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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关内人口向东北的迁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可谓“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1860年东北局部开禁，特别是1904年全面开禁后，随着大片土地的放垦，关内移民东北者络绎不绝，东北原有的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大批新的城镇纷纷兴起。这些城镇不是建立在军事驻防的基础上，而是在招民垦荒、移民实边与铁路、港口兴建的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此时，东北的城镇才真正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性质与规模。 关键词：清末民初；关内移民；东北城镇 一、清末民初的移民浪潮 关内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具体始于何时?有人认为，“在有清以前，无籍可考”[1](P6)，“移民数目亦莫得而考”[2](P11)。由于无确切史料记载，因而各家说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从所见著述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陈彩章先生认为，周、秦以前，东北已有关内汉人之足迹[3](P113)；黄锡惠指出:“中原人较大规模地进入东北地区是在战国末年”[4](P57-58)；而刘含若、池子华则认为，辽代才是向东北移民的开始[5](P83、119)。这里，过多地去探讨东北移民究竟始于何时，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必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历史无疑是悠久的。汉人迁徙东北虽久远，但于清代之前，迁往东北者究属少数。究其原因，盖因满清之前，汉人一般由北向南迁徙，由南向北迁移者较少。而且，即便是迁到东北地区的汉族移民，由于战乱、游牧民族的压迫等原因，不断地迁徙、散灭，大抵又都迁回中原了，这几乎成为清代以前东北汉人消长的规律。诚如孙进己所说，汉族最终成为东北地区的多数民族是在清代，“但这一时期东北汉族的增加，也并非由于原来东北地区汉人的繁殖，而主要是由于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居”[6](P271)。因而，自清兵入关之后，关内汉人流徒东北者才逐渐增多。 清朝入关后，在对东北的开发上，对他们的“龙兴之地”，始终存在着开发与封禁的双重矛盾心理。他们想开发东北，使之成为经济富庶地区，又怕关内汉人的移入，破坏满人的固有风俗，影响旗人的生计。这样，在东北移民问题上，左右摇摆，走了一条招垦——封禁——开放的“之”字形道路。具体来讲，经历了顺治招垦，乾嘉封禁，咸同弛禁，光绪开放等几个阶段。咸丰以来，清朝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给清朝执行传统的东北封禁政策带来了巨大困难。到1860年(咸丰十年)，清廷在东北移民问题上，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逐渐地在东北部分地区开禁放垦，允许移民进入。黑龙江的呼兰是清政府在东北最早开禁的地区。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应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奏请，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1861年(咸丰十一年)，又向移民开放了吉林西北草原，大规模的东北移民由此展开。随着东北地区的逐步开禁，移民闻风而动，“纷至沓来”，出关人数“日难数计”。据《申报》报道:“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今营口市)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闻逃荒难民之言，中有一村之人，向共住有二百家，今逃出至此者已一百二十家，他处亦可想见。难民在家既难求活，欲逃又无川资，不得已，尽将家中器具什物变价，以供旅费，但卖去所得之价尚未及半。至家中余薄田，更无受主，无可奈何，惟有尽行弃之而已。若少存爱惜，犹恋乡园，恐全家俱堕饿鬼道中矣”[7]。1904年(光绪三十年)东北全部开放后，山东、直隶移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8](P5)。据1910年(宣统二年)统计，仅山东一省人民“每年春融之期，结队入东省……数额颇巨，殆有络绎不绝之势”，每年从烟台、登州、龙口到达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9]。那么，清代200多年间，迁入东北的移民数量究竟有多少?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著名地理学家、人口学家胡焕庸先生曾说:东北三省人口增长史，显示着冀鲁豫三省人口外移的过程[10](P19)。因此，我们可以从东北人口的增长来推断关内移民的数量。顺康雍三朝，东北人口只有丁数，没有口数。从乾隆起，不再用丁数，一律改用口数。 表1 1753-1911年全国和东北人口数量表(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58、262-265、269页制成。 由上表可见，东北人口，从1753年的22万人，不到60年就增长到124万人。以后不到80年就超过500万。从1891年到1911年不到20年就从500余万陡增到1,841万，显然主要是由于移民的结果。据估算，在这1,841万人口中，关内移民至少有1千万[10](P20)，这是东北地区人口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正如时人所讲，“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全东三省之人口不过二、三百万，至现在(1930年)止，仅三十余年，已达三千余万，比中日战争前已增加十倍矣。此十倍之当中，虽原居民之生殖者，然移居者最少亦占五、六倍以上。积三十余年不断之迁移入境，致成今日之现象，是移民大有造于东三省也”[11](P10)。 表2 “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人口统计表  资料来源: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51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的人口总数由21,694,193增至29,073,049人，人口总数达到了近3千万人。短短的20年，人口增长了700多万，增长指数为34.1%，比清末增加了1倍多，远远超出了人口自然增殖的速度。显然，这700多万增加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来自关内的移民。又据赵中孚先生统计，沈阳事变前夕(1930年)，东三省人口为2，995万，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时，人口约为1,440万，也就是说，从1907年到1930年的23年间，东三省增加了1，500万人口。按自然增殖部分占50%即750万人估定，那么，另外的750万人当为移民[12](P162)，这与上面的统计数据大体一致。当时，东北人口增加的数量和速度在全国居首位。 20世纪20年代是关内移民东北的高峰期，史料记载称之为“移民的狂潮”[13](P638)。“九•一八”事变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曾派人赴东北调查移民问题，在被调查的1,149户移民家庭中，在1878-1911年来东北者占10%，其余90%均是1912-1930年移来。从数量上来看，20年代的移民占了整个民国时期移民的50%以上[14](P106)。尤其是1923至1930年的7年间，移民人数逐年增加，持续增大，至“九•一八”事变前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来东北谋生者，其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难民多”[15](P129)。《海关十年报告》记载说:“多少世代以来，都有向满洲移民的——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饥荒中，移民数量相当大——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规模”[13](P638)。 此间迁来之人口，“络绎于途，势如泉涌，南满铁路以及吉长铁路搭载之旅客数目，剧烈增长，殊为空前未有之现象”[16](P27)。据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统计，1923-1930年，关内移赴东北者约500余万人，其中1923年移入的人数为342，038人，1924年为376,613人，1925年为491,949人，1926年为572,648人，至1927年移民人数剧增，突破百万，1928、1929两年仍维持在百万以上。1930年移民人数(810,000人)稍减，但仍超过了1927年前的历年移入数。若以1923年的人口指数为100，则1924-1930年的人口增长指数分别为: 110， 144,167，297，330，316，237[17](P6)。1927年是民国时期东北移民关键的一年，是年“山东、直隶、河南的人民，受了荒歉和兵匪之灾，痛苦已极，不得不逃亡东北，图谋生活，东北入境的移民人数，突然增多，为以前所未有”[18](P19-20)。据满铁人事课劳务股调查统计，从1927年开始，关内人口流向东北的人数，由1926年的50多万人猛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3年之久[19](P1270)。“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方问题研究会编写了《东北事件》一书，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据统计家调查，民国十六年中国内地移往东北的人民约120万；民国十七年约110余万；民国十八年约130万”[20](P179)。 以上这些调查统计数字虽不尽一致，略有出入，但足以说明，“九•一八”事变前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自1923年开始逐渐加大，至1927年达到顶峰，出现了近代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的第二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呈现出逐年递增之势。 表3 1912-1930年关内移民东北人数统计表(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杨子惠:《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7-1408页制成。 上表是《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综合各种统计资料制成的民国时期移民规模量化表。由上表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历年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数量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以上，其中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3年，诚可谓“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21](P49)，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13](P638)。 二、近代城镇的普遍兴起 一般认为，城市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22](P54)，城镇的兴起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人口则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人口与有资源的新社区的结合常常促进城市化的进程[23](P33-34)。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以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为前提，仅仅依靠本地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殖不可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镇。就东北地区而言，随着清末民初关内移民向这里的不断迁居，人口聚集，土地大量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镇随之兴起。其实，东北的城镇早在清初即已出现，据统计，至1840年，奉天省有17城，包括盛京(今沈阳)、辽阳、开原、兴京(今新宾县)、铁岭、抚顺、牛庄(今营口)、凤凰(今凤城市)、熊岳、岫岩、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复州(今复县)、益州、广宁(今北镇县)、宁远(今兴城市)、锦州、义州(今义县)。吉林省有8城: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伯都讷(今松原市扶余区)、阿勒楚喀(今阿城市)、拉林(今黑龙江五常县拉林镇)、双城堡、珲春。黑龙江省有6城:齐齐哈尔、瑷珲(今属黑河市)、墨尔根(今嫩江县)、呼兰、海拉尔、布特哈(今龙江市东北)，总计31城[24](P457)。到1850年，东北已有大约50个城镇[25](P5)。这些城镇最初主要是为军事防务及政治需要而设置的，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后来商贾渐集，但1860年之前，它们的规模都还不大。1860年(咸丰十年)东北局部开禁，特别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年全面开禁后，东北原有的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大批新的城镇纷纷兴起。这些城镇不是建立在军事驻防的基础上，而是在招民垦荒、移民实边与铁路、港口兴建的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此时，东北的城镇才真正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性质与规模。 近代东北城镇的兴起，首先是伴随着内地移民出关的浪潮完成的。清末民初，随着大片土地的放垦，关内移民东北者络绎不绝，在原来人烟稀少的地区出现了许多村屯，这些移民聚集点逐渐发展为城镇。这种在招民垦荒中出现的城镇，主要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 吉林的珲春、延吉、三岔口(今黑龙江东宁县)、绥芬河、穆棱、汪清、蜂蜜山(今黑龙江密山县)等城镇就是由于垦民大量聚居，而逐渐形成的。如延吉，清初为封禁围场，人烟稀少。至光绪末年，已是“市街长2里，宽1里”，“商务颇盛，木店、布店、酒店居多，居民共约300余户，人口约1,300人”[26](P328-329)。三岔口在移民前，“民户零星散处，仅有17家”，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本无集镇”的三岔口已是“铺户约有50余家，后街房屋亦次第兴造，不数年间，居然城市、农工商贾各有欣欣向荣之意”[27](P328、329)。开垦民荒给城镇带来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1889年(光绪十五年)，三岔口“街市居民、铺商215户，丈量街里房基162处，盖房964间”[28](P719)。黑龙江的呼兰、巴彦、北团林子(合称“呼兰三城”)也是在土地开禁中兴起的。北团林子(今绥化市)在同治初年还是一片林木茂密之地，居民很少，兴垦后发展较快，至光绪初年已形成了集镇，1878年(光绪四年)绥化镇划分街基，开凿城池[29](P44)。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1879年(光绪五年)时，该地已有移民共1，271户，男妇、大小共6，144口，“北团林街商民117户，共贸易人1，046口”[30](P277)，其中较大的商号福泉涌雇佣伙计达40人之多。在较短的时间里呼兰地区城镇建设十分迅速，到1889年(光绪十五年)时，呼兰地区已是“三城相望，粮产富饶，商贾因之糜集，汉民居户不下十有余万”[31](P31)。 由于放垦速度的加快，移民的大量增加，清末，东北地区的新兴城镇已初具规模。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后，清政府相继增设了大批州县，到1911年，东北已有府厅州县114处，这些州县的治所，都是大小不同的城市或集镇。还有一批不是府厅州县治所的城镇，也具有一定规模。据1909年(宣统元年)的调查统计，东北三省设有油坊的城镇，共158座；其中居民在万人以上的有40座。另据调查资料显示，清末东北万人以上的城市共计50座。其中20万人以上的城市1座；5至10万人的城市4座；3至5万人的城市9座；1至2万人的城市36座。这50城，其中属1840年已有的老城22座，占44%；其余28城，都是在1840年至1911年间兴起的，占56%。在50城之外，还有人口在4千至1万之间的城镇计30余座[24](P458)。到清朝末年，在东北大地上，新兴城镇已是星罗棋布，东北城镇发展速度之快，分布之广是空前的。 移民除大部分进入农村，成为农业劳动者外，还有一部分则被原有城镇及城郊的工矿业及其他事业所雇佣。正如满铁调查报告所说，东北“城市工人的前身大多为农民，它的构成，一是割断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而转化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另是利用农闲期离乡出来打零工挣钱的实际农民”[32](P60)。这些进入城镇的农民为城镇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不但使城镇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而且促进了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对工矿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表4 1907~1930年东北城镇发展概况表  资料来源:(日)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辽宁省内部图书准印1988年版,第55页。 上表是1907-1930年东北城镇发展情况统计表。由表中可知，在1907-1930年的23年间，东北万人以上的城市由37个上升到75个，增长约1倍，其中尤以1万人至3万人的小城镇发展最为迅速，由24个增加到53个，增长约1.2倍。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人口数也相应上升，若以1907年城镇人口数为指数100，则1915年为145,1925年为248,1930年为285,20余年间，城镇人口约增加3倍，城镇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重也由1907年的6%上升到1925年的10.2%。这单靠原来城镇人口的自然增殖是不可能的，显然是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移民的大量涌入，无疑加速了东北城市化的进程。 此外，近代铁路的修筑也促进了城镇的兴起。清末民初，东北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系统基本形成，畅通的交通线联络着东北地区和内地，为关内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铁路沿线大小村镇聚集人口日多，一批新兴城镇在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迅速崛起，大中城市的数量明显增加，小城镇的增长更为迅速，逐渐发展成为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当时东北地区因铁路修筑而兴起的城镇主要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绥化、满洲里、公主岭、四平等。哈尔滨原是松花江右岸的几个自然村(“哈尔滨”是满语，原义为“晒鱼网场子”或“渔村”之意)，1898年俄国人开始修筑中东铁路，关内农民蜂拥而至，哈尔滨人口迅速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已跻身于大城市行列，与南部的沈阳、中部的长春成为东北三大政治经济中心。齐齐哈尔，原是北满地区的军需基地和驿道中心，中东、齐昂等铁路通车之后，发展迅速，成为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其他如公主岭、四平、绥化、满洲里等也都是由于铁路经过而形成的市镇。东北城镇因铁路而兴，其分布多在铁路沿线，由下表可见一斑。 表5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沿线城镇一览表  资料来源:(日)天野元之助:《满洲经济の发达》,大连,1932年日文版,第84页。 综上，清末封禁政策的废除，东北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加，土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在移民聚居的地方，村落随之出现，其中一些逐渐形成集镇，最终发展为城镇；同时，移民的增加也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铁路交通运输的发达，便于移民的快速流动与商品的互通有无，促进了城镇经济的繁荣。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迁入城镇，城镇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明显增多，城镇的职能也由原来单一的政治军事职能向政治经济等多功能转化。 参考文献： [1]吴肖园.移民东北之认识[J].浙江民政旬刊，19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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