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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马王堆汉墓发掘报告时，先生负责竹简文字考释，1980年又参加了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的古文字进修班，此后陆续对湖南战国以前青铜器铭文、楚墓出土古文字、湖南汉六朝文字和湖南出土历代印章做了比较系统的考释，撰写古文字研究论文十余篇，其中《汉代漆器铭文 “ 氵冃 工”考》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先生认为“氵冃 工”是“罩漆工”之意，并在马王堆汉墓竹简《遗策》文字中找到了证据。 湖南出土的古代货币种类多样，其中有不少是中国货币史上罕见的，如泥质金钣、布帛类“聂币”、铁质半两钱、马楚铁钱等，先生对这些古货币的研究兴趣也激发于马王堆汉墓。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中竹简和木楬上都记有“聂币”，发掘报告中释为“布帛碎片”，未受重视，先生认为这数量多达千匹的“聂币”必然另有深意，为此撰写《马王堆汉墓“聂币”考》一文，论证了“聂币”是楚国就已流行的象征性布帛冥币，它像泥币“半两”象征铜钱，泥“郢称”象征黄金货币一样，该文在1993年荣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金奖——金泉奖。 先生对马王堆汉墓报以了极大热忱，持续关心着马王堆汉墓的相关研究，而用力最深的则是湖南陶瓷考古。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筹备和建立，先生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需要更多田野考古工作的古陶瓷研究，先生的足迹遍及三湘四水边的大部分瓷窑，对岳州窑、长沙窑、衡州窑、衡山窑、醴陵窑等湖南主要窑址都进行过论述，构建起了湖南陶瓷史的主框架，其中又以长沙窑和岳州窑的研究最为广博。 早在1964年冬至1965年春，先生就对长沙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不仅收集了大量流散文物，还基本探明了长沙窑以石渚湖为中心的分布格局，不仅在窑堆密集的瓦渣坪一带开展了工作，还在石渚湖南岸的石渚、罗家园、游船咀、老窑上等地发现了窑址，先生注意到了石渚为水中陆地的地形特征，并在简报中将窑址称为“石渚长沙窑”，此后先生又在唐诗中找到了李群玉那首现在大家都熟知的“石渚”，而黑石号沉船出水的“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题记碗更是确凿无误地证明唐代以来长沙窑所在地即名为石渚，可见先生的先见之明。通过分析，先生认为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兴起于八世纪后期，盛于九世纪中期，而衰于十世纪初”，并指出长沙窑盘口壶的造型、方块露胎和斑块釉等工艺特征与湘阴窑之间的联系，认为长沙窑首先烧制青瓷，后来才以彩瓷为特色，这些论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上世纪70年代，长沙市文物部门在铜官、石渚开展了富有成效的考古工作，极大拓展了长沙窑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为进一步明确长沙窑的时代、内涵与价值，198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市文物考古单位联合对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主动发掘，1986年周世荣先生被推荐为国家“七五”重点课题“长沙窑”研究课题的主持人，主持了对1983年长沙窑联合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1996年课题成果《长沙窑》由紫禁城出版。长沙窑课题组编写的这部《长沙窑》是目前长沙窑考古资料最全面、最详实的一次公布，该报告不仅整理了1983年考古发掘资料，收集了国内外长沙窑产品的出土情况，重点对长沙窑的历史背景、产品特点、内销和外销以及年代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并进行了仿烧试验。这一成果促成了长沙窑研究的热潮，吸引了大量学者投入长沙窑的学术研究之中，是长沙窑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总结。《长沙窑》于2002年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迄今也仍是研究长沙窑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进入新世纪，先生又撰写了《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等一系列鉴赏类书籍，极大扩展了长沙窑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在国内外的认知度。如今，长沙窑遗址所在地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迎来了保护与利用的新时期，周先生的功绩将载入公园史册。 对于在湖南陶瓷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岳州窑，先生反复论述，不断依据新发现修正自己的认识，展示了一位科研人员不懈的求真精神。“岳州窑”的名气源自茶圣陆羽，是陆羽《茶经》中提到的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陆羽说“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湘阴铁角嘴发现了唐代青瓷窑址，被认定为唐代岳州窑遗址，但这一处规模不大的窑址显然不足以支撑岳州窑的声誉。60多年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在湘江下游尤其是湘阴境内不断发现汉唐时期的青瓷窑址，总数不下20处，其中考古工作较充分的有青竹寺窑、石门矶窑、湘阴窑、铁角嘴窑等，周先生或是主持考古发掘或是实地进行勘察，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生一共出版了三本“岳州窑”专著，用先生自己的话说，第一本《岳州窑青瓷》把“岳州窑”写成了《湖南陶瓷史》，第二本《岳州窑》写成了《湘阴县陶瓷史》，2012年第三本《岳州窑新议》依旧把长沙窑收进该书，而誉之谓岳州窑蝶变的长沙窑彩瓷，先生仍觉不妥。在2016年出版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先生再议岳州窑，把岳州窑的主体限定为湘阴境内的汉唐时期青瓷窑址，而把望城境内烧制青瓷的铜官窑、石门矶窑视为岳州窑系窑口，先生认为岳州窑始烧于东汉，而终止于九世纪初，可分创烧期、繁荣期、鼎盛期和没落期，并阐述了各期陶瓷器的特点，种类和代表作。如果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来观察湘江下游的诸多瓷窑遗址，先生的最终认识是切合实际的，虽然在汉唐约700年的历史期间，湘江下游各青瓷窑址呈现出了显著的阶段性时代特征，但它们在空间和制瓷工艺上也保持了较强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可以用“岳州窑”来概括，而长沙窑虽然在多方面继承了岳州窑的制瓷工艺，甚至营销渠道，但更多的是对南北方制瓷工艺的融合，针对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做了大量历史性的创新，是一支从岳州窑的母体中孕育出的新兴窑业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