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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还可以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个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的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并超过后四名即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总和。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总人口的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如此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东，各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极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却在上海难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彻底。这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里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个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它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个府有一两个同乡组织，有时候是一个县就有一两个同乡组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都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早期发动民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发动，就要利用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了解外国的情况，所以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知识分子集聚的程度、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党的活动。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数量远不及上海。上海的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里，还活跃在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报刊，以及律师事务所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