是， “文革”结束后，我似乎还在人大的院儿里见过何干之先生，我心里挺惭愧，没能把书还给老先生。 没有书读的日子有如漫漫长夜，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为得到一本好书，我甚至干过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盗窃。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和暖的冬日，有朋友来偷偷告知我，矿上的图书馆在腾房子，一个老头儿在把所有的“四旧”书打捆、清理，准备送到造纸厂去化浆。我特意为这次有计划的盗窃歇了一天班，穿上了一件宽大的棉大衣，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踱入爆土扬烟的书库，和老头儿搭话，聊天儿，乘其不备，把一本一本书塞进裤腰里，用棉大衣掩着，一趟又一趟，那次偷来的书有：《战争与和平》、《贝姨》、《曹禺剧作选》，还有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跟高尔基说的一样，那几天，我就像饿鬼扑到了面包上：天天躺在我的床上，拧亮那盏用纸盒子做灯罩的床头灯，看得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你可以想像，一个政治上正受到挤压、歧视的青年人，《红字》所给予他的，会是什么？一个被艰苦的工作压弯了腰的知识青年，他能跟着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到美学的天地去遨游，该是何等的幸运！ 这一次行动给我带来的，也未必全是幸运。大约是几个月以后，因为我看了曹禺先生的那篇《日出》，又给同屋的朋友们背了一段方达生：“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被人揭发出来，落了个“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去开了几次“宽严大会”，如果不是工人们保护我，恐怕真的让公安局铐了去。 一点儿也不后悔，想的是欧阳修那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社会人生的风风雨雨，也权当一本大书可否？ 情之所钟，痴迷至此，风清月朗抑或风雨如磐，又可奈何。 说起来这么洒脱，当时代进入 1979 年，一大批被打成“四旧”的图书重新面世时，我也和我的北大同学们一道，挤在新华书后的柜台前，喊着：“这本！……那本！”时有一朋友指着被人抢着买走的《安娜·卡列尼娜》喊道： “安娜是我的！”人皆轰然大笑，我却忽觉有“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 的悲怆。 是的，情痴不关风与月，不过，读书，还是月朗风清好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