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民国时期的5本著作来看，作者们对“西藏”名称的沿革及其内涵的理解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当面临来自英帝国的话语挑战时，这些知识分子纷纷从古籍文献中寻找辩护的证据，并对“西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合法性论证，以图确立对“西藏”概念的定义权。 论证的结果就是：一，通过引证文献，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区视为与西藏并列的地域存在；二，从行政沿革上明确清雍正以后青海、东部康区、云南藏区归内地直接管辖的事实，证明它们不属于西藏；三，从改土归流的角度说明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或传统康藏分界的丹达山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即西藏与内地（省份）的交界点。 今天汉语语境中的“西藏”与英语中的“Tibet”似应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所指地理范围也差异很大 对于“西藏”一词，各家在开篇均作了一番解释，详略不一，但见解大致相同，即“西藏”这一概念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 王勤堉的书中只简略提到：“西藏初号秃髪，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曰乌斯藏，至清始称西藏。”与其他4人的不同之处是，他提到了“西番”这一概念。 华企云的书中则提到了“西藏”与“藏”的关系及地名与族名、自称与他称的问题，指出：“西藏之名称，源于境内之藏部，及位于全国之西而名之，简称曰藏。藏人自称则曰伯特友尔（Bodyul），伯特者，乃其部族之名称，而友尔者，国家之义也……入清后，始名西藏，以迄于今。其人则谓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今西人称西藏曰（Tibet）者，即土伯特一音之转也。” 陈健夫的著作对名称问题论述稍详，主要观点与谢彬类似，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指出了“西藏”一名出现的具体时间：“到清代雍正年间，西藏一名才出现，那便是乌斯藏或卫藏的简称。”陈健夫没有给出其说法的出处，但在注释中说：“雍正初年，清廷平定西藏，派果亲王入藏以后始有西藏一名，地偏西方，因有斯名。” 对名称问题论述最详尽的是谢彬。他用了4页的篇幅，并引美国人洛克喜尔（Rockhill，现通常译作柔克义）和日本人寺本氏（即寺本婉雅）的研究来说明。其主要观点是：西藏既是种族的名称，同时也是土地的名称；土伯特、图伯特、土蕃等译名都是吐蕃的转音；元明所称的乌斯藏指卫，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不代表西藏全体，如果“卫”、“藏”合称，并入后藏诸地，才能总括西藏全体；现在西藏一名起于清代以后，是乌斯藏或卫藏的略称，包括了今天西藏的全境，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西番一词，故定名西藏；西藏一名刚出现时没有前藏后藏的划分。 上述4人关于西藏地名沿革的论述多较简略，主要参考文献是《大清一统志》、《卫藏通志》等，其中谢彬还引述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同今天学者对西藏地名的考证相比，上述4位论述多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基本符合史实，特别是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 名称问题看似微小，其实背后牵扯的历史极为复杂，且与政治也有关系。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话剧《文成公主》之后，曾向历史学家吴晗提出“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等名词的演变和语源问题，指示一定要弄清楚。 综上可以发现，今天汉语语境中的“西藏”与英语中的“Tibet”似应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方面，上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均认为“西藏”之名来自“卫藏”，卫藏就是乌斯藏，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国藏族聚居区历史演变和行政沿革的实际，有大量文献可考，民国知识分子秉承了这一传统，并成为今天中国人理解“西藏”概念的基础；另一方面，华企云提到西方学者称西藏为“Tibet”，来自“土伯特”的转音。但据牙含章先生考证，西方的“Tibet”是学自唐朝时阿拉伯商人对西藏的称呼“Tibbat”，阿拉伯商人把西藏叫做“Tibbat”又是根据唐朝时把西藏叫做“吐蕃”。显然“乌斯藏”和“吐蕃”不是一个时期的概念，所指地理范围也差异很大。今天在西藏研究中经常碰到“西藏”与“Tibet”对译的困难，中外学者的理解差异颇大，应该跟这两个概念来自不同的语源有关。 当今汉语语境中，西藏与卫藏的大体对应是很自然的，而在英语中，“Tibet”总是倾向于与整个藏族聚居区对应，造成中西之间沟通理解上的误差。如果再引入藏语的语境，情形就更为复杂。今天藏语中与汉语“藏”对应的藏文词是Bod，Bodpa指所有藏族人，Bod Jongs专指现代行政意义上的西藏，Gtsang专指后藏日喀则地区。就笔者的观察，今天在藏语拉萨话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发生用“藏”（Gtsang）代“蕃”（Bod）的情形，相反由于现代行政区划的影响，“蕃”（Bod）与“西藏”（BodJongs）在口语中的对应趋势越来越强了，而对其他藏族聚居区的称呼主要使用Amdo（安多）和Kham（康）的概念。牙含章先生认为，“吐蕃”一词最开始就是指现在的西藏地方，后来因为“吐蕃”占领了青海、西康等地，就把占领下的土地和人民都叫做“吐蕃”。 由此可见，地名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的，不应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国外总有人主张将“西藏”定义为整个藏族聚居区，就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西藏”的典型表现。 对“西藏”范围的界定虽不尽相同，但一致认为“康”不属于西藏 西藏的地域范围历来是西藏问题中的焦点，其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5位作者对西藏的范围界定，从历史上到民国当时都有涉及，且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主要关注的焦点有：西藏的四界，西藏的组成部分，康藏和川藏的分界。 关于西藏的四界，王勤堉认为是“东接四川、川边，北接青海、新疆，西南两部与英属哲孟雄及不丹尼泊尔两小国接壤”。华企云认为是“北接新疆，南通印度，东南与青海川滇诸省毗连，西北与印度克什米尔为邻”。秦墨哂认为“东界四川，东南界云南，北接青海新疆，西南二部与英属印度缅甸毗连，其中夹着不丹尼泊尔两小国”。陈健夫认为“西藏的北部接新疆，南界印度、尼泊尔、不丹三国，东部与西康接壤，东北毗连青海，西北近克什米尔”。 从上引可见，各家对西藏的北、西、南界说法较为一致，唯独在东界有出入。王勤堉与秦墨哂认为西藏东接四川，华企云与陈健夫认为东界是川边和西康，特别是陈健夫直接说明西藏东界西康，显然认为康区已经不属于西藏。王勤堉与秦墨哂的说法反映了当时西康尚未正式建省，行政地位上没有青海那么明确突出。 对西藏境域组成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人对“西藏”概念的理解。 王勤堉本人是地理学家，在其书中有3处提到西藏的范围，分别如下：第一处如上引，在民国时西藏主要指卫藏（“东接川边”），并于其后论证说：“故以历史的关系而论，川边无论如何，不应划归西藏，可无俟言。”第二处提到：“初，土伯特分四部，东部曰康曰青海，西部曰卫曰藏。”此处应该指明代及以前的情况。第三处提到：“西藏旧分四部，曰卫，曰藏，曰阿里，曰喀木。” 王勤堉此处参考的是清末刻印的《皇朝藩属舆地全书•西藏源流考》，实际与《大清一统志》的说法完全一样，说的是清代的情况。王勤堉书中给出的上述大中小3种关于西藏范围的界定很有代表性，是3种典型的说法。 华企云认为西藏实分为4部，即康、卫、藏、阿里。他反对将青海纳入西藏，特别指出：“青海居西藏之东北，在我地图上与西藏实为两地；但因英人久蓄图藏之野心故，在英国地图上青海已包括于西藏之内，以为中英交涉西藏问题时可为拓地之谋也。” 华企云在此已经将中西之间的西藏概念之争作了展示，并剖析了英国的目的。他在后文又说“西藏东半部地，清季划为川边所辖，今则已建西康行省”，认为当时西康已不属于西藏。 秦墨哂认为，原本西藏全地可分3部，就是康、卫、藏，分别称前藏、中藏和后藏。后清代时康已改土归流，民国建立后改为川边特别区，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西康行省。在关于川藏交通的论述中，他明确地说：“从打箭炉到巴塘西边的南墩向来归四川行省管辖，是西康境界……从南墩西上，经过察木多到察罗松多，原来是各土司辖境，清初归附，雍正年间赐给达赖喇嘛，本不是西藏的故土，是喀木故境。”可见秦墨哂认为东部康区向来不归西藏，西部康区原本也不归西藏，只是后来赐给了达赖喇嘛。 对西藏地域组成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刻自觉并着力加以剖析的是谢与陈两位。谢彬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考证并指出了内地与西藏之间关于西藏地域问题的分歧，他说：“至于西藏领域，究以何处为止境？则中国人与西藏人，均各有其所指，且有非常之差异焉。” 对康与汉（内地）、藏的互相统属关系，谢彬认为：“至于西藏与内地分界何在……惟是外人强词夺理，恒谓康为西藏之一部；即中国人，亦间有持此说者。故丹达山为康藏分界，西藏人、外国人虽有此说，但未承认康为中国内地也。”谢彬认为康在清代就属于中国内地。 “西藏境内分三大区，前藏、后藏、阿里……普通一般人，尤其是侵略者，多以为现在的西藏包括西康、青海，这种错误是可怕的，西藏只是西藏，并没有包括西康、青海在内，我们一究其历史根源，自当明白的。”在陈述完观点后，陈健夫对西藏境域的历史沿革做了细致出色的考证。他引证清代文献，证明西藏在古时确是“唐古忒有卫藏青海喀木四部落”，同时引藏文古文献说明：“古时的西藏包有上三部（阿里），中四部（卫藏），下六部（西康，青海）。”还随即论证说：“所以这种史实我们不能否认，更不用这样，因为这种历史的沿革是一回平凡的事，古时的行政区域怎样能适应今日的中华民国呢？那能说今日的西藏仍旧包括青海、西康哩！” 陈健夫通过引证文献指出，青海和西康在清代，主要是雍正和宣统年间，已经分别脱离了与西藏的隶属关系。对此，陈健夫还在书中以图表标示（见右图）。 在上述5人中，陈健夫的论证最为完备，对西藏境域沿革的观点与今天学者的已经很接近。 民国时期正是清帝国向现代中国急遽转变的时期，知识分子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国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干涉、经济上的渗透，还有话语权上的垄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自觉地同西方争夺对“西藏”内涵的定义权。5位作者从古今文献中寻找证据，一致认为“康”不属于西藏，没有一人将西藏与吐蕃的范围相等同。特别是陈健夫，从历史上的政治统属关系演变着眼来论证青海、西康不属于西藏，后来的中国学者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即藏族与“西藏”是两个概念。从元朝直至今日，当我们谈到“西藏”的时候，指的大致是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也就是传统的“卫藏地区”（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即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在行政上管理、收税的区域。 5学者的总体取向是将“康”从“西藏”的范畴中剥离出来，将康藏的边界定在丹达山甚至到江达一带 即使对西藏地域组成的观点一致，关于西藏具体边界的界定也有异议。5位作者大都主张以丹达山为康藏界，细究又各有不同。 谢彬在书中批驳了以前流行的康藏以宁静山为界的说法，肯定了以丹达山为界一说，但其后谢彬又指出：“既然西藏属于中国领土，就没有争执的必要，根据主权行使的方便来划就可以了。” 王勤堉也持丹达山为界一说：“西康疆域，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两厅接壤，北逾俄落色达野番，与甘肃交界，计四千余里。其西南过杂榆外，经野番境，即为英国属地。境域之广倍于川而等于藏。” 华企云认为康藏的交界处在丹达山：“西藏东半部地，清季划为川边所辖，今则已建西康行省。其疆域北接青海，东接四川，西连西藏，南界云南及印度之阿萨密。其西与卫相接，有丹达地，是为康卫交界点。往昔丹达山往东之居民，恒自称为康坝娃，其西之居民，则自称为藏坝娃，是其交界之明证。” 华企云也提到了雍正三年周瑛勘界时以宁静山为川藏界一事，但认为“然康藏准确之界线固在丹达山也”。其后在考证西康疆域沿革时，华企云又引述前人文献，指出：“昔之康，乃今昌都（察木多）地方……至于今日所称之‘康’，则实指逊清季世边务大臣所经营之川边而言，其地域则南接云南，北连青海，东起泸定，西迄丹达山。其间南北界已毫无纷议，惟西迄丹达，毗连西藏地方，则时起纠葛。” 华企云意在说明“康”的范围也随时间在变化。此处批驳以宁静山为界一说时，华企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质问：“宁静山以东已同内地，若其西地不属康而属藏，则将置康地于何处耶？”这一质问恰好反映了康的尴尬地位，在内地与西藏关于康的论争中，康已被化为无形。最后，华企云又提出以江达为界的问题：“惟是宣统二年，边军征藏时，已直抵江达，故严格言之，今日康藏之界限，实以江达为鸿沟矣。” 秦墨哂在书中认为从打箭炉到南墩（宁静山附近）属西康境，南墩到察罗松多（在丹达山西50里处）是喀木故境，可见秦墨哂认为的康藏界限也在丹达山一带，只是当时不在西康的控制下。 陈健夫对康藏划界问题论述较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同于前述3人。首先，陈健夫考证了康藏界限的历史沿革，指出：“康藏的界址，是民国以来康藏纠纷的一重要问题，盖自明末至清雍正初年以努卜公拉山为界，自雍正初年至清末是大都在宁静山以西，自清末至民国六年以江达为界，自后康藏迭起纠纷，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由现在实际情形谈，康藏双方是以金沙江为界的，因为两军隔江相恃之故！” 在后文，他又列出一般对康藏界限的3种主张，即赵尔丰、尹昌衡及当时的蒙藏委员会主张以江达为界；傅嵩、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藏长官蒋致余主张以丹达山为界；刘文辉主张以金沙江为界。宁静山一说已经不再被提及。接着，陈健夫批评了对康藏划界问题的“空谈”，剖析了实情：“著者以为，康藏界址在目前无法使它彻底解决，不能根据一固定的主张去实行，这是限于事实……所以康藏界址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空谈白论的文章所能济事的，我们要有一个适合实际的办法去进行。” 最后，陈健夫提出了自己的划界方案：“维持现状，以金沙江为界，但千万不可由中央政府明文订定以确定西康疆域，免得妨碍西康未来的省治，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协定。”其后可“以丹达山为康藏界址，无论由经济，政治，历史各方面言之，对于康藏双方都无妨碍，能使双方有机会同样的发展，这种理由并不深邃，试揭开康藏地图一看便会明白。所以我主张康藏应以丹达山为界”。 陈健夫本着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来看待康藏界限，将国家力量看做解决问题的关键，认为力量达不到就只能维持现状，否则大发议论也只是空谈。事实上，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也确实印证了陈健夫的观点，今天丹达山（位于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城西南）一带仍是康区与卫藏的分界，而川藏的分界还是在金沙江。 从今天来看，在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之前，所谓“康”主要是一个传统的地域文化概念，经由藏语翻译而来。当时正式的行政边界是川藏边界，从晚清时期绘制的地图中可以看到，川藏分界点多在宁静山以西一线。赵尔丰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之后，特别是1914年川边特别区成立后，“康”逐渐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区域向行政区域转变，随之康藏边界也逐渐行政化。由此，作为传统康区与卫藏分界的丹达山被转化为西康与西藏的交界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