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知幾的《史通》问世以后，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在对刘知幾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刘知幾  《史通》  明代史学  影响
    唐刘知幾的《史通》是一部不朽的史学理论名著，其中论述史学源流、史书体裁、史官建置、史书编纂、史家修养等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第一部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命人抄录《史通》进呈，“上读而善之”。《史通》成书后，刘知幾的好友徐坚对此书深为推重，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坐右”[①]。但明代以前，关注《史通》者可谓寥若晨星，评论者的主要意图也在于批评《史通》和刘知幾本人。如北宋史学家宋祁称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②]。唐末柳璨以《史通》讥讽经史过当，著《史通析微》（又名《柳氏释史》）进行批评，该书共十卷，五十篇，前四十九篇随篇评论《史通》之失，第五十篇则摘取刘知幾撰修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四朝实录失误的史实，惜此书今已佚失，不能详论。自后，孙何还著有《驳史通》一书，其书亦佚，无从查考，但既然名之为“驳”，必是论其谬妄之作。
    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史通》一书“传世者稀”[③]，《旧唐书·经籍志》未曾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将之附列于集部，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列之于史评类。晁氏对《史通》也颇持贬辞，他评论说：“观此书，知子京（宋祁）之论不诬”[④]。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史通》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这是明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一、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与研究
    程千帆先生在《史通笺记》中称：“自朱明以迄今兹，治《史通》者亦有多家。”[⑤]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是从明代开始的。程先生还指出，治《史通》者虽有多家，但大约不出校雠、注释、评论这“三科”，明代的《史通》研究也是本着这“三科”来展开的。
    明代最早校刊《史通》的学者是陆深。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十八（1505）年进士。累官四川右布政使，翰林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以经济自许，文章为词臣冠。事具《明史》文苑传。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以唐刘知幾《史通》刊本多误，为校定之，凡补残剜谬若干言”[⑥]，他发现其中“因习”上篇缺失，便订正了“曲笔”、“鉴识”两篇的错简，类为一篇，还其原貌，重新刊刻。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史通》的最早版本，即蜀本。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将吴锡秦柱家藏的宋刻《史通》校对刊行，增加了七百三十字，删除了六十字，又将“曲笔”、“因习”两篇补充完整，“遂为完书”[⑦]，从此以后，张之象本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将家中的《史通》抄本与蜀本《史通》相对校，将“曲笔”篇增加了四百三十多字，“鉴识”篇增加了三百多字，又删去了其他各篇中羼入的六十字，[⑧]勘定为新本，这是最为可读的一个本子。
    在明代的私家目录书中，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的《史部·史论》类、朱睦 《万卷堂书目》的《史部·史评》类、董其昌《玄赏斋书目》的《史部·史学》类、祁承 的《澹生堂书目·史评》类均著录有《史通》，而且基本确定了它的史学评论性质。而在明代的国家目录书中，可以看到，宣德年间内阁学士杨士奇编订的《文渊阁书目》中，《史通》未见著录。但一百六十余年后，张萱根据文渊阁新藏书情况编撰的《内阁藏书目录》中却著录有《史通》六册，这亦可作为《史通》在明代中后期传行的佐证。
    明代评论注释《史通》的著作主要有陆深的《史通会要》，李维桢、郭延年的《史通评释》和王维俭的《史通训故》。[⑨]
    陆深校订蜀本《史通》后，采择其中他认为“精粹”的部分，附入“后人论史之语”[⑩]，并参之己见编纂成《史通会要》。《史通会要》在陆深的文集《俨山外集》里分为上、中、下三卷。[11]这部著作也有单本行世，晁 《晁氏宝文堂书目》“史部”、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的“史论”类、徐 《徐氏家藏目录》的“旁史”类、董其昌《玄赏斋书目》的“史学”类都著录有这部史著。
    陆深的《史通会要》不是简单地摘抄汇编《史通》中的内容，其中有补续，也有他阅读《史通》以后的心得体会。其卷上由“建置”、“家法”、“品流”、“义例”四篇组成。“建置”实际上是《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家法”为《史通》中“六家”和“二体”的综合；“品流”是对《史通》中“杂述”篇的概括；“义例”篇论述了“史之有纪”、“史之有传”、“史之有表”、“史之有志”、“史之有例”、“史之有别”、“史之有断限”、“史之有题目”、“史之有序论”、“史之有附出”、“史之有补注”十一项内容。其中，“史之有别”、“史之有附出”是《史通》中所没有的。其“史之有附出”曰：“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传以显名称，若纪季入齐，颛臾事鲁，咸托附庸，所谓青云骥尾是也。今夫邵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得以传之不朽者，岂有假于编名作传哉！”
    中卷的“书凡”、“修辞”、“叙事”、“效法”、“隽永”是《史通》一书中“言语”、“模拟”、“载文”、“品藻”等篇内容的汇编；“篇目”一篇列举了从《史记》到《元史》二十二部正史的编排结构和卷数，为陆深自创。
    下卷由六个“丛编”组成，分别论述了直书、书法繁简、史才、史馆修史、曲笔等问题，是引述的他人见解和陆深自己的看法。
    《史通会要》不仅对《史通》中的篇目“采其精粹”，而且还进行了补充，刘知幾的《史通》成于唐中叶，史官建置也叙述到当时，陆深在《会要》中作了补充，他叙述宋代以后的史官状况云：
    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值馆，检讨无常员，修撰以朝官充，值检讨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图籍之事。国史别置院于宣徽北院之东，谓之编修院。故事，修撰官置馆分季撰日历，上判馆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绅为史馆修撰，天圣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史馆修撰，并以物议不与史事而罢。仁宗重史事，敕宰相为提举，参政、枢副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校及京官为之，史毕乃罢。元封官制，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为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元祐初，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兴圣间，复以国史院隶秘书省。高宗南渡初，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从官充修撰。绍兴间，移史馆于省侧，后并为实录院，宰相监修，检讨校阅，当是之时，专史职者，修撰而已.孝宗时，召李涛、洪迈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职。绍熙末，陈傅良直学士院，请以右文殿、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为史官，又增检讨官三员以毕高录，自后竞无专官，而傅伯焘、陆游皆自外召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鹗，至顺帝修《宋史》，以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徯斯为总裁官，偏任国族，岂立贤之路未广乎？暨皇朝之绍统也，高皇帝神圣，首以宋濂为起居注，洪武元年，诏修《元史》……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宏文官及起居注应奉等官，后皆废罢，迄今修史，以勋臣官高者一人为监修，内阁官充总裁，学士等官充副总裁，詹房经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编修、检讨称史官焉。[12]
    所叙史官名称的演变，史官任用状况，史馆的建置等是研究宋元至明初史官制度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
    《史通会要》中的“家法”是《史通》“六家”、“二体”篇的综合，但陆深在其中也融进了自己的见解，他评价纪传体史书《史记》云：“《史记》出于司马迁，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统年爵，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创新义例，解散编年，征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勒成一家，可谓豪杰待起之士。班书嗣兴，不幸失其会通之旨，而司马氏之门户衰矣。”[13]从开创体例，成一家之言方面对《史记》作了高度评价，也看到了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导致了会通意旨的丧失的结果，可谓颇具识见。
    明代学者何良俊称陆深的《史通会要》一书“则作史利病，评陟无遗”，[14]实际上，这个评价并不确切，《史通会要》一书的价值并不在讨论如何撰写史书和评价史书的好坏，胡应麟于《少室山房笔丛》之《史书占毕》中称陆深的《史通会要》“因刘氏者十七，续刘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谬者刊之，俚者文之，真子玄荩臣。”似较为确切。
    继陆深之后，评释《史通》的学者有李维桢、郭延年（孔延）、王惟俭等人，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今不见传，现流传较广的是李维桢、郭延年二人评释《史通》的合刻本——《史通评释》，该书以张之象刊行的《史通》刻本为底本，李维桢的评论加在每篇之末，李评之后，郭延年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15]。此书著录在祁承 的《澹生堂书目》“史评类”。
    《史通评释》主要对《史通》进行注释、订误和评论，注释即对《史通》中的言语、音义、书目进行注解；订误包括指出叙述的失当和订正作者的错误，如评《史通》卷三的表历，郭延年指出《史通》前后抵误之处：“《史通》‘杂说篇’云：太史公年表虽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方寸之间雁行有序，使读者简便，举目可详。此篇乃谓读者缄而不视，烦费无用。一褒一贬，令人何所适从。”[16]再如于“六家”中的“《史记》家”纠正著写《科录》的不是济阴王元晖业，而是宗室元晖。“载言第三”辩论《出师颂》为史孝山作，而非杨雄作。评论则为李、郭二人的见解。其中也不乏卓见。如《史官建置第一》的评论中，李维桢提到史官之权重于帝王，“帝王止赏罚一时，史官则荣辱千载。”[17]再如李维桢评陈胜列入世家云：“史有变例，何可以一定拘乎？炎刘并业，由陈胜首事，岂不得比于萧 乎？且《史通》云：‘牓之以传，则下同臣妾’，胜非汉之臣妾，编之世家，正为当耳”[18]也是公允之论。
    王惟俭著《史通训故》，主要是将郭延年的注释重新厘正，其注释《史通》，较郭延年引证更为详实。他自称除了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还一共校正了1142字。
    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和研究对清代《史通》学的兴盛起了先导的作用，自明而后，清代何焯、卢文弨、顾千里等人均致力于《史通》，都有校本行世。清代注释《史通》者，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补王惟俭注所未及，而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是现今所公认的古代注释《史通》的最好作品。
    二、明代学者对《史通》的评价
    明人评论《史通》，一般都毁誉兼存。如陆深曰：“昔人多称知几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资耿介，尤称厥词。顾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贤圣，是其短也。至于评骘文体，憎薄牵排，亦可谓当矣，善读者节取焉可也。”[19] 郭延年《史通评释》中称：“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慷慨，《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焦竑亦称刘知幾“指摘前人，极为精核，可谓史家申韩矣”，但是“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20]。
    应当注意的是，明人还对《史通》在评论和指导史书编纂上的成就和刘知幾的“良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黄在其《群书备考》中指出了刘知幾《史通》产生的原因。“观刘知幾“三长”之说，袁松“五难”之说，与夫“三等四患”之说，史其可易作哉？汉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史记》，褚少孙补之，裴因解之，班固、苏子由讥之。班固之父彪尝续司马迁《史记》，固因之作《前汉书》，吕东莱以《左传》拟之，洪容斋以以英茎咸韶比之，而范晔、郑樵讥之，虽以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而颜师古为之注释，亦不能尽正其讹，此刘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21]说明《史通》是在众家评史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产生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张鼎思在《续校〈史通〉序》中明确指出：“要以序体法、明典要，为作史者准绳，则是书岂可少哉！夫其上自唐虞，下及陈隋，网罗千祀，贯穿百家，虽谓前无古人可矣，此徐坚所以有座右之许也。”[22]从作史的角度高度赞扬了《史通》的成就，对《史通》的价值予以明确肯定。于慎行《史通举正论》曰：“观其《史通》所述，自三坟五典之书，南史、素臣之记，两京三国之纂，中左江右之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遗编，金匮之所不藏，西昆之所未备，莫不探厥渊源，总其体系，捃摭押阁，靡有遁形，斯以勤矣。尔其神识融洞，取舍严明，操笔有南、董之志，摛词有班、马之文，充其蕴藉，不足称一代良史哉！”赞扬了刘知幾博采众书，评正众史的“良史之志”。三、《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明代没有出现能与《史通》相媲美的史学理论著作，但是由于《史通》一书的评释和传播，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仿照《史通》的评史文章也不断涌现，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中的“诸史”，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的“史一”，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中的“史学”，袁黄《群书备考》中的“史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占毕》都留存了《史通》的风格。朱明镐的专著《史纠》也颇沿袭刘知幾《史通》之文[23]。这些文章中无不渗透着明代学者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建议，以下从《史通》中论述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述历代史书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以见其间的联系所在。
      1、史家修养
        刘知幾指出，才、学、识“三长”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被明代学者所接受，并以此来作为衡量史家优劣的标准。詹景凤分析了才、学、识的关系，认为：“作史在学博，尤贵识高。盖该核在学，删取在识，宣叙在才。才自天成，非由力致；学则可以力求，识非见道明即高，终涉过当，唯道明而见超物表，斯其犹日月之照临无私故也。”[24]胡应麟在刘知幾“史才三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心”和“直笔”两条，认为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良史。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无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乎易，史乎！史乎！”他还认为“公心”、“直笔”二者缺一不可：“直有未尽，则公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25]主张客观反映历史，不因个人好恶爱憎而有所取舍。清章学诚在“三长”之外也增加了“史德”这一概念，强调“著述者之心述”，“欲为良史者，当慎辩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26]也是强调了不能以个人主观的观念左右史书修撰，这与胡应麟的观点不无联系之处。
    许多明代史学家还从其他的方面对史家修养有所认识，如何乔新从“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素质来论述任史之职，他说：“苟非明足以周万物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岂足以任其责哉？”[27]孙宜则指出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家，必须先有“达观大同之心”和“舍己从人之度”，然后才“可以定百代之是非，裁历代之枉直”。[28]
    2、史书繁简
        史书繁简问题是撰写史书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刘知幾提倡编写史书力求“简要”：“国史之美者，以叙述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29]主张文约而事丰。关于史书的繁简问题，明代学者的论见值得我们分析。孙宜认为：“夫史者，所以兼载治乱，详考得失，博观邪正，广究谟议，可备而不容略者也，盖宇宙古今之事千态万状……故史之为体，因详证略可也，沿略核详不能也……作史者岂贵于厌繁而就简乎？”[30]主张详述始末，备载史实。事实上，在史书编写的发展中，可以记述的内容越来越多，单纯追求简约也是不切实际的。
    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批评了一直流行的史书尚简风气，对史书的“繁”和“简”进行了阐释：“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为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较卷轴之重轻，计年代之近远，秕乎论哉！”他认为史书的“繁”、“简”指的不是文字的多少，而是结构上的安排，史书文字应该繁还是应该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就是说如果安排得当，则“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失当，则“繁者猥而冗，简者涩而枯”[31]。
     3、史书体裁
    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两大基本体裁，刘知幾《史通》中有“二体”一篇对此加以论述。詹景凤在论述这两种体裁的发展时，基本上沿用了刘知幾《史通》中的文字：
    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以深抑子长，谓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焉。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至或身隐位卑，未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亦可也。如必情有所 ，一以登之，不加刊削，则汉氏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直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不可以为书也。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又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其文几乎全部照搬刘知幾《史通》之《二体》，只有个别字句有所改动。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之《诸史》一篇中记述了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变迁和纲目体史书的特点：“……司马迁易编年之法为纪传之体，上起轩辕，下终汉武，《史记》作百三十篇……至（班）固删定史迁之书成父（班）彪未就之业，起于高帝，迄于王莽，作《汉书》凡百卷……他如荀悦省前汉之繁而为《汉记》，袁宏剪后汉之秽而为编年体，制近古，辞约事详，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当艳，复不若史记之盛行矣……司马温公复纪传而为编年，总历代而为《通鉴》，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为书二百九十四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生民之修戚者，罔不毕载，删述去取，亦莫不有深意焉……若夫子之作纲目也，岁年有远近，详书甲子以纪之，则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国统有离合，特书正统以别之，则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胡应麟《史书占毕》中云：“纪传之史创於司马氏而成於班氏也，编年之史备於司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马、班氏出而汉以後之为纪传者靡矣，司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者废矣。”看到了班固《汉书》对纪传体正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对编年体史书的深远影响。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一》没有明确提到史书体裁，但按其对史书的归类，则有纪传体的“十九代正史”；《汉纪》、《东观汉记》等编年史；《汉官仪》、《汉书仪》、《大唐六典》等“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的典章制度史；[32]“偏霸之朝”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等“霸史”；他还特别指出《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朱熹的《通鉴纲目》则“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4、史馆修史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肇兴于西汉明帝时著书东观，后经各朝发展。魏明帝时设立专职史官著作郎，隋代又置监修官，至唐初设史馆于禁中，史馆修史逐渐制度化，一直沿袭至清末。在史馆修史制度下，因为由政府组织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完成史书编纂，所以为修史提供了很大方便，但设馆修史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弊端。在史馆制度规模已具的唐代，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刘知幾就对监修者的“坐啸画诺”，修史者的“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迁岁月”予以痛诋。谓“头白可期，汗青无日”[33]，转而盛赞《史记》、《汉书》出自一人。
    明代学者对史馆修史的见解比较统一，一般都认为官修不如私撰，王世贞、詹景凤、何良俊、胡应麟都认为修史必须专于一人，詹景凤分析了史成于一人虽会有所缺失，但“作之自我，议论规一，瞻前顾后我自得之，此一人所为则尽其长”，相反，众手修史则面临着种种问题：“若必顾集群秀而更众手，其意岂不谓人人抱荆壁，家家握灵珠，事理必无逸矣。不知聚讼纷挐，各执其议，既不能相下，又罔能兼收，以故文不能成一家，事亦散失。”[34]何良俊认为自唐以前诸史，《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麄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美观乎？”[35]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指出“史非专不可”：“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班氏合而为史，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他还以唐代为界，对私家修史和官方修史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唐以前史一人，而其业精，故史无弗成而无弗善。唐以后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无弗成。唐之时，史之人杂而其秩轻，其责小而其谤巨，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
    5、评述历代史书
    刘知幾《史通》中有“古今正史”一篇，对先秦至唐代的史籍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涉及《尚书》、《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十六国春秋》、《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等史籍。明代学者的著作中也不乏此类文章，以上所述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中之“诸史”，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的“史一”，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中的“史学”，袁黄《群书备考》中的“史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占毕》都遍举编年、纪传各类史籍，并对历代诸史展开评论，颇有《史通·古今正史》之意。明代还出现了专门评述古今史学著作的文章，如瞿景淳的《古今史学得失论》，评述历代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得失，虽然其观点大部分总结前人评价，新意不多，“但如此长篇、系统的叙述，《史通·古今正史》以后不多见。”[36]朱明镐的《史纠》更是一部总体评价历代正史的著作。
    朱明镐的《史纠》已颇具著作规模，《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史纠》为六卷，其对《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新旧《五代史》、南、北二史，《宋史》、《辽史》、《金史》等十六部史书展开考订和评论，“考订诸史书法之谬及其事迹之抵牾”[37]，是一部专门评史的著作，其中颇沿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知幾《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司马光《通鉴考异》之文。《史纠》考订诸史，主要是考证史书史事的记载错误，朱明镐采用的主要考证方法是史书对勘，通过《新唐书》、《旧唐书》的对校，沈约《宋书》、姚思廉《陈书》和李延寿《南史》的对校，魏征《隋书》和李延寿的《北史》对校，发现抵牾之处并进行考证，或存疑，或纠正，同一史书各传间的参订也用得很多。在考订诸史的同时，《史纠》还指陈出各史得失，如朱明镐肯定陈寿的《三国志》“纪事简质，有良史风”，但统观大体，他认为其有“不志历学”、“不传列女”、“不搜高士”、“家乘国志未及广采”的四缺。评论《宋史》时，朱明镐又指出了《宋史》列传的“三善”、“七失”[38]。总的来讲，《史纠》是一部系统、全面评价前代正史的读史札记，它以对各部正史的校勘考证为基础，对史法、史事进行了考证和分析，为清代正史考据之学风兴起之先声。《四库全书总目》在激烈抨击明代史论之时，唯独对朱明镐的《史纠》有所认同，认为：“明镐名不甚著，而于诸史皆钩稽参贯，得其条理，实一一从勘验本书而来，较他家为有根据。”
    许凌云先生认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史学工作作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体现了当时先进史家的自觉精神。这种工作势必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39]如果说《史通》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朵奇花，那么它在唐没以降直至宋元以至明初几乎都是悄然开放，孤芳落寞，明代中后期的学者们惊羡于这朵奇花的绚丽，认识到它“考究精覆，义例森严，一团光彩，不可磨灭”[40]，因而作出努力，“使其全书不废于世”[41]，将它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这些明代学者对《史通》的评论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他们都认识到《史通》是著写史书不可缺少的史学评论著作。他们对《史通》的整理评释也许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但是与明代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至少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对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普遍重视意味着什么？这表明，明代史家已经开始重视史学评论，已经开始有了对史学的总体把握意识，而这正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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