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些早年由周先生主笔的考古通讯和简报中，我特别注意到，在正式介绍考古成果之前，常常有这样类似的一段文字： “我们在发掘零陵古墓时，利用机会宣传了文物政策法令，并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正规的开了三天展览会, 观众达一万二千余人。”（《湖南零陵东门外汉墓清理简报》，1957年） “我们在工作结束之后，立即在益阳市文化馆举办了两天小型的出土文物展览会，观众达六千余人，为益阳市今后文物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基础。”（《湖南益阳市郊发现汉墓》,1959年） 在考古发掘地举办临时展览是我2015年才有的念头，可时至今日也未真正实施过。周老先生保存着一张当年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时代古墓出土文物展览会的照片，那是1954年的夏天，23岁的周先生站立在展览会的入口处，外面是烈日下顶着大草帽、排着长队的参观者。此次展览会的情景在发掘简报中也有公布，群众排着长队来看展览的盛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在简报的照片中，来观展群众是打着雨伞、排着长队的。左家公山战国古墓棺椁质料致密、埋藏较深，又有白膏泥包裹，因而保存较完好，发掘时遗骸面貌隐约可辨，脑颅内还保存有大小脑的脑髓，随葬品40余件，其中一个竹筐中盛有毛笔、笔筒、铜刀、无字竹简、竹筒等一整套书写工具，业界轰动。考古发掘历时三天两晚，发掘过程中就有大量市民围观，大概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考古的功能之一就是满足这种好奇心和探求欲，建立起历史与现实在理念或是情感上的联系。 周先生参与了左家公山战国时代古墓出土文物展览会的筹办工作，当时“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也正在北京展出，想必这都给刚刚加入考古队伍的先生带来了一些启示和示范。于是我们就看到，整个五十年代，无论是在省会的长沙，湘北的益阳，还是湘南的零陵，不论是“重大发现”，抑或普通的发掘，这样的展览会似乎已成为考古工作的常规流程，它成为五十年代考古文博界的一道靓丽风景，是新时代奋发而为的侧影。 翻开五十年代的文物考古期刊，我看到的是先生忙碌的身影，1953年7月参加发掘长沙仰天湖战国墓，1954年6月发掘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1955年5月发掘长沙白泥塘东汉砖墓，1956年2月发掘零陵东门外汉墓，1956年8月发掘长沙黄土岭战国、五代墓，11月发掘长沙陈家大山战国、宋代墓，1957年7月发掘益阳市郊陆贾山汉墓。1958年秋，已积累丰富考古资料的周先生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筹备工作，加入由吴荣曾负责的封建社会前期陈列设计小组。结合展陈需要和自己对古代工艺品的兴趣爱好，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湖南出土铜镜图录》，对五十年代湖南出土的一百余枚铜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图录问世后广受好评，以其内容丰富、分类详明而风行一时。出版图录是当时快速公布考古成果的一种常用形式，这一形式被沿用至今，周先生对铜镜的关注也贯穿了他整个考古生涯，先后又出版了《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中国铜镜图案集》等专著，撰写了《足球纹铜镜和宋代的足球游戏》、《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铜镜》、《<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质疑》等论文。 1959年到1969年是多事之秋，据先生回忆，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和学术活动总体是趋于停顿的。但先生并没有受到政治时局的过多干扰，1960年11月发掘了石门县皂市商殷遗址和古城堤城址，1963年2月在湖南零陵发掘新莽墓和东汉墓，1964年冬在石渚对长沙窑做了抢救性发掘，1965年1月调查与清理了零陵菱角塘古遗址，同年5月又在南岳调查了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67年4月试掘了澧县梦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田野考古项目相对减少，但先生一如既往地工作着，在抢救性发掘之外，先生还利用间隙整理了五十年代积压的一批发掘资料，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通俗性的文章，直到1969年冬，先生一家四口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瑶族山村，零陵江永县的松柏公社。 1972年4月，那时候国内文化大革命仍未结束，大批干部、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国际政局也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核战争似乎随时可能爆发，各地军民“深挖洞、广积粮”，被迁往市郊的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修建战备防空洞。不想，爆发世界大战的迹象在一天天减少，防空洞里却冒出了一座轰动世界的西汉古墓。因考古专业人员不够，周先生被紧急召回长沙，并被任命为马王堆墓葬发掘业务组副组长，肩负着现场发掘、绘图和记录的重任。 马王堆一号墓的发掘始于1972年1月16日，4月13日周先生加入时，墓葬已发掘到有密封功用的白膏泥层。白膏泥中嫩绿的树叶，白膏泥层之下用于防潮的大量木炭，椁板上完好如新的竹席，硕大厚重的“井椁”，边厢漆鼎中保存完好的藕片，精致的四重套棺，内棺上的T形帛画，这些令人激动的发现一次又一次点燃发掘现场的气氛，让先生记忆犹新。椁室内埋藏着千余件随葬品，其中漆器、竹木器、丝织品、简牍、陶器占大部分，金银珠玉等器极少，这与百年后的海昏侯刘贺墓有显著区别，周先生记得那是1972年4月28日，下午4点，在提取完椁室内的随葬品之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内棺被起吊运到了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室，并在当晚开了棺，确认了棺内保存有一具被二十余层丝织衣物包裹的尸体，而后又经过技术专家们十几天的耐心揭取，尸体露出了真容，保存之完好令在场的工作人员惊奇不已。如何保护这千年女尸成了工作人员最紧要的事情，时已入夏，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女尸急速腐化，湖南医学院的人体解剖专家为此配置了酒精﹑福尔马林和甘油的混合液，并指导周世荣先生等现场工作人员隔天给女尸进行注射，直至把女尸移入定制好的盛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棺中。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不仅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西汉早期历史的认识，也促成了湖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全面恢复。对周先生个人来说，参加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更是先生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记忆最深刻的经历，可以说整个七十年代是先生职业生涯的“马王堆时期”，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马王堆汉墓的相关研究中找到源头，比如养生气功研究、古文字研究、古货币研究等。 1974年至1978年，先生作为马王堆汉墓的主要发掘者在北京参加了国家文物局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工作，这个工作小组中有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张政烺和李学勤等先生，还有著名医史家马继兴先生。工作期间周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实地踏查了帛书地形图和驻军图上的城址，复原了《导引图》。先生的工作备受称赞，《导引图》的出版在国内外体育和医学界引起极大关注，此后先生结合导引图复原研究成果，又写成了《马王堆养生气功》、《马王堆导引术》两部著作，掀起了一阵养生气功的热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