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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九三四年的回忆》，谈到校勘： 《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我在这二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1] 指出对版本校即“死校”要格外重视。其实，我们用“他校”，即取其它书来校勘时，大多也是因为这些书见到的是较早或较好的版本。比如用《册府元龟》校唐以前的正史，是因为宋人编《册府元龟》所用的正史是宋代的本子；用《北史》校有关北朝的几部正史，是因为唐初撰《北史》所依据的这几部正史是唐初的本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他校，实际是版本校。版本校，是校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也曾以《隋书》点校中遇到几个例子来强调过这一点[2]。 版本校，所用的“版本”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直接的版本，即同一书的不同版刻或抄校本。 二是间接的“征引式的版本”。这至少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类书的征引，一种是著作的征引。著作征引时，常常会删节，并略加字句以使前后得以贯通，如《资治通鉴》之征引唐人奏疏。至于像《新唐书》的“改写”，则已不能视作版本校了。 三是更为间接的“书证式的版本”。如《北史》依据《隋书》的部分，则这些字句可视作《北史》看到的是唐初《隋书》的版本；《通志》依据《北史》的部分，则可视作宋代《北史》的版本。 四是“同源式的版本”。两种或多种书的记载，有相同的来源，其字句可作校勘。 至于其他书的相关记载，就校勘而言，属于旁证，是“参证式校勘”。它对疏通文意，不无帮助，但已不属于校勘的范围。 越直接，校勘价值越高；越间接，用以校勘时就越需要加倍小心。如同源式版本校，首先是考证确出于“同源”；在此前提下，还需要特别注意，撰著者可能会加以改动。书证式版本校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已经知道了它们彼此之间“因袭”的关系，但毕竟是两部书，后者据前者加以撰写时，常常会加以改写。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确认哪些字句可以用来校勘、哪些字句不能用于校勘。一般来说，专门性的字词，或涉及是非的字词，才进行校勘[3]。 版本校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了解这部书的流传情况，尽可能将该书的所有版本收集齐全，并且能发现其间的流传、渊源关系，以最终确定校勘的底本。 就版本流传而言，一般都认为《四库全书》所收诸书，作为版本之一，并不理想。加之不便利用，研究者对《四库全书》本的利用并不充分。台湾、大陆先后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才为学者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杨讷主持对这两阁的集部进行了全面的覆核和排查，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各阁之间的差异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电子化，则为学者查核、收集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许多论著正在大量征引《四库全书》本，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现象。但在整理古籍时，作为校勘的版本，《四库全书》没有像史料引用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博物志》与范宁《博物志校证》作了通校，才真切地认识到《四库全书》作为版本的价值。 一 上世纪四十年代，范宁因为收集神话资料，开始对《博物志》进行整理和研究，六十年代已大致定稿，但直到八十年代，这一成果方以校证的方式正式面世[4]。与此同时，台湾也出版了唐久宠的校释[5]。 《博物志》版本大体有两个系统，一是所谓通行本，二是士礼居本。士礼居本自称据南宋蜀大字本刻，但范宁认为不尽可信，疑其本出明本[6]。他的校证工作，是以《秘书廿一种》本作为底本，所列校勘诸本中，无《四库全书》本。唐宠久的校释工作是以士礼居本为底本，参校诸本中有《四库荟要》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士礼居本的分卷、条目分合等，与通行本迥异。黄丕烈《刻连江叶氏本博物誌序》称： 予家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博物誌，末题云连江叶氏，与今世所行本  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虽部居，不相杂厕，如卷首括地象毕方，继以考灵曜是也。以下虽不能条举所出，然列《山海经》、《逸周书》等皆显然可验。今本强立门类，割裂迁就，遂使荡析离居，失其恉趣，致为巨谬矣。[7]我们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库本”）与《博物志校证》（以下简称“校证”）通校一过，除少数条目，《校证》本为一条而库本分为两条[8]，或《校证》本为一条而库本从中析出一部分、单列一条外[9]，全书分卷及条目排列等与《校证》本全同，则《四库全书总目》标注其版本为“内府藏本”者[10]，也属通行本。 《博物志》广为征引，与现在我们所见到今本《博物志》多所不同，甚至不见于今本《博物志》者。古人即作过多种解释，或以为原书已佚，今本仍后人掇取诸书而成；或以为后人整理时多有删节或窜乱。这其中自然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影响最大。鉴于宋齐梁时人、唐人、宋人所引的《博物志》文字与今本《博物志》不同，认为： 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故证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亦往往相符。其馀为他书所未引者，则大抵剽掇《大戴礼》、《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诸书，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11] 范宁《博物志校证·后记》对此说颇不以为然，又重新梳理，作了通盘解说。无论实际情形究竟如何，有一点是共识，即今本并非原本[12]。这一点，就决定我们在利用类书或古注标作为“博物志”的文字，与今本《博物志》进行校勘、补佚时，要格外小心，不能轻易校改或校补。也正因为此，我们的讨论也仅以“直接版本”为依据，旨在揭示库本与其他版本的差异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库本的价值。换言之，本文不涉及该书的内容；对征引式、书证式或同源式的间接版本，亦不作讨论。 《校证》据诸本而不得校正者，库本却大多文通字顺，与校证者疑应作某者正同。如第253条： 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阳侯波起，两鲛挟船，子羽左掺璧，右操剑，击鲛皆死。 库本作： 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中流阳侯波起，两蛟挟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卷七，3b/3-4） 《校证》卷七校勘记〔二五〕：“至”下疑有“中流”二字。但范氏所据乃《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阳侯……堕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并未言中流事，而库本正有“中流”二字，可见范氏校书之功力与卓识。鲛、蛟自可不校，但仍未能校出“掺璧”的“掺”因与“操”形近而误。这也说明了，他未能利用库本进行校勘，实属遗憾。 有的内容，有某种版本为依据，但范氏并未采纳，而是根据相关记载，作出了相反的判断。如第120条：“免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余自所见也。”《校证》卷四校勘记〔四〕：“余自所见也”，《稗海》本作“余目所未见也”。范氏认为“殆此事极不经见，故《稗海》本多一未字”。按，库本与《稗海》本，以文气、逻辑而论，是说以前有此说法，但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过。《稗海》本和库本是可从的。如果得库本之证，也许范氏会作出不同的判断。 又如第264条：“孝元景宁元年，南阳阳郡雨谷”，《校证》卷七校勘记〔三九〕：“案《四库提要辨证》曰，‘孝元竟宁元年……刊本竟讹景。’是景当作竟。”《四库提要辩证》乃《四库全书考证》之误[13]。四库馆臣认为“景”应作“竟”，故库本作“竟”字。阳郡，士礼居刊本作“郡都”、《汉魏》本作“郡内”、《太平御览》引用“山都”，范氏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下有山都，故认为“当据《御览》改”。库本作“郡中”。若范氏得见库本，并有《汉魏》本之“郡内”为证，断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引《汉志》而认为“山都”为是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根据相关记载或理校即可得到圆满解决。比如第311条： 女人妊娠，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羆虎豹。御及鸟射射雉……卢氏曰：子之得清祀滋液则生仁圣，谓错乱之年则生贪淫，子因父气也。 《校证》卷十校勘记〔三〕：“御及鸟射射雉”不可解，疑作“及狂鸟秩秩雉，不”。库本作： 女人妊身，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羆虎豹并及射鸟射雉……卢氏曰：子之得清纯滋液则生仁圣，得错乱之气则生贪淫，子因母气也。（卷十，1b/4-5） 基本不必查检相关记载，即可明白其文意。 有的条目，因无版本依据和相关记载，范氏不得不据文意作理校，如第45条： 和气相感则生朱草，山出象车，泽出神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贝，海出明珠。 “江南大贝”，《校证》卷一校勘记〔五四〕：“‘南’字依上下文意，应是‘出’字之讹误。”覆按库本，正作“出”字。 这里要说明一点。库本与《校证》本相同，即使同属讹误，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也就是说，库本也存在与诸本相同的讹误；同时，库本与诸本不同处，也存在库本误而诸本不误的情况。另外，无实质意义之虚词、通假字异体字等，均不校。库本与《校证》本的通校结果，见附表。 通校的结果，不外是两种情形，即（一）库本只是直接版本之一，（二）库本是唯一的直接版本的依据。第二种情况最能反映库本作为该书版本的价值。 以《校证》的分条为准，全书共323条；我们此次用库本校出者，约有163条，即约一半的条目，可以用库本来再作校勘。在同一条中，可以校勘的往往有若干处；这其中，有的字词，范氏已用其他版本作了校勘，有的则只有用库本可作校勘。为醒目计，将同一条中既有其他版本校勘成果、也有库本的校勘成果者，单列为一项。表列如下。 库本校勘结果表
二 我们下面就根据通校的列表，举若干实例，分类来加以说明。 第一类，只有库本可作校勘者。如：第26条，周日用注： 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迩，柢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常在于是耳。此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 库本作： 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部落甚迩，秪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当在于是耳。北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卷一，5b/4） 按，周日用的注，是想说明苏武牧羊之处的位置。他认为这个地方与匈奴部落相距不远，只有一池，称为北海，此即苏武牧羊之处。也就是现在北方称为苏武湖的地方，这不是北溟之海。 第28条：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穷断。今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绝也。 库本作：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穷携家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绝也。（卷一，5b/7） 按，“以穷断”，不辞。库本称因穷而携家渡南海至交趾，则文通字顺。另，狄，疑应作“狭”。 第75条：“秦之西有义渠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周日用注： 此事庶几佛国之法且如是乎？中国之徒，亦如此也。 库本此句作： 此事庶几佛国之法宜如是乎？中国之徒，不如是也。 按，库本与《校证》所据底本，意思完全相反。以库本为是。 第121条： 大腰无雄，龟鼍类也。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细腰无雌，蜂类也。 第122条： 取桑蚕则螽子呪而成子，《诗》云“螟蛉之子，蜾羸负之”，是也。 按，这两条，库本作一条。在这两条之间，还有 “无雌则负别虫于空木中，七日而化，盖”十五字。第122条，“则”，《校证》卷四校勘记〔五〕，认为应从士礼居本作“或”字，库本作“即”。 第312条卢氏注： 夫甲及寅申生者圣，以年在岁，德在甲寅，壬申生者则然矣。 库本作： 夫甲及寅年生者圣，以年在岁德，在甲、寅之年生者则然矣。（卷十，2a/1-2） 第二类，虽有其他版本的依据，并不如库本之善。如第43条： 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瘇。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卢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吴楚无此病，盖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尤无此病也。 校勘记〔五三〕：如是不流泉井界尤无此病也 士礼居刊本无“界”字，“界”字疑是衍文。库本作： 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瘿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瘇。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卢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吴楚无此病，盖南出黑水，水土然也。今处不流泉之界，固无此病也。 按，卢氏的注文，肿疾之病主要是由黑水造成。现在黑水不流经的地方，就没有这种病。库本文通字顺。 第三类，《校证》依据其他版本作了校勘，或所校之本不如库本、或未能尽予校出，甚至关键之处，仍需据库本作校勘。如第80条：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馀日，香由不歇。 《校证》卷二校勘记〔五二〕，（燕卵）“燕”，弘治本、《格致》本、《稗海》本并作“鸾”，士礼居刊本作“鷰”。〔五三〕九月，《稗海》本作“九十”。〔五四〕（香由不歇）由，《汉魏》本、士礼居本、《稗海》本并作“犹”。这几处，库本亦作鸾、九十、犹。但“西使千乘舆闻”字，颇不易解。库本作“千”作“至”、“闻”作“间”，即“西使至千乘间”，文通字顺，诸本作千、闻，显属形近致误。 第93条： 文马，赤鬣身白，似若黄金，名吉黄之乘，复蓟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校证》卷三校勘记〔一二〕：士礼居刊本“文马”上有“犬戎”二字，“似”作“目”。又，“复蓟”之义难解，疑是“渠叟”之误。库本： 文马，赤鬣，身色似若黄金，即古之乘黄，今谓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按，士礼居本“文马”前有“犬戎”，较他本为长；但“似”作“目”，于义仍不如库本作“身色似若黄金”为胜（红鬃、通体为黄色）。“复蓟”确乎难解，作“今谓”则文通字顺。 第100条： （冶鸟）鸣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急上树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犯其止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 《校证》卷三只校出一处，即校勘记〔二五〕咄咄去，《稗海》本咄咄上有“上”字。库本除此之外，可供校勘者还有四处，该条作： （冶鸟）鸣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树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树去。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往伐也。若有秽恶乃犯其树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 按，该条称冶鸟可穿大树作巢，“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所以有“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往伐也”，并不是“止伐”。有秽恶犯树，是一事，而非秽恶与犯树者两者。 第178条周日用注： 曹虽好奇而心道异，如何招引方术之人乎？如因左元放而兼见杀者，若非变化，已至灭身。故有道者不合村之矣，既要试术，即可乎？ 《校证》卷五校勘记〔二〕：《稗海》本、《古今逸史》本、士礼居刊本“因”并作“囚”、“村”并作“亲”，是也。库本除此二处亦作“囚”、“亲”之外，还有五处可供校勘，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就是“兼见杀者”，颇费解；库本作“将欲杀之”，则极顺畅。此条库本作： 操虽好奇而无道，如何招引方术之人乎？如囚左元放而将欲杀之，若非变化，必至灭身。故有道者不合亲之矣，既要试术，则何可乎？ 第270条： 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焉，衰舆三百乘，甲三千，…… 《校证》卷八校勘记〔八〕，据《荀子·儒效篇》杨倞注，认为“幾”当作“戚”。校勘记〔九〕：衰，《汉魏》本作“率”，士礼居刊本作“乘”，引《史记》，认为应作“乘”。又据《淮南子》，认为“乘甲”当作“卒甲”。库本作： 武王伐殷，舍于畿，逢大雨焉，革舆三百乘，甲三千…… 按，“幾”乃“畿”形近之误，“革舆”乃用革制成之舆，指舆之质地。如此，则下文之“乘甲”，即文通字顺，不必再据《淮南子》来作校改。 第四类，《校证》本引用了相关资料加以校正，如有直接的版本依据，则更为妥当。如：第74条： 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之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 《校证》卷二校勘记〔四二〕：啖，《墨子·鲁问》作“啖”。……（朽之肉）之，字，《稗海》本作“其”。库本作： 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卷二，5a/1） 更重要的是，《博物志》本是抄撮各书，是子部中的杂家[14]。一些内容，虽然各书所记大致相同，但来源未必同出于一书；即使同出一书，或标明出自何书，也不能肯定各自在抄撮时丝毫未作改动。所以，使用不同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疏证，自无不可；用作校勘，或据以是补、正，则应格外慎重。其实，相对于史部书来说，子部杂家类这些书，版本校或版本依据，远比征引、书证等相关资料更为重要。比如第125条： 鹊巢门户背太岁，得非才智也。 《校证》卷四校勘记〔六〕，引《论衡·难岁篇》，背太岁，不吉利，实非才智，“背”应作“避”。《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引，“得”均作“此”，“才智”下有“任自然也”，应据补。库本作： 鹊巢门户背太岁、向太乙，智也。（卷四，1b/7） 虽然库本“背太岁、向太乙”与《论衡》所言背太岁不吉相矛盾，但不能据《论衡》而改动库本。 第192条，周日用注有一句，“况恒行阴旨，好书鼓，不善戈猎”，《校证》卷五校勘记〔三六〕：《史记》、《汉书》淮南王本传“旨”作“德”、“鼓”下有“琴”字。库本此句作： 况恒行阴德，好书艺，不善戈猎。（卷五，5b/4） 第217条： 始皇陵……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丈冰，背陵障使东西流。又此山名运取大石于渭北渚，故歌曰：“……千人唱，万人钩，金陵馀石大如塸（土屋）。”其销功力皆如此类。卢氏曰……故高作陵园山麓，从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 文字错讹颇甚，《校证》卷六有两条校记，校勘记〔二一〕，（此山名）“名”，士礼居刊本作“石”；〔二二〕（其销功力）“其销”，《稗海》本作“其馀”，是。其他均据他书所引《关中记》、《三秦记》等作校，如（渭北）“北”当作“南”；“渚”应作“诸”，下脱“山”字。“钩”作“讴”；（金陵）“金”当作“今”，“陵”下脱“下”字；“土屋”疑是“塸”的注释。但都没有版本的依据。库本作： 始皇陵……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其功力或隐不见，如骊山水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又此土无石，于渭北诸山运取大石，故歌曰：“……千人唱，万人钩，今陵馀石大如覆土屋。”其馀功力皆如此类。卢氏曰……故高作陵园山者，使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卷六，3b/4-4a/1） 覆按《长安志》卷一五所引《关中记》[15]，此段文字与库本多相合，但二者是否同源，我们并不清楚，且范氏校证，也未能校出最难索解的“六十万积年之功”及以下文字。可见，直接版本的校勘远比相关资料的旁证式校勘为更直接、更容易，也更重要。 库本虽然有如此多的优胜之处，但并不是说，出现差异的所有地方，库本都是好的。比如第73条，周日用注，末句“是以而蛮夷于禽兽犬豕一等矣，禽兽犬豕之徒犹应不然也”，库本即阙。此句诸本亦有异同，《校证》卷二校勘记〔四一〕：“而”，士礼居刻本作“如”，弘治刻本空格，《格致》本无“而”字。 《校证》的文字校勘工作非常严谨，即使有充分证据说明底本有误，可以校改，正文也一仍底本之旧，未作改动，只是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同时，范先生在校勘记中，常常引用相关材料进行校勘，称“宜据补”云云。利用相关记载，作“据补”这样的断语，对整理这一类古籍而言，是不可取的（当然校证者在正文中并未作补）。这些大致相同的内容，即使是同源，也可能使用了不同的记载方式，如字句有异。这些材料，作为校证的“证”的部分，为使读者更易于了解内容，将相关记载抄录出来，作些排比，以便疏通文字，这是可以的；但不能用以作校勘。 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并不是对该书作全面的点校和整理，而只是就自己认为有必要作校释、疏解之处进行考订；参校诸本中，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因《四库全书》只是参校本而未作通校，所以未能反映该书《四库全书》本的面貌。令人稍为不解的是，我们用库本与《校释》相校，发现士礼居本（《校释》的底本）与库本有着不小的差异。即以《校释》卷一示例如下。 第30页：“史记封禅书云：斋、冥、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斋”，库本作“威”；“冥”，库本作“宣”（卷一，6a/1）。 第30页：“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库本作：“尧舜时万里，三代时七千里。”（卷一，1b/8-2a/1） 第31页：“小山有，其形如鼓，一足如蟸。泽有委邪，亲如兄弟毂，长，蛇音也，见之者霸”。“委邪”，库本作“委蛇”；“蛇音也”，库本作“如辕”（卷三，3a/4）。 第32页：“水石之怪为宠、罔象；本之怪为躨、魍魉；土之怪为坟羊，火之怪为宋无忌”。“水石”，库本无“石”；“木之怪”，库本作“木石之怪”（卷九，3a/8）。校释者引用《国语》来加以纠正者，正与库本同。 第32页：“东方有螗螂……短人处九寸”。“处”，库本作“身”（卷二，3b/3）。 第33页：“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之长短。”库本作：“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卷一，4b/3-4） 《校释》卷一，只有两处列出了库本，而且是说库本与其他版本文字相同。以上的版本差异，不知校释者何以未能校出。或因库本只是其参校诸本之一，校释者认为以上诸条并无参校价值，故未将校勘结果写出，也未可知。 在校勘时，我们一般会本着底本不误、校本有误者，即不出校记、不作说明的原则，以免繁琐。这样的原则，点校本就不可能作到使读者“持一本而众本毕见”；同时，校勘者判断有误，则校本的版本信息就会因此而被湮没。从这个意义上，点校本不可能完成取代各版本和抄本，读者也不应盲从点校本。在古籍被大量点校整理、古籍整理成为一个专业的今天，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尽信整理本不如无整理本”。 三 在以往的校勘工作中，一般对《四库全书》本不甚重视，认为清人编修时“寓禁于修”，常常大加窜改，甚至是以借修书之名、行禁毁之实。但禁毁大致是有一个范围的。 乾隆三十七年开始收书，着手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大学士于敏中据八月初五日上谕，向各地“字寄”，称“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馀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基本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16]。乾隆帝并不是发现了违禁之书，才加查禁，而是认为本该有而没有上奏，于是要求各地着意搜查。接到了于敏中的“字寄”后，九月初九日江苏巡抚上奏：“臣原系满洲世仆，若见有底毁本朝之书，恨深切齿，……断不敢因书有忌讳，撤留不解，亦无在外焚毁之事。本年三月内，浙闽督臣钟音陛觐回任过苏，曾密传谕旨，令臣留心查察。”[17] 可见在乾隆三十八年的三月，已密传谕旨，要查禁违碍之书了。但这些书，大致属明末清初，野史中抵触清朝之语。此后则扩大至胡虏等敏感字眼。这是学界所熟知的。 但是，政府以国家之力，以利诱之于前，以刑迫之于后，不少珍奇善本，藏书家不敢不献，因此在修书过程中也确实发现并利用了不少善本。况且，馆臣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书都会随意加以纂改的。我们从《四库全书考证》来看，馆臣们在编修时，确实做了不少校勘工作。《博物志》即可说明。 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对所收之书进行过校刊和考订，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即其校刊考订工作时的记录。此书所收，约有一千一百多种，约占《四库全书》所收书的三分之一[18]。有关《博物志》的考证，共计10条，分别是相对于《校证》的第7条、第23条、第30条、第40条、第89条、第128条、第179条、第218条、第264条、第305条。但我们用库本与通行本通校，校出一百五十多条，且明显优胜，因此我们颇以为库本所据的底本即“内府藏本”是一个相当好的通行本。 可见《四库全书》所用《博物志》的底本即所谓内府刊本，是《博物志》诸本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博物志》的版本情况，应引起我们对《四库全书》所收各书版本的足够的重视。至少，在古籍整理时，应将库本作为参校或通校本之一。 当《四库全书》所收各书，作为版本之一受到学术界普遍质疑和轻视时，金毓黻因取校《续通鉴长编》等，发现了库本的长处。他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十九日，取《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三书之印本与库本对勘，发现库本有关译字和违碍处有剜改之迹，说明在抄写时，所依据之底本以及当初抄写时并未作改动[19]。他在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针对《四库全书》的版本，大发感慨道： 近来始知四库著录多佳帙，一时读之无尽。往日多随人俯仰，以为皮相之论，所以多疏。[20] 作此小文，是想说明，即使是公认的不好的版本，我们在校勘时，也要利用，至少要抽校一部分，以确认其版本的价值。同时，也是想提醒大家，要重视作为版本的《四库全书》所收各书。 校毕近廿载，今始写定。 二○一四年八月于西三旗 （原刊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上海古籍，2014年） [1] 《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册，第425-426页。 [2] 参孟彦弘：《本校与他校释例》，《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初刊1985年，此据上海书店2001年版）谈他校，将类书旧注作单独一类，同时又列“古人引书不谨严不能轻易据改”和“同时之书他校以校名词术语为主”两小目。“古人引书”，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谈的征引式版本，“同时之书”则无疑需要强调史源（如非同源，虽为同时之书，亦不易取以他校）。黄先生对他校的内容归纳得十分准确，即“一般只能在专门名词、专门术语以及关键性的字句有歧异时择善而从，判断不了是非，则在校记中列出异文”，同时还强调稍有出处、虚字之增减，不必校改；本书引他书有节略，不要据补，等（第82-83页）。此处之“择善而从”是指可下判断、可作校改，而不是不出校记的迳改。 [4] 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 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 [6] 《博物志校证·后记》第一节“著录与板本”、第四节“通行本与士礼居宋本”。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序》则推测黄丕烈士礼居本所据之汲古阁影钞宋连江叶氏本，“殆亦唐五人残存卷钞而传刻者欤”（第5页）。范宁将《指海》本列入通行本系列，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9页）则列入士礼居本系统。 [7] 《龙溪精舍丛书》（据士礼居本校刻）本，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 [8] 如第121/122条、第142/143条、第189/191条，库本则为一条。 [9] 如第200条，库本将其中“仲尼四友……”析出另为一条；第222条，库本将“王莽……”析出单列为一条；第243条，将“仙夷乘龙虎……”析出单为一条；第259条，将“灵帝和光元年……”析出单为一条；第291条，“上古男三古而妻女二十而嫁”，析出单为一条。 [10]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此书入小说家类三，其末称“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本，1983年，第1213页、1215页。 [1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第1214页。 [12] 《博物志校证》卷九校勘记〔一一〕，引《四库提要》谓此书乃“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范氏说“诚非诬语”（第108页）。他虽然不同意《四库提要》剽掇之说，但也承认今本是杂采诸书而成的事实。 [13] 此条不见于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应出自《四库全书考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清内府抄本，1991年），第1785页。 [14] 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序》称：“杂家者流，其初亦广记丛残小语，方术异说，俾便其言道方事之所资也，则《汉志》之小说家与杂家，殆同出而异名，非两《唐志》以迄《四库全书提要》所谓之小说也，故其所记者，亦出入四部百家，然非自创者也。”（第17页）对杂家的认识，与黄丕烈士礼居刻《博物志》序大致相同（见上引）；唐氏强调的是杂家与小说家的不同，《唐志》以后将之归于小说家是不妥的。 [15] 《长安志》，《宋元方志丛刊》影印《经训堂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162页。 [16]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17]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54页。大学士刘统勋“字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一来是要求他们着力收书，二来就谈到“忌讳字面”的问题：“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疑，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并不肯因此加罪。”（第70-71页）明里说，遇到这类书，不必有所顾虑，但暗里却传密旨，留心查访。五个月后，又公开责怪地方所进书中，何以没有违碍之书。借收书之机，查禁违碍，昭然若揭。 [18] 参《四库全书考证》的出版说明。 [19] 《静晤室日记》卷一四七，1993年，第6681、6683页。 [20] 《静晤室日记》卷一四八，第669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