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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征朝鲜与清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上台，为了打破明朝所谓三方布置之策，【明末为了抑制后金，提出以辽东、皮岛、朝鲜为三方合击之势，采围堵之策.具体可参见李光涛:《毛文龙禳乱东江本末》，《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页.】派阿敏率军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朝鲜。但没想到朝鲜不堪一击，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鲜部队溃不成军，迫使朝鲜盟誓，从而与朝鲜建立兄弟之国的关系。十年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以朝鲜不朝贺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鲜国王仁祖订立城下之盟。朝鲜与清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变为宗藩关系，从而确立了随后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两次战争迫使朝鲜屈服，但朝鲜始终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鲜成了清的藩属，但朝鲜却千方百计维持与明朝的关系。明朝灭亡后，朝鲜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鲜承继了中华正统，同时表明其反清的立场。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十四日攻入义州，长驱直入，朝鲜军队望风披靡，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 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朝鲜为了确保与明朝的君臣关系，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地对抗后金。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从正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祖开始，一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后金与朝鲜则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反对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因“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朝鲜举国上下咸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辛丑.】同时，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但朝鲜并不认为是“天启”、“天聪”一字之争的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未.】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揭帖，乃古代一种文书.戚继光《练兵纪实》杂集3载:"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可见，揭帖是正文以外，详细说明事情原委一类的文书.】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怪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对明义理，其正朔之争议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在谈判中秉承的原则。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正是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极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不朝贺，还不接待前来劝进的清朝使臣马福塔等一行，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一举将朝鲜征服，变为清朝的藩属。 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李朝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五月庚寅.】时当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朝鲜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而皇太极之所以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李朝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斥和人士洪翼汉曰:“今建州欲窃帝号，而殿下不斩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绍先王之义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 “不去鸣吉，国必亡矣。”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明朝的君臣之义，为了春秋义理，他们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对于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历史中，备受称颂，他们的死被看成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吊三学士文》，汉城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斥和三臣之死，确是纲常所系、大义所关的，带有极为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其所讲之纲常则是忠于明朝、遵循中华正统、贬斥夷狄之纲常。但后来为形势所迫，在南汉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后，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订南汉山城下之盟时，朝鲜无任何力量与清兵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它基本塑造了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模式，使朝鲜无条件地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 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展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弘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参见《尊周录》，《丁丑下城后》，见《朝宗岩文献录》，第15页.】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虽知朝鲜之事，对于金癱不但未予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螧(皮)岛，都督陈弘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参见金堉:《潜谷朝天日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226页.】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43-396页.】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就潜通明朝过程，论其数点: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和盘托出，该事完全败露，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国王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王每岁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稳咨于承畴，具道为虏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参五十两，复遣之”。【黄景源:《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僧独步》，第67页.】独步不过一僧人，但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在其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畴降清，使得朝鲜潜通明朝之事从此终结，而且洪承畴全盘告知清人朝鲜潜通明朝之状况，清朝遂严惩相关人员，此后朝鲜与明朝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说陈洪范，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侦知其事，于是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亡”。【黄景源著:《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崔孝一》，第63页.有关崔孝一之史事，可能系编者杜撰出来，可信度不大.若其守先帝即崇祯陵旁而死，即为不可能之事.】真乃忠明义士。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漏于明。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者不铅而发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射毋中，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数船，所沉者凡六十四船。【参见黄景源著:《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林庆业》.】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令林庆业率兵300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要解清人之啧责云”。【《李朝仁祖实录》卷39，仁祖十七年八月癸丑.】其出兵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林庆业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他，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先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47，仁祖二十四年六月戊寅.】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似乎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书中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李朝仁祖实录》卷43，仁祖二十年十月己酉.】此虽为家书，但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朝鲜人的一种普遍心态。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正是这种强烈的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政治，故而历代国王须谨慎处之，奉之为国策，成为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1637年南汉盟约之后，朝鲜就成为清朝的藩国，尽管是在高压之下朝鲜被迫接受的，但双边关系就此奠定。由于是通过战争的征服，加上两次战争期间对朝鲜的破坏，使得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对清朝更增反感。清入关前双边关系这样建立的过程，对入关以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大有影响，既奠定了清代中朝关系的基本格局，又使得清朝为了赢取朝鲜内在心态上的衷心臣服而大加施恩，极力推行德化政策。【参见孙卫国:《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通过审稿，待刊.】这样梳理清代中朝关系的建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点。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