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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在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发展东北边疆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营州；东北边疆；地位；作用 唐代营州(今辽宁朝阳)是唐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唯一内地型府州，也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对于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学界关于营州的研究十分薄弱，除了在一些东北通史的著作中对营州的自然地理、行政建置、政治机构等作了简要的概括性介绍外，专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1]，关于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更是鲜有人论及。本文不揣浅陋，试从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发展东北边疆经济诸方面，对营州在维护唐代东北边疆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以揭示营州在唐朝前期东北边疆统辖机制中的重要角色。 一、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 营州境内各族杂居，既有汉人、高丽人、靺鞨人，也有契丹人、奚人、室韦人、粟特人、突厥人、新罗人等，总体看来，少数部族人口居于营州人口的主体地位，且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唐王朝相继在营州设置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府等作为营州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以管辖控制东北边疆，诸官署机构既要代表中央政府意旨切实行使边疆管理职能，又要掌握东北边疆少数部族情况，了解少数部族动向，对于边疆诸情况“量事奏闻”[2]卷5，《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以报朝廷。营州在中央王朝统治东北边疆的体制运作中，起到了承上督下的重要作用。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3]卷196，《唐纪十二》，亳州刺史裴行庄即奏请伐高丽，太宗以“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雕弊，吾未忍言用兵也”[3]卷196，《唐纪十二》。虽然没有立即出兵征讨高丽，但开始着手讨伐高丽的前期准备工作。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亲征高丽，诏示天下:“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朕以君臣之义，情何可忍，若不诛翦遐秽，无以征肃中华。”[4]卷117，《帝王部•亲征第二》营州都督张俭所奏高丽泉盖苏文弑其王高武之事成为唐太宗出兵高丽的“理由”。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突厥袭击奚，平卢节度使辖下的押蕃使薛泰将此情上报朝廷，朝廷遂致书于契丹可突于，要求其“时须觉察，审防奸诈”，做好防御工作，并要求其诸事与营州都督宋庆礼筹度，“勿失事理”[5]卷40，《赐契丹衙官静柝军副大使可突干书》。可突于较好地执行了防御突厥侵袭之务，维护了东北边疆的稳定。 除了要及时向中央报告东北边疆情况外，营州也要向东北边疆少数部族“宣示朝旨”[2]卷5，《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传达中央政令，中央王朝若有变故，营州地方长官要向辖下羁縻府州通告。如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两京陷落，玄宗仓惶入蜀，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中原局势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至德三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且通国故曰:天子归于西京，迎太上天皇于蜀，居于别宫。弥灭贼徒。故遣下臣来告命矣”[6]卷21。 总之，营州要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保持中央与东北边疆之间信息的畅通，所谓“平卢信息，日夕往来，数与筹宜，首尾相应”[2]卷5，《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从而使中央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能够及时掌控。 二、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营州辖区内有不同类型的建置，设于汉人聚居地的是内地型正州建置，为安置内附少数部族而设的是城傍羁縻州，设于少数族原居地的则为监管区羁縻府州。对营州辖区内三种不同的行政建制，唐中央政府通过营州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其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政策与统治方式。 对辖下正州，营州地方政府具有官吏选拔和考课、赋税征收、兵役征调等各方面职能，与其他内地正州一样，管理严格。对所辖城傍羁縻州的管理则相对松弛，城傍羁縻州职官具有与正州职官不同的特点，城傍羁縻州长官除“以首领世袭刺史”[7]卷39《地理志三》外，又有汉人、粟特人、鲜卑人、高丽人等外族人任其职，如汉人刘瓌[8]卷5，《唐故行涿州司马金紫光禄大夫彭城郡刘公墓志铭》、粟特人安禄山[9]卷上，74曾任奚顺化州刺史，鲜卑人独孤开远曾任契丹辽州刺史[10]，“唐左卫将军上开府考城县开国公独孤使君(开远)墓志铭”高丽人高路曾任契丹、室韦师州刺史，外族人出任城傍羁縻州刺史体现了唐王朝对城傍羁縻州管理的逐步加强。经济方面营州政府向城傍羁縻州征收较轻的赋税[11]。此外，城傍羁縻州对唐王朝同样负有兵役的义务。《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载，凡诸国蕃胡内附者，“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城傍羁縻州要承担一定的兵役，“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这种义务兵役若超过30天，就会获得“免当年输羊”的补偿。但这种兵役征行仅限于内附蕃胡的第一代，第二代即视同内地编户，与内地编户承担同样的兵役。营州正州兵役与城傍羁縻州兵役既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相同之点，正州府兵和城傍羁縻州兵皆驻守地方。府兵平日不离开乡里，每年上番、教阅时才前往京师或集中于折冲府，或征戍所在地执行军事任务。但营州府兵不用上番宿卫，而是驻守地方，防御少数部族。因而在此点上，营州正州府兵的兵役与城傍羁縻州的兵役是一致的。 相异之处，正州兵役与城傍羁縻州兵役在服役、统率、征行等形式上不同。其一，服役形式。营州正州府兵是终身义务兵，在21-60岁之间都要为国家服兵役，虽不用上番宿卫，但农闲时要参加训练，且有义务参加戍守。城傍羁縻州兵则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遇有战争随即征调。其二，统率形式。正州府兵由折冲都尉率领，城傍羁縻州兵由本州刺史率领，但都由营州都督府统率。招募来的诸军由军使率领，由平卢节度使统率。其三，征行形式。遇有战争需要征行兵力时，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府可以直接征行府兵和诸军。而城傍羁縻州兵力，一般由中央下诏给营州都督，然后才由营州都督调动。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将伐高丽，七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3]卷197，《唐纪十三》。十一月，太宗“遣(张)俭率蕃兵先行抄掠。……兼领诸蕃骑卒，为六军前锋”[12]卷83，《张俭传》。此时期，营州监管区尚未建立羁縻府州，而营州直辖区内已建立了这几个部族的个别城傍羁縻州，因而此处令张俭率领的契丹、奚、靺鞨等应即指营州境内城傍羁縻州兵力，其中的“蕃兵”、“诸蕃骑卒”也即是城傍羁縻州契丹、奚、靺鞨等部落兵。张俭之后，继为营州都督的程务挺、高偘、李谨行等，在此后的高宗征高丽战役中，亦屡次征调城傍羁縻州军队出征。 与正州和城傍羁縻州相比，营州地方政府对监管区羁縻府州的管理更为疏松，仅是代表唐王朝对其朝贡诸事宜代为管理，同时对于边地少数部族具有慰抚职责。对于监管区羁縻府州军力，营州长官亦有权奉朝命调遣，但与城傍羁縻州几乎随时听从营州军政长官直接调遣参加平叛战争所不同的是，监管区羁縻府州则是以中央直接下敕书于羁縻府州首领或直接遣使到羁縻府州调兵为主，并且中央轻易不会调动监管区羁縻府州兵力。东北边疆各羁縻府州都有自己的军队，松漠都督府有静析军，饶乐都督府有保塞军，黑水都督府有黑水军，朝廷授予其都督、刺史等以将军、诸军使等称号[13]卷96，《契丹》；[4]卷986《外臣部•征讨第五》；[12]卷199，《靺鞨传》。静析军、保塞军、黑水军等监管区羁縻府州中诸军的设立，使得羁縻府州的军事力量得以为唐王朝所用，营州长官有权奉朝命调遣。开元六年(718)，突厥袭击奚，押蕃使薛泰将此情上报朝廷，朝廷致书于契丹衙官静析军副大使可突于，要求静析军“时须觉察，审防奸诈”、“制彼狂愚，拉朽摧枯”，契丹军要做好防范与抵御。同时令其“动静与宋庆礼等筹度，勿失事理”[5]卷40，《赐契丹衙官静柝军副大使可突干书》，宋庆礼时为营州都督，契丹军在军事上有任何活动都要与之筹度，不能擅为主张，反映了唐朝要求静析军和营州官员在军事方面建立起指挥、统御之隶属关系，营州都督对契丹松漠都督府静析军具有统辖之职能。 综上，营州对辖下正州、城傍羁縻州、监管区羁縻府州在管理体制上呈现出自核心区向外围逐渐疏松的趋势，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这一方面是唐王朝巩固统治，稳定边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唐作为统一多民族王朝根据东北边疆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实行“因俗而治”统治方针的结果。然而，无论三种建置的统治方式如何相异，营州代表唐中央政府的意旨在东北边疆地方统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切实履行了唐王朝在东北边疆正州、城傍羁縻州、监管区羁縻府州的权力、职责和义务，建立起了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维护了以“册封”和“朝贡”为手段构成的庞大“权力—义务”网[14]。稳定了东北边疆的地方统治，是唐王朝边疆统治乃至地方统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 营州辖区内民族分布格局，既有民族聚居区，也有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复杂，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边疆安全问题由此凸显。营州在唐代边防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唐在东北的最前线阵地，在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营州境内共有各类军事建置25个，其中有辽西府、平辽府、怀远府3个正州折冲府；带方府、昌利府2个城傍羁縻州折冲府；平卢军、卢龙军、怀远军、保定军4军；汝罗(安东)、燕郡、怀远、巫闾、襄平、渝关6个守捉；阳师镇、三合镇、泸河镇、怀远镇、平辽镇、通定镇6个镇；静蕃戍、五柳戍、蛤虫專戍、临泉戍4个戍，诸兵力之和多于4万人[15]，共同负责防范东北边疆叛乱。遇有战事，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即可以调动这些兵力，同时还可以征调城傍羁縻州兵力、奉命调遣监管区羁縻府州兵力等。营州、城傍羁縻州、监管区羁縻府州共同负责平定东北边疆叛乱，维护东北边疆稳定。 营州政府在监视东北各少数族动向、防范少数族出兵寇边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开元年间，契丹、奚连年为边患，及张守珪任营州都督，频频出兵两蕃，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剌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12]卷103，《张守珪传》，防止其出兵寇边。 开元二十四年(736)，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安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朝廷敕书于平卢节度使乌知义，要求他“安辑两蕃，动静须知，节制斯在”，“每事须防，无失便也”[2]卷5，《敕平卢使乌知义书》。平卢节度使切实履行了此职能，维护了东北边疆的稳定。显然，营州在随时了解边疆少数诸部族状况，防范边疆少数部族叛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东北边疆诸少数族中，契丹、奚与唐政府的关系最为反复，这种反复往往是受到突厥的牵制所致。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反唐失败后，不能立，依附此时强大起来的突厥，奚亦随之，“与突厥相表里”[7]卷219，《契丹传》，“常受其征役”[16]卷198，《边防十四•突厥中》。契丹、奚有了可以选择的依靠，遂对唐时叛时附，致东北营州局势动荡不安。据史料记载统计，自唐初至安史之乱，契丹、奚叛乱约有20余次之多，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多能较好地行使其维护边疆稳定的军事职能，率领辖下诸军力平定叛乱。如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可突于作乱，杀掉亲唐朝的大贺氏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长李邵固，拥立遥辇氏屈烈为联盟长[17]55，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随西叛。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奔投平卢军。可突于寇平卢，平卢先锋使乌承玼“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干)于”[18]卷60，《唐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铭》，维护了东北边疆的稳定。 在唐政府与高丽政权的关系中，营州都督及其辖下诸军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统计，唐朝与高丽共发生战争10余次，其中营州都督率领辖下军力参与的战争有7次，达一半以上。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征高丽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七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3]卷197，《唐纪十三》，十二月，太宗下《亲征高丽诏》，东征高丽，营州都督张俭亦在其行军总管之列[4]卷117，《帝王部•亲征第二》，率领都督府兵，契丹、奚、靺鞨等城傍羁縻州兵，“为六军前锋”[12]卷83，《张俭传》，充当征高丽之前锋部队。契丹藩长于句榆、奚藩长苏支作为营州城傍羁縻州兵，皆“各率其众，绝其走伏”[19]卷130，《亲征高丽诏》，在中央东征高丽的行列之中。战争中，“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3]卷197，《唐纪十三》，“奚、霫、契丹之旅皆充甲卒，如貔万计，跃马千群，总萃辽东之城”[4]卷117，《帝王部•亲征第二》，在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封元年(666)六月，高宗“又遣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偘等为行总管，以经略高丽”[4]卷986，《外臣部•征讨第五》。营州都督再次充当经略高丽的前锋。总章元年(668)，唐军终于打入平壤城，高丽灭亡。从贞观十八年至总章元年，在长达24年的唐征高丽之战中，营州都督率领辖下军力，包括城傍羁縻州、监管区羁縻府州兵力充当先锋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唐王朝平定渤海政权叛乱的战争中，营州的平卢军亦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元二十年(732)渤海王遣将军张文休率水军从海上攻登州，杀刺史韦俊，渤海反唐战争爆发。渤海王大武艺亲自率军进攻辽西，兵至马都山(今山海关附近)[20]，吏民逃徙失业。平卢军出师抵抗，平卢先锋乌承玼“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18]卷60，《唐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铭》。黑水靺鞨、室韦等边疆诸族也都出兵助唐，“以骑五千来属麾下”[18]卷60，《唐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铭》，听从平卢军调遣。面对唐朝强大兵势，大武艺上表谢罪，重修旧好，东北边疆得以稳定。 此外，当东北少数族遭遇突厥侵袭，营州长官也要给以保护和援助。《全唐文》卷四〇《赐契丹衙官静柝军副大使可突干书》:“近得捍藩使薛泰表云:突厥杀儿到大雒扬言，万众欲抄两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既在一身，得其自勉力捍。时须觉察，审防奸诈。……以卿智勇，制彼狂愚，拉朽摧枯，不足为喻。深思此便，以效忠功。动静与宋庆礼等筹度，勿失事理。” 此为开元六年(718)唐玄宗接到押蕃使薛泰表奏突厥将以万众抄掠契丹、奚后，赐契丹静析军副大使可突于的书，玄宗要求静析军“时须觉察，审防奸诈”、“制彼狂愚，拉朽摧枯”，契丹军要做好防范与抵御，并要“动静与宋庆礼等筹度，勿失事理”，宋庆礼时为营州都督，表明营州都督负有保护契丹不受突厥侵袭，以维护东北边疆稳定之职责。 《曲江集》卷五《敕平卢使乌知义书》:“敕平卢节度、营州都督乌知义:突厥去岁东侵，已大不利，志在报复，行必再来。契丹及奚，一心归我，不有将护，岂云王略?顷有没蕃人出，云其见拟东行，蕃汉诸军，须有严备，远加斥候，动静须知，纵有凶徒，亦即无虑。……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 “蕃汉诸军，须有严备，远加斥候，动静须知”，反映了玄宗要求平卢节度、营州都督及其辖下诸军力严阵以待，防范突厥入侵东北边疆。“契丹及奚，一心归我，不有将护，岂云王略?”表现了唐中央保护契丹、奚之“王略”，“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则反映了平卢节度使管辖边疆少数族权力扩大，在控辖契丹、奚之基础上，渤海、黑水亦由其统辖。总之，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之职责意在保护已归降的契丹、奚、渤海、黑水，以维护东北边疆安全，保证东北边疆的统治秩序。 四、发展东北边疆经济 据竺可桢研究，中国的气候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冷期后，隋唐时期进入了温暖期，唐代年平均气温比南北朝时期高2℃左右[21]。气候的温暖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营州气候温暖湿润，经济生活农牧参半[22]。营州都督宋庆礼在任时“开屯田八十余所”，“仓廪颇实”[12]卷185下，《宋庆礼传》。畜牧经济亦较发达，“畜宜牛马羊豕”[23]卷71，《河北道二十•营州》。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皮骨骨出等。 营州的商业贸易也比较发达。开元年间宋庆礼任营州都督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12]卷185下，《宋庆礼传》，以致“市里浸繁”[3]卷211，《唐纪二十七》。安禄山、史思明皆因懂蕃语而在营州出任互市牙郎[9]卷上；[7]卷225上，《史思明传》，营州经济出现繁荣景象，所谓“安农牙商，金帛山积”[24]卷647，《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营州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东北边疆经济的发展。 唐王朝镇抚东北，营州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唐太宗、高宗东征高丽，陆路之师均必经营州，并多在营州积草贮粮。贞观十七年(643)，太宗“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于河北诸州征军粮，贮于营州”[4]卷498，《邦计部•漕运》。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北输粟营州”[7]卷220，《高丽传》。班师回军途中，太宗亦至营州，在营州会见各少数部族，安抚民众，“诏营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已下”，“各班赐缯锦绫数千万段”[7]卷80，《帝王部•庆赐第二》、卷109，《帝王部•宴享第一》。在唐征高丽战争中营州的战略枢纽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营州作为唐王朝管辖、控制东北边疆的最前哨阵地，在中央王朝统治东北边疆的体制运作中，乃至在唐王朝的边防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启瑞.唐代前期对营州的经营[J].笕桥学报，1999(6)；徐效慧.略述唐代营州的经济[J].渤海大学学报，2006(3)；郭继武.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治所的变迁———兼论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D].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2007；张宜婷.营州在唐环渤海地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A].李鸿宾.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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