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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恰逢党的十八大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和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本年度出版了相当数量较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党史论著。 一、本年度公开出版的党史著作概述 （一）通史方面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共五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记述了自1949年10月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5年的历史，展示了党依靠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央外宣办、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日志》（中共党史出版社），采用日志形式，记录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其中既有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注重吸收近年来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论述了1840年至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求历程，揭示了中国最终走上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与正确性。长视角和“整体史观”是该书特色。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对中共历史各时期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有较高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章百家主编《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90年90事》（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以90年来发生的90个重大事件的形式，反映党的光辉历程，是一部形式和内容都有新意的党史普及图书。 韩健鹏、朴林、高勇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执政建设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概述了60多年来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并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展望。 另外，柳建辉等《十年辉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纪实》（人民出版社）、曹普《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李燕奇《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关系形成史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也值得关注。 （二）专史方面 党代会研究。为迎接党的十八大，有关党代会的著作陆续问世。其中，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通过99个相对独立又紧密勾连的问题，讲述中共高层和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探寻重大决策出台或突发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柳建辉主编《风雨兼程：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共历次党代会》（新华出版社）、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大到十八大》（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分别以历次党代会的不同特点和任务为主题，梳理了历次党代会的来龙去脉及历史地位。 思想文化史研究。徐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总结研究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及其在实践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杨剑龙《“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梳理了“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该书新意在于分析了陈独秀的宗教观。黄少群、匡胜、张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考察——从中共创建到党的七大》（党建读物出版社），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过程，对理解和认识该命题有积极意义。 根据地史研究。梁星亮、杨洪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以中共局部执政的“示范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和新中国的雏形为主题，对陕甘宁边区史进行了别有新意的梳理。张树林、张树彬主编《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以陕甘宁边区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的盐池县为研究对象，记述了盐池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过程。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研究。胡卓然《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西苑出版社），以稀有中日史料和国内抗战史料为切入口，借助中日史料互证互照、敌我亲历者的回忆录，重新解读了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敌后斗争。胡卓然、赵云峰《魂兮归来——不该忘记的十四年东北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对比考证多方史料，重现东北战场的史实。金冲及《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从诸多史料中抽丝剥茧，解剖三大战役，从战略角度比较毛泽东、蒋介石军事才能孰优孰劣。这些成果在具体化、细节化方面值得称道。 党建研究。吴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从理论指导、制度蓝本、历史借鉴等方面探讨了党内监察机制建立的依据。王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转型研究（1949—1956）》（线装书局），展示了建国初期干部教育实践转型的丰富历史。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1921—2011）》（党建读物出版社），以党的干部工作为主线，描述各个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情况。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新世界出版社），重点叙述和分析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形成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方略。 经济史研究。马祥林《红色账簿（1921—1927）》（北岳文艺出版社），以经济视角展示从1921年到1927年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阐释货币与战争之间的关联。汪海波《对党的经济纲领的历史考察（1949—2011）》（党建读物出版社），分阶段分析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经济纲领的演变与创新。贺学琴《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新中国成立至今经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分析和探讨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形成背景及特点。 其他专题方面。宋帮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诞生、发展、败亡等问题作了论述，填补了研究空白。李松林、祝志男《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考察》（九州出版社），分析阐述了60多年来中共关于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背景由来及其演变。 论文集方面亦有值得关注之作。石仲泉《我观党史》（全三卷）（济南出版社），内容涉及党史理论、人物、专题研究等方面。杨奎松《谈往阅今》（九州出版社）探究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研究的状况与方法。这些著作拓展了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三）在史料编辑及回忆录出版方面 史料的编辑和出版是推进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8—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录了自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期间有关档案文件，提供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新材料。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联合编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全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收录了自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至1935年5月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期间的各种相关文献资料，为深入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史料支撑。 《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周恩来与外国首脑及政要会谈录》（台海出版社），按照时间顺序将毛泽东、周恩来与外国首脑及政要的会谈内容进行搜集整理，对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具有资料性的参考价值。《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在《方志敏文集》的基础上增添了23篇新近发现和首次发表的文献，展现了方志敏革命救国的崇高精神和丰富思想。 口述史方面。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丛书（济南出版社），通过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不同侧面揭示党史重大事件的真实面貌。田炳信《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通过采访多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亲历者，还原历史，揭示谈话对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影响，具有存史和资政价值。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如实记述了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原了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谈话时的真实画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张素我口述、周海滨执笔《回忆父亲张治中》（江苏文艺出版社），记述了张治中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以及他与毛泽东等人的交往。 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材料亦有所丰富。《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记述了传主的革命人生，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践，是一部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力作。陈锦华《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回顾了若干重大决策的出台始末，凝聚了作者对宝钢建设、国家体改委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详细记录了作者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论点和看法等，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由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由18位毕业于北京四中的学生撰写，追述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四中发生的热点事件以及置身其间的生活场景。《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回顾传主一生经历及其44年的翻译和外交生涯，为研究新中国外交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梁新春《亲历香港回归——后过渡期重大事件始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呈现香港后过渡期重大事件始末，为研究“一国两制”提供重要资料。陈佐洱《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湖南文艺出版社），回顾了香港回归前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披露诸多鲜为人知的谈判细节。 （四）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方面 关于毛泽东研究。杨玉英《比较视野下英语世界的毛泽东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对英语世界的毛泽东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张树德《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两人交往为线索，描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从合作到对抗乃至最终决裂的历史嬗变，对其中是非曲直作了评价。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考察了自1944年7月至1991年7月47年间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和发行的情况，开创了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新领域。 谢加书《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传播（1977—1997）》（中央编译出版社），揭示了理论传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经验启示，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借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周年之际，《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录了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相关回忆，是研究江泽民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的新史料，很有价值。 2012年是彭真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著《彭真传》（全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彭真的一生，对于了解彭真的革命经历、思想理论和品德风范，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历史，大有裨益。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朱洪《中共二大：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党的文献》第1期）认为，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的党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不成功尝试。但徐云根《中共二大与共产国际关系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第7期）认为，二大不但不是摆脱共产国际控制，恰恰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目前，后一观点得到较多学者认同。 就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以往研究多持否定看法。刘晶芳《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对中共六大的影响》（《北京党史》第2期）认为，六大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基本符合中国实际，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共历史上连续发生两次全局性“左”倾错误，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仍是“中国革命三阶段论”。 “打通国际路线”是研究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吴晓军《“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认为，“打通国际路线”首先是满足苏联在东线牵制日本的需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此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中共处于被支配地位，导致付出高昂代价。“打通国际路线”的实际受益者是国民政府和苏联。 另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共政策方针的影响。孙利国《共产国际是怎样将立三错误升级的》（《党的文献》第1期）指出，共产国际将立三错误由“策略错误”升为“路线错误”有个过程，其中斯大林“绝密”电报起了关键作用。李斌《“苏俄”、共产国际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认为，在这一进程中，中共逐步调整反帝废约策略，确立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的政策，赢得了民心，为民主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张万杰《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介石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认为，季米特洛夫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既存在左右偏向问题，也存在脱离中国实际以及受苏联立场制约的不足。王新生《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肯定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配合较好。中共能够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与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不无关系。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 （二）关于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理解中共领导的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必须考察土地问题。关海庭、田巍《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比较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针对某些著作中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真正对农民实施剥削和压迫的怀疑以及对国民党土地政策的过分肯定，从中国土地的实际占有、国民党未能实施积极意义土地政策的原因及中共土地政策的举措与经验等层面，对国共两党土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尖锐对立的残酷现实，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彭波、龙登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制度变革中的资本问题——以中共农村调查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土地租佃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存在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不同结合形式，其间土地与资本的结合至关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包括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内的土地制度变革，遵循了这一经济规律并取得成功。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田赋征收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量能纳税”的原则，还采取了田赋征粮、清查田亩、废除册书制度等举措，实现了华中田赋征收史上的重大变革，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稳定经费来源。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新”阶级成分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杨利文、王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村“新”成分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指出，“新”成分主要包括新富农和新中农。“新”阶级成分的认定和对待，既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共在处理老区土改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也从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农村问题上的纠结。岳谦厚、李鑫《太岳解放区之土改整党》（《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以个案研究，对土改与整党整风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发掘。 （三）关于根据地研究 关于白雀园肃反。1931年白雀园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肃反发生原因，以前研究多将其归结为张国焘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左”倾教条主义。张永《鄂豫皖苏区肃反新探》（《近代史研究》第4期）在肯定上述原因的同时指出：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纪律问题，需大力整肃；20世纪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易诱发冤案；红4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白雀园肃反中被杀人数，并非许多学者所认为的2500人，而是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被杀，另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逐出红军。 根据地建设的社会史研究持续升温，相关成果颇丰。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胡永恒《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第1期）、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煤矿业发展》（《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王海军《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述略》（《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谭虎娃、高尚斌《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与林木保护》（《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等，就根据地的政治、财经、法制、文教等展开研究。其共同特点在于：注重史料挖掘、对现有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更为细化。 （四）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 201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龙新民《高举党的先进文化旗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概括了《讲话》五点启示，即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和发展党的文艺思想、建设宏大的文化队伍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张志伟、栾雪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及其特点——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以《讲话》为切入视角，阐述党的文艺政策，集中反映了为抗战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对取得抗战胜利、推动民族解放起了巨大作用。 关于《讲话》的产生背景、发表和修改过程。王治国《“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1941年6月萧军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9期），就萧军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的时代与社会状况，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和召开过程，进行了史料性梳理。王建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3年正式发表的缘由》（《党的文献》第4期）认为，《讲话》形成于1942年5月却选择在1943年10月发表，这与当时国共冲突加剧、党内“阶级教育”的需要以及宣传毛泽东思想有直接关系。谷鹏飞、赵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次修订的背景及其诠释学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指出，《讲话》的四次修订，既是文本去政治化、去工具化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经典化、神圣化的过程，显现出丰盈的历史诠释学意义。可见，学界相关研究已较为深入。 （五）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有关问题研究 关于皖南事变。刘大禹《从皖南事变前后看国共合作的困境》（《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利用《蒋介石日记》，从蒋介石本人态度转变的视角解读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与平息与国际势力的介入息息相关，国共冲突是国际势力角逐的表征。这是从外部视角研究皖南事变的新成果。 对抗战时期中共有关政策、战略的研究。侯竹青《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伪军政策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认为，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伪军政策在理论层面是“打”“拉”结合，在实践层面则经历一个从“打”逐步演变到“打”“拉”灵活结合的过程，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使伪军政策更加完善，反映出中共非同一般的应变和危机处理能力。王骅书、王祖奇《抗战期间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研究辨析》（《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提出，不能将1940年新四军、八路军主力苏北会师仅解读为“发展华中”，两军会师有更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共基于抗战全局及战后格局长远考虑的标志事件。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石仲泉《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纪念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6期），在肯定这一运动具有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实现党的思想统一、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伐、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等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路线斗争过火、“抢救运动”混淆两类矛盾、过分突出个人等三大缺陷。齐卫平《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进程中的一个创举——纪念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延安整风运动不只是一次党内教育活动，更是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一直延续到40年代前半期党的思想建设的过程性事件，它将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另外，在解放战争研究方面，关于解放战争的时限，岳思平《解放战争究竟是三年还是四年》（《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于1949年9月30日结束，但解放战争并没结束。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至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才是解放战争的下限。解放战争时期是从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解放战争则是从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均是四年。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的研究 对若干习惯说法的质疑。关于中国出兵朝鲜中央决定派谁挂帅的问题，学界和社会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林彪“称病不出”的说法。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11期）指出，此说还没有文献证据，只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表明，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想让粟裕指挥，而粟裕托病请辞。毛泽东可能想到派林彪去朝鲜，但因林彪病情严重，只能改派他人，而林彪此时已做了带兵出征的准备和安排。不是林彪“称病不出”，彭德怀“挺身而出”那么简单。关于学界广泛引用、几成共识的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问题，戴茂林、魏子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指出，从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关与会细节、会议的方向、会议的结论等方面来看，“搬兵”问题存在不少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研究说明，我们熟知的未必都准确，史学中的所谓“常识”也需要经常检验。 关于统购统销。罗平汉《一九五三年的农村粮食统购是如何开展的》（《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在比较顺利地完成农村粮食统购任务过程中，上级下派的工作组起了重要作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发挥了带头作用。但在具体实行中，难免存在靠行政手段甚至强迫命令现象。李婉琨、曹树基《粮仓、市场与制度：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基于个案考察指出，1951年底陈云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因受资金短缺等限制，江津县政府未能在粮仓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打击私商、清理财经干部与调整财经机构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初步控制了粮食的加工与销售。这些未完成与已完成的准备工作，一起构成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并逐步引导中国农业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步入计划经济时代。邹华斌、刘小莉《农业合作化视域下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指出，统购统销政策主要由陈云提出，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统购统销的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和平赎买”政策。宋月红《新中国历史上的“和平赎买”》（《光明日报》2012年6月17日）指出，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未参加叛乱的封建农奴主创造性地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这两种“和平赎买”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但它们的性质不同，集中表现在它们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基础、赎买的阶级对象和实现的所有制变革方面。这种比较研究很有意义。 （二）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研究 关于“大跃进”研究。对“大跃进”运动的阶段划分，周金华《“大跃进”运动分期再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以内在差别作为划分依据，将“大跃进”运动分为局部推进（八届三中全会至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冒进（八大二次会议至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失败（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冒进重演（八届八中全会至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逐渐终止（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八届九中全会）五个阶段。这一划分较为清楚，但“冒进”的提法还是改为“跃进”好。王向清《“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及特点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认为，“大跃进”时期会议有显著特点：一是会议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会议高密度性；三是会议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由“左”演变为纠“左”；四是议题的紧迫性。 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通过梳理学界研究成果认为，公社体制能在中国存续20多年，有其内在规定性。既要从当代中国史演进的内在规律上寻找公社体制兴衰的原因，又要从纵深处挖掘其存亡的理由。辛逸《“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指出，“六十条”经过三次修改，最终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初步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李静萍《人民公社时期所有制的三次过渡》（《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所有制关系上，一些地方先后在庐山会议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出现三次过渡。这三次过渡究其原因，一方面囿于当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与历次政治运动有直接关系。这是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人民公社的新成果。 关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邵俊敏、孙照红《1958—1961年信阳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成因》（《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从颇有影响的信阳事件切入，对信阳地区人口变动作计量考察，得出三年期间信阳地区损失的总人口数为120万人左右的结论。 关于“两弹一星”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刊发了《“两弹一星”研制的有关历史资料》，将在“‘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上李觉、陈能宽、梁守槃、刘敏四人的发言整理公布，披露了有价值史料。唐金权《20世纪60年代中国是如何打破美苏核威胁的》（《党的文献》第2期）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做好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遏制和应对对方威胁的充分准备，才有效地阻止了美苏可能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杨爱华《1960年苏联援华军事专家撤走情况及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指出，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战略尖端武器的研制，但未能影响中国军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全局工作。 2012年是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及其所蕴涵的“变局”为学界关注。王素莉《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一九六一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指出，“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就开始了，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对会议方式研究指出，大会程序简单，议题集中，方式灵活，发扬“三不主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并承担工作责任。然而，七千人大会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大会的积极成果没能继续巩固下去，这是历史的局限。 关于有关运动研究，有新评价。李庆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当时的“红专”问题讨论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红”的概念界定不清，将“红”与“专”割裂对立，教训深刻。岳从欣《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其再评价》（《党史文汇》第10期），岳从欣、韩立英《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生产力研究》第8期）认为，大寨的做法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农业学大寨是中国人民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尝试。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局限，但从总体看，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鲁子问《从“社教”到“四清”：国家—农民的互动建构》（《东南学术》第2期）指出，“四清”运动的话语体系首先是自上而下国家的政治话语“社教”，继而出现自下而上的农民政治话语“四清”，二者逐渐融合，“四清”这个带有浓郁农民话语特色的政治话语，最终为国家接受，成为国家政治话语，但其内涵却已经不再是农民政治话语的“四清”的内涵。这是该运动和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最大的不同。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 关于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不赞同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或者基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验来推导一般社会心理，认为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多重动力。而郑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商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则从商业改革的特殊性入手，梳理了“文化大革命”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更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由来。文章的反思颇引人思考。 此外，关于“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杨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否有过中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例证》（《长白学刊》第6期）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中断，而是处于历史的最低谷，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大失误。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周良书《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北京高校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当1964年中央宣传部下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并宣布以北大为“四清”运动的试点，要求在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这实际上已经把这所著名高校推向历史前台，成为中央高层以及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正是由工作队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奏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纳入学界研究视野，值得关注。 （四）关于外交政策和外交问题的研究 中法建交问题。为什么法国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但中法建交拖到1964年才实现？翟强《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研究指出，毛泽东对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1949年至1963年间中法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导致中法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63年法国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鉴于法国官方及学者往往故意不提该文件，姚百慧《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研究指出，《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但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应是中日关系研究的契机，但由于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相关研究也受到一定影响，上乘之作不多。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新时期党史分期和阶段划分 武国友《关于新时期中共党史分期的标准、原则与阶段划分》（《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依循党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核心主线的演变逻辑，认为新时期党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再加上一个过渡阶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过渡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党的十二大召开至1991年12月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至进入新世纪前为创建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始终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见仁见智。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是广泛争鸣讨论，该问题还有研讨的空间和必要。 （二）关于历史转折 张化《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与会人员智慧形成的，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华国锋所起的重要作用。开幕式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随着会议进展，中央采纳大多数人意见，拓宽会议议题，进一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进程，最终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工作重点转移，从而为实现历史转折做了充分准备。周锟《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1978年历史转折》（《党的文献》第5期），就1978年11月底邓小平同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次谈话涉及很多国内政治问题，如明确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强调安定团结，强调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处理错误的事情；提出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都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些谈话要点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反响，为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打下了良好基础，直接影响了历史转折的进程。王成诚《华国锋与中共工作重点的转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3期），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多时间的“扭转乾坤”，主政的华国锋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两年的筚路蓝缕，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可见，关于历史转折，仍是学界关注的探究领域。 （三）关于1982年宪法 2012年是现行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程中原在《胡乔木与1982年宪法的修改》（《上海党史与党建》第7期）一文中指出，胡乔木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长提出不少重要建议意见：一是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至国家机构部分前面；二是对“一国两制”作出相应规定；三是对恢复乡、村政权和农村实行义务教育作出规定；四是设立国家审计机构，将审计监督制度列入宪法。薛小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基石：1982年宪法的历史地位》（《中国法学》第4期）认为，1982年宪法的历史地位需从历史逻辑中探寻，它承担着稳定国家秩序与推进社会转型改革的重任，从这部宪法的历史和文本中，可以看到宪法作为人民的基本共识，潜藏新中国宪法发展与变迁的历史逻辑，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现实。这些研究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尽显历史研究的资政功能。 （四）关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为此刊发一组笔谈。章百家指出，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承上启下，对历史经验作了精辟总结，指点迷津推动现实决策，并指导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郑谦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与中共八大及其之后发生的重大变化联系起来，指出1956年八大后不久发生的1957年的“大转弯”及之后20年的“左”倾错误没有重演。这是因为中国有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有了1957年的经验教训，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不容忽视。萧冬连认为，南方谈话引起巨大反响，不能把这种影响全部归因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改革的共识仍然广泛存在。当时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槛，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武力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八五”计划对经济增长估计偏于保守，对国际环境估计过于严重，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重新考虑加快发展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担心中国丧失快速发展的机遇，因此发表南方谈话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刘金田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篇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李正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是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历史作用是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20周年之际，有学者撰文追述评价。石仲泉《“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未来发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2期）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张卓元《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新视野》第4期）指出，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自觉推进体制转轨的新阶段。这一目标，是对1978年之后1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意味着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关于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历程，张卓元《记酝酿经济改革重要思想的专家会》（《前线》第11期）披露了1991年江泽民主持召开11次专家座谈会的内容。总体看，11次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为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是目前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如何确立的最新材料。 （六）关于中共十六大以来的若干问题 在理论创新方面，张宁《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党的文献》第2期），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形成进行了梳理，指出科学发展观在抗击“非典”和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在2004—2005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中蓬勃发展。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依据、内涵作了全面阐述，标志着科学发展观走向成熟。十七大后，科学发展观继续发展完善。陈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立足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来的。宋月红《中共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对党关于民族理论创新进行了梳理概括，包括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将“和谐”赋予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时代内涵与本质特征。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武力、肖翔《不均衡与均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兼对十六大以来党关于经济发展思路和政策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以均衡或不均衡为切入点对新中国60多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从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走向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均衡发展。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部署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即开启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均衡发展的大门，虽然10年来的转变还不尽如人意，但从中央的认识和制定的方针政策来看，正在加快速度。郭如才《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党的文献》第4期）指出，在这个思路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主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重要着眼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是基本内容；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提高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关键。这种对文化建设的概括较有新意。宋士云、焦艳芳《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对十六大以来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程进行梳理，凸显出社会保障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转变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 在政党建设方面，齐卫平《中共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将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形成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命题，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确立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围绕先进性建设开展党内教育活动，揭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观点等。 （七）关于新时期党代会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召开了“首都党史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欧阳淞认为，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主线，并回顾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作用及意义。孙英认为，在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自己重要而独特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独立自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杨胜群认为，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视为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一个新的论断。柳建辉、王森泰、陈小津、王炳林、谢荫明、任贵祥等就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十八大报告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等，细谈了对十八大精神的学习研究体会。可以说，这是国内最早展开的对十八大的研究。曲青山《改革开放以来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结构和新意》（《党的文献》第3期），是对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报告文本研究最为系统的一篇论文，代表了党代会研究的最新进展。 五、中共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研究。李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使用“执政党”概念论析》（《党的文献》第2期）指出，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任弼时最早使用“执政党”概念；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明确使用“执政的党”概念；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也比较深刻；刘少奇在1962年全党反思“大跃进”错误的关键时刻两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朱德、陈云虽未直接使用“执政党”概念，但都有着明确的执政党意识。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但对此采取了既不明确肯定也不否定的默许态度。 毛泽东研究仍然是党史研究的重点。针对有人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说法，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撰文《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第2期），介绍了他受命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参加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情况，对此说进行了批驳。 关于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研究有新观点。欧阳奇《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梳理了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的历史轨迹，指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历程与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过程略有差别。胡为雄《毛泽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其实现过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毛泽东“联合政府”的提出基于三大因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最初提议，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国民党政府政治军事上的失利。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研究，成果更为多样、丰富。马社香《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陶鲁笳访谈录》（《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提供了当事人重要的口述回忆史料。王香平《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党的文献》第3期）分析认为，“大跃进”运动初期毛泽东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持续讲“留有余地”，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思考。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8期），从国家安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经济效益和区域经济发展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毛泽东支持的三线建设，认为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都是应当给以肯定的客观结论。 对于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研究，也有力作。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宫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进一步指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晚年岁月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石仲泉《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党的文献》第4期）指出，1932年毛泽东亲临指挥漳州战役并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周恩来虽没有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尽其所能地给予支持和维护。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影响了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关于朱德研究，军事思想研究有新进展。庹平《朱德总力战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指出，朱德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明确提出总力战，并对其作比较全面和系统阐述的杰出代表。朱德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和战略高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利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因素与日本打总力战的观点和主张，并在具体指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宝库。胡苗、李正华《朱德与新中国海防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从海防的第一线地位、海防对解决沿海局势的重大作用、海岛的前哨和纽带地位等方面论述了海防的重大战略地位，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关于陈独秀研究，对旧说的商榷是主流。针对有观点认为，民主与科学只是陈独秀用来“震慑”反对者的，并非其具体主张，孟永《陈独秀是否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白学刊》第6期），考诸时人述说及陈独秀文章主旨，认为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确有其事，这不仅仅是一种合乎现实需要的政治叙事，更是一次历史性的思想事件。对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邢和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二次革命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关于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赵威《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辨析》（《江汉论坛》第7期）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另外，王爱云《陈独秀与文字改革》（《安徽史学》第4期）研究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文字改革方面的主张，指出其对文字改革的探索有时代局限性，但其中蕴藏的思想价值亦不应忽视。 关于瞿秋白研究，“第一人”说法不实。田子渝《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以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强调历史语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中的重要性，作者以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指出“第一人”说法有悖历史真实，不应采取用后来概念审视前面历史的“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容易误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始文本，造成概念之间的冲突。 关于张闻天研究，仍有争论。徐玉凤《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张闻天一度迷信共产国际指导，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从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在遵义会议后，灵活变通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并对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总结，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夏东民、孙道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中央担任职务之考辨》（《上海党史与党建》2月号）认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而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探索与争鸣》第8期）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是立论有据，因而尚无法最终判定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看来，争论仍旧存在，研究尚需深入。 关于陈云研究，有新的角度。迟爱萍《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的文献》第4期）探讨了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作用。会前，陈云进行了长时间调查研究，抓住了当时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调研报告针对性强，措施得当，得到中央认可并发挥了实效。会后，陈云在一系列会议上全面分析当时经济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对经济工作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意见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措施，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段娟《陈云对新中国区域规划工作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指出，陈云在处理新中国区域规划问题上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思想，对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布局、工业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经济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彭真研究，口述史料丰富。《百年潮》第9期、《北京党史》第6期集中发表相关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彭真的实际工作与贡献。体现了彭真的工作态度、人格风范。王汉斌口述、韩勤英访问整理《在彭真身边工作25年的片段回忆》（《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提供了彭真在巩固新政权、制定法律、作风民主等方面贡献的史料。 六、深化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综观2012年党史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倾向值得注意。 第一，重视党史科学有关理论研究。近年来，党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论题不断深化，但有关党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理应引起党史学界重视。如周一平《“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内涵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认为，“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学”的内涵不同，有多重含义，存在着多重性与唯一性、共性与个性、广义与狭义的关系，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类似这些基本问题，应该在深入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取得共识。 第二，正确看待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近来，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学界的讨论，党史学界不能置身事外。综观2012年党史研究，中观、宏观问题的研究仍是主流，但论题小而微、细而散、窄而平的现象已经显现。中观、宏观问题的研究当然需要深化，但为“碎”而碎的趋势亦需避免与警惕。党史需要微观实证研究，但也不应孤立、割裂于宏观背景，应力求搭建二者有机联系，将微观研究进行必要理论概括与提升。 第三，注意口述回忆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历史当事者的口述回忆材料是可以挖掘的富矿资源。比如，作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参与人，邓力群的有关回忆值得重视。邓力群《初到新疆的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披露了为争取新疆提前解放，中央派他为联络员从莫斯科直接赴新疆开展工作的有关情况；邓力群《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党的文献》第1期），回忆了20世纪60年代初面临严重困难，中央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特别是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有关情况；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百年潮》第3期），补充提供了关于党史上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关史料。有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寻求历史真相的另外一种思路。比如，佟玉春口述、舒云整理《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党史博览》第10期），记述了时为山海关机场场站参谋长的当事人所经历和认识的九一三事件有关情况。他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的一个思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 第四，推动历史文献档案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重要的党史文献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经过修改，比较研究其不同版本的修改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刘晶芳《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真实记录——读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方敏《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修改》（《史学月刊》第7期）等，都对此作了尝试，对推动党史版本学研究的深入有启迪作用。 第五，与时俱进拓展党史研究新领域。2012年党史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值得重视的是党史文化概念的引入。2012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共浙江省委合作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正式提出了“党史文化”的概念。欧阳淞《关于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的主旨演讲，对党史文化的历史形成、基本内涵等作了阐述。与会同志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讨。侯且岸《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文性问题——兼论反思的“人文史观”》（《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分析了党史研究中“人文性缺失”的根本原因，揭示人文性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进而力求丰富党史研究的学术内涵。这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来支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