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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资利用的“安全缝隙” 1949年以前的28年里，有1/3以上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地在设于上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上海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的缝隙效应。 五方杂处，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据邓颖超回忆：“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得心应手。 华洋混处，则使外国人在上海活动成为正常现象。1920年的上海，差不多有5000名俄侨。这些俄侨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正好是共产党人活动较多的地方，这为共产国际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支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就是通过上海转运到延安的。共产国际汇来的是美元，而美元在中国不能流通。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桥附近开办了一家申庄货栈，把援款通过买公债、股票等方式，分批换成通用货币。然后，或辗转带到陕北，或购买红军急需的物资，如通讯设备、印刷器材等。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了解上海城市特点、自觉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斗争的典型事例。 苏区需要一些特别的药品、电台等东西，但靠土法子是没办法生产出来的。此时，上海城市的价值就至关重要了。特别是医药方面，宋庆龄从国际上运了很多支援根据地的物资，都是通过上海这个渠道运送过去的。所以，上海在这方面起到了其他一些城市或者根据地所无法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安排到在上海，而不是离湖南更近的武汉、广州，也正是看中了上海的特殊性。 总的来看，以上几个系统，即思想传播系统、社会基础、交通系统、邮政通讯、组织系统、安全系数，归结到底都与上海城市的集聚性、特殊性有关。这两个特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殊性刺激了集聚性，集聚性增强了特殊性。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上海在红色资源方面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使得上海在中国的红色资源版图上，格外亮眼又极其重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