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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系统 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没有哪一座城市有上海这么发达的交通系统。上海襟江带海，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国外，不少都必须经过上海。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晚清时候，上海就有铁路通往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杭州连至宁波，进而与全国铁路网相连。 上海的市内交通也远比全国其他城市发达。中国共产党人要搞工人活动，特别是搞地下活动，市内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条件。晚清时期，上海已有人力车、马车、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又增加无轨电车、机动渡轮、公共汽车，公交车辆线路更多。 这一时期，上海道路系统多元而复杂。尤其是南市、闸北、沪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车很难开进去。汽车不能进去，黄包车却可以行驶。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而言，这反倒更加有利于隐藏。所以，有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对于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有特别的价值。这也是日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设于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相连接。上海口岸停泊着众多国家的邮船，国内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在上海均设有邮局。通讯方面，到19世纪末，上海的国际电报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以经香港与欧美各国通报；国内通报更是四通八达，北到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到汉口，西南到泸州，南到广州。这一通讯系统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满足商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但客观上也为政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个现代性政党要搞各种活动，必须依托现代的通讯系统。 就与外部联系而言，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需要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等领导人，常常在全国各地活动；在上海市内，中共组织大多数时候处于秘密状态，党员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和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是很难想象的。 以处理顾顺章叛变为例。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25日晚，人在南京的钱壮飞获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报就传递到人在上海的周恩来这里。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领导机关转移，并安排天津的中共地下情报员胡底转移。等顾顺章到达南京见蒋介石时，周恩来这边已经转移妥当。 再以第四次反围剿信息传递为例。1932年夏，蒋介石筹划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进攻计划，以及所谓的掩体战略。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获悉此情报后，立即将情报交给陈翰笙。陈翰笙通过宋庆龄，及时把这个重要情报送到了苏区。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得到情报后，他们立即作战术转移，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没有便捷的通讯系统，就难有革命的胜利。类似例子，在中共党史、军事史中不胜枚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