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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1908—1982）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台湾人。他少小离家赴大陆留学，参与新旧文学之争，组建或参加多个台湾左翼学生团体，是“台湾学生中左倾之代表人物之一”[1]。台湾共产党成立时，他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常委，兼管宣传部，后因擅自离台赴大陆而被谢雪红等人开除党籍。1932年，他进入江西苏区，主持“苏区反帝总同盟”的工作，并随红军长征，是走完长征路的唯一一个台湾人。他在延安曾历任“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是当时中共53位重要政治领袖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返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在台最高领导人，后被捕变节，背叛了他20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红色事业。他变节后长期在台湾情报局从事“匪情研究”工作，成为“白区”研究“赤匪”的“专家”。纵观蔡氏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五味杂陈，他的传奇经历令人惊叹，他的人生起落令人感慨，而他由红而白的巨变，更折射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残酷性及个人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的脆弱性和复杂性。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海峡两岸学术界都未给予充分关注，就我目力所及，似只有一篇比较简略的生平传记发表。[2]鉴于蔡孝乾的生平经历复杂而多变，我准备撰写数篇论文，分阶段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和评价他的红白人生。本文是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专门考察蔡孝乾留学上海时的情况。 一、早年岁月 蔡孝乾于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据说，“最早随郑成功定居台湾的有三百户移民，他是其中一户的后裔”[3]。蔡孝乾的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曾在日据时期担任警察。蔡孝乾本名蔡乾，有个双胞胎弟弟叫蔡坤。蔡乾自幼事亲至孝，除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外，还在上学路上捡拾田螺到学校请校工烧熟当午饭，以尽量减轻家庭的负担。校长知悉他的孝行后，主动在他的名字中加进一个“孝”字，从此“这位孝行楷模遂成为全校师生无人不知的好学生”[4]。蔡孝乾在延安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6岁入彰化小学读书的，学校教日语，共读了8年，毕业后曾在母校任教1年。[5] 1924年春，16岁的蔡孝乾在“父亲和文化协会的资助下”[6]负笈大陆，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7]。 蔡孝乾到上海学习，与当时台湾学生赴祖国大陆留学的潮流直接相关。据日台当局调查，1920年赴中国大陆留学的台湾学生只有19人，到1923年10月已达273人，呈“激增”之势，“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和当时在外留学生所组织的各团体所从事的留学劝诱，以及低廉的学费，简便的留学手续有关，但最大的原因则为文化协会活动所带来的民族觉醒的影响。”在文化协会的熏染下，许多台湾学生把中国“视为民族的祖国而仰慕思念”，对中国“四千年的文化传统，引以为荣，且对之怀有憧憬之念，并期待着文化协会、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发展和成功，以为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已为期不远。”[8] 正如若林正丈指出的，“受到这些运动最强烈影响的，还是以当时就读于岛内的中学校或专门学校学生为中心的青年们。”[9]日台当局也指出，民族意识被唤醒的这些台湾青年学生，“在岛内的学校，经常做不稳的行动，一旦受到处分时，则即时到支那留学。”[10]蔡孝乾就是“受到这些运动最强烈影响的”青年之一，他怀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与对中华文化的景仰来到上海，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探索之路。 二、就读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一所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产物，校址在闸北青云路。校长于右任只是挂名，并不到校办公。1923年4月，中共党员邓中夏被聘为校务长（又称总务长），实际负责校务。邓中夏当时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赴任后主要从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1）“确定教育方针和目的要求”；（2）“改革学校建制、草拟学校章程”；（3）“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界人士来担任教职”。[11] 他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他说：“我们不做学而不行、高谈阔论的学究，而是要用革命的理论和知识去点燃年轻人的革命狂焰，一化十、十化百地为革命播种，唤起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12] 1924年春季，上海大学已有学生400多人，闸北青云路弄堂里的校舍已不堪续用，乃迁至英租界西摩路123号的新校舍。[13]蔡孝乾应该是上海大学在西摩路的新校舍开始留学生活的。据谢雪红回忆，上海大学“一学期学费、书籍费等共十二元”。她无钱交学费，是说服林木顺的父亲林德裕替她交的。[14]蔡孝乾受父亲和文化协会资助，似无交不起学费之忧。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邓中夏创办社会学系，“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15]。6月，瞿秋白应聘进入上海大学，任学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瞿秋白“立意要把上大办成在社会学系方面有特色的学校”[16]，所以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瞿秋白确定的社会学系课目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政治学大纲、政治学史、法学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以及两门外语。[17]这些课程虽然未必都能开设，但体现了瞿秋白视域的宽阔和学养的深厚。 瞿秋白是中共著名理论家，很会讲课，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瞿秋白等人主讲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中国劳工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在校学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许多人因此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 [18]以及“文有上大，武有黄埔”[19]之说，充分体现了上海大学在左翼运动中的地位。中共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如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的《中国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讲学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都是这些中共党员在上海大学的教学过程中完成的。[20] 1924年10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由施存统继任。[21]1925年7月，施存统对社会学系课程做了修订，首要课目：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史、社会学史、经济学、政治学、现代中国经济、外国语（英文或俄文）；次要课目：社会心理学、法学理论、近代经济史、近代政治史、中国外交史、经济学史、经济政策、新闻学、教育学；选修课目：犯罪社会学、社会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财政学、统计学、经济地理、政治学史、法制史、国际法、生物进化论、普通心理学、科学方法论、哲学概论等；特别讲座：孙文主义、列宁主义、国民党党纲及政策、蒙古及西藏问题、中国革命史、中国劳动问题、俄国新经济政策、民族运动、普通选举、政党论、宪法论、市政论、现代哲学、现代政治等。[22] 继施存统之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是彭述之，教员先后有李俊、蔡和森、恽代英、安体诚、张太雷、萧朴生、萧楚女、郑超麟、蒋光慈、任弼时、董亦湘、韩觉民、李汉俊、周建人、李季等[23]，中共在社会学系的影响足见一斑。在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等人连续不断地努力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人才培养基地。当时已有燕京大学和沪江大学等学校设立了社会学系，因为社会学“是很时髦的一种学科”。但是，按施存统的说法，这些系的“教员多半是外国人”，所用的书本，全是外文原版书，“他们实在不过研究那适合于外国的社会学罢了”。相反，上大的社会学教授不是“那些对于中国社会情形隔膜的外国人”，而都是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他们的讲义更切合中国实际。[24] 这样的办系方针和教学实践，吸引大批青年学子前来求学，遂使社会学系成为“学生最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最多的一个系，也是革命人才辈出的一个系”[25]。据不完全统计，中共的40名“上海大学烈士”中，曾在社会学系担任过教授和读过书的学生就达28人。这也体现了社会学系很强的革命性。[26] 上大学生在瞿秋白等教师的影响下，特别重视社团活动。瞿秋白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负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因此，学校应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社团，提倡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加强自我锻炼。[27]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大学“支持学生参加党派组织，集会结社，开展各项活动”。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等党团组织外，上海大学“还有各种形式的社团，有探讨社会问题的研究会，有结合专业的学术团体，有各省籍的同乡会等等”。[28]因此，“上大的学生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只读书不做事的”，他们“鄙弃那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学生，认为那只是把学问储藏起来作为自己个人生活的资本的凉血行为”。[29]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在上海领导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上海大学师生积极参加起义行动，为北伐军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上海大学则被视为“赤色的大本营”、“捣乱机关”和“共产巢穴”，于5月2日被国民党军警封闭，从此结束了其历史使命。[30] 在上海大学这种气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浓厚兴趣，迅速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参加各种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1] 三、参加学生团体 正如矢内原忠雄所说：“在专制政治国家，对其反抗的政治运动，通常都先在国外组织起来。”[32]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台湾地区民族运动的先驱者就是留学日本的一批台湾学生。 自1901年起，台湾学生开始留学日本，以后逐年增加，至1915年已有300多人，到1922年更增至2400人。[33]早年到日本的台湾学生“都一贯地为同化于日本的风俗习惯而努力，对社会问题、政治运动并不关心”。但是，“随着智能的发展，这些台湾人留学生中也逐渐有人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现实的事物”。[34]其后，在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主义和日本民本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朝鲜独立运动的刺激下，台湾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他们“自然而然地感觉有结成团体以便进入实践运动之必要”[35]。1919年底，蔡惠如、彭华英、蔡培火、林呈禄等台湾学生与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华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人联合成立声应会。台湾学生还组建了启发会、新民会等组织。他们还创办《台湾青年》，“展开台湾人的民族启蒙运动”[36]。 活跃于东京的蔡惠如、彭华英、许乃昌来到上海后，对上海的台湾学生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在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的影响下，与北京的台湾学生谢廉清、谢文达，东京的新民会和台湾青年会，以及岛内的文化协会等密切联系，“频频开展活动”，希望得到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使台湾独立运动“发展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37] 1923年10月12日，蔡惠如、彭华英、许乃昌召集旅沪台湾学生10余人在南方大学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设会址于上海闸北宝山路振飞里948号。该会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极表支持，与中国国民党也有联络，“表面上以学生的亲睦、中外文化的研究为号召，但是真正的目的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台湾独立”[38]。该会重要干部分工如下：谢廉清、施文杞、许乃昌负责文书，许水、游金水负责庶务，李孝顺、林尧坤负责会计。1924年初会员增至50余人。 上海台湾青年会自创立以来表现得相当活跃，例如，1924年1月召开“上海台湾人大会”，出席者除上述该会干部之外，还有连枝旺、陈满盈、甘文芳、张我军、林琼树、郑进来、罗渭章、张桔梗等积极份子，与会者均表示反对台湾总督府于1923年12月对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检举。 5月9日，部分会员参加中国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主办的“国耻纪念大会”，散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台湾》的传单。 蔡孝乾到上海大学后，即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并迅速成长为骨干成员。1924年5月，一直为该会筹措经费的林尧坤因涉入一桩欺诈案而遭到逮捕，“该会的活动，由于经费困难，顿时陷入停滞”。5月24日，该会办事处被迁到法租界筐籁达路巨兴里6号，众人聚集，“协商有关机关志的发行，支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及加强与岛内文化协会合作，争取经费等事项。”[39]法租界筐籁达路巨兴里6号是蔡孝乾的住处[40]，上海台湾青年会基本上是以蔡孝乾为中心开始重整旗鼓的。当天拟定的青年会干部人选如下：文书部：洪辑德、林维金；总务部：高金义、连枝旺；会计部：王金章、林尧坤；出版部：蔡孝乾。[41]从此以后，蔡孝乾在台湾学生团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此前后，蔡孝乾等上海台湾青年会的部分干部与平社的旅沪台籍人士联合创建政治色彩更为浓厚的台湾自治协会。自治协会也设在上海台湾青年会内，二者似乎是“同心一体的运动团体”[42]。其“构成分子几乎都是上海青年会员”[43]。5月31日，台湾自治协会对外发表成立宣言，发出这样的呼吁：“愿我台湾人坚持根本的民族自觉；愿我亲爱之中国同胞，帮助我等之自治运动。”[44] 6月17日，台湾自治协会在上海务本英文专科学校举办反对台湾“始政纪念日”演讲会，参加者有台湾学生10多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各数名，蔡孝乾、谢雪红、张深切、林维金和洪熙洽等人竞相登台，声讨“暴虐的台湾总督政治”，对“在其统治下悲剧的台湾民众”表示深切同情，并诅咒日台当局在台湾的“始政纪念日”。协会还印制不少反对“始政纪念日”的传单，在上海散发，“甚而分发到东京、北京、南京、厦门等地，以及岛内各同志的手中”。[45]谢雪红在发言时主张“妇女也得参加革命，支援男人的运动，才容易成功”，激起了全场的喝彩。[46] 针对“豹狼成性之下贱日本”对中国“包藏侵略野望”的严酷现实，台湾自治协会还于6月25日发表告中国青年书，沉痛言道：“我等台湾人原属亡国奴隶，并无发言机会；然从旁观之，中国青年子弟，倘昏昏沉睡于彼等（指日本人——引者）恶行之前，而不自觉，我等不禁为握一把冷汗。诸君快醒！快醒！诸君须从有名无实之经济绝交梦中清醒！快以实力，开始爱国运动。同时来帮忙我等亡国台胞之自主独立运动。诸君如再不醒，将不免陷入与我等同为亡国奴隶之命运。[47]” 6月末，上海台湾青年会以“在华台胞反全岛有力者大会”名义，发表反对辜显荣、林熊徵等人召开的“有力者大会”的檄文，对“以辜显荣、林熊徵为首”的所谓“有力者”加以口诛笔伐：“诸君受台湾总督府特别保护，享受特别利权——阿片、酒、盐、烟草（香烟）等，无一非政府饲养诸君之资料。简言之，诸君乃总督府之走狗。而与总督府共谋，剥削我等之自由与膏血。诸君如何得自己分别有力者之与非有力者？”[48] 8月21日，台湾自治协会派遣会员数名，参加上海各反日团体共同主办的市民外交大会，向800余名听众“诉说台湾人的悲惨境遇”，并“分发题为《警告中华商界诸公》的宣传单”，内容大体为“继续与日本作永久性的经济绝交，藉以导致日本势力的败亡”，否则，中国“亦将陷入和台湾相同的命运”。[49] 11月6日，以蔡孝乾、陈炎田、李孝顺为首的干部，在闸北公兴路共和楼茶馆召开上海台湾青年会秋季大会，参加者除50余名会员外，还有10多名旅沪台湾人。因受到当地军警的干扰，大会被迫改为座谈会，继续进行。会上有人提议，青年会的成员不应该仅限于学生，“应该改为能广泛包容台湾人的团体”。此项提议得到通过，于是决定解散上海台湾青年会，“重新组织‘旅沪台湾同乡会’”，并推举蔡孝乾、陈北塘、陈绍馨、郑进来、陈炎田、林剑英、何景寮等人为创会委员。他们四处奔走，募集经费，但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同乡会没有很好地组建起来。[50] 虽然如此，蔡孝乾、陈炎田等人曾以旅沪台湾同乡会名义，与谢廉清“共同组织‘赤星会’，发行机关报《赤星》，进行共产主义之研究与宣传”[51]。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国的学生运动更趋活跃，台湾学生深受影响，活动也更为积极。 1925年12月20日，蔡孝乾、彭华英、许乃昌、何景寮、王庆勋等人联络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南洋医科大学等学校的台湾留学生，按照中国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模式，在大夏大学创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但是，由于当时“大夏大学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巢穴，公安局的取缔极为严厉”，他们不得不把“场所迁移至法租界南光中学”，匆匆举行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00多名台湾学生，10多名中国人和朝鲜人，由“蔡孝乾、何景寮两人担任司仪”。[52]从此以后，这个学生组织取代了上海的其他台湾人组织，吸引上海的左翼台湾人纷纷加入进来，“对于在中国发展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而言，这象征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53]。它“随着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衰，或向前发展，或停滞沉寂，并随着运动的进程而逐渐加深其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为台湾本岛的共产主义运动铺路。”[54] 1926年4月11日，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召开春期总会，到会的有大夏大学、国民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南洋高级商业学校、南光高级中学的台湾学生和旅沪的部分台湾青年。会议“希望各地的台湾学生们都加入各地的‘台湾学生会’，然后组织个‘全中国台湾学生的联合会’，进一步更和中国以外的台湾学生联合起来！”[55] 蔡孝乾还应邀加入过南京台湾学生成立的中台同志会。1926年3月21日，在南京留学的台湾学生吴丽水、李振芳联合中山中学的教师文化震、陈君起、胡锡奎、赵作霖等人，集合以中山中学“教师及学生为首约四十名左右的同志”，创建中台同志会，“广泛分发成立宣言及规约，致力于台湾革命的宣传煽动，争取同志，发展会务工作”。[56]其成立宣言称：“本会工作之第一步，即在唤醒两地民众实际要求事项意识，使对本会抱有将来之希望。首先使中台两地民众，完全脱离日本帝国主义之羁绊；然后希望使中台两地民众，再发生密切之政治关系。对台湾本地民族，以一律平等之原则，树立相互间友好关系。”[57]大会推选出13名委员，文化震为主任委员，李振芳为副主任委员，曾鲁为组织部长，唐宏涛为财政部长，蓝焕呈为侨务部长。[58] 中台同志会成立后，把发展会员当作首要工作来抓，于同年5月吸收上海的翁泽生、蔡孝乾、何景寮等人为会员。吴丽水还从南京到上海，与翁泽生、蔡孝乾商议在上海设立分会之事，翁、蔡则想把中台同志会总会迁至上海，会商没有结果。[59]7月，蓝焕呈、吴丽水、李振芳等人乘学校放暑假之机返回台湾罗东，“达成协议”，主张“追求中国及台湾的自由独立，并同沐文化，支持中国革命”。[60]7月26日，蔡孝乾、何景寮、黄和气等人也返回台湾。7月31日，日台当局搜查吴丽水和李振芳家，查获中台同志会宣传材料多份，以及7月23日吴丽水、蓝焕呈、杨如松等人在罗东李振芳家召开中台同志会的议事记录，遂将李振芳、吴丽水、蓝焕呈、杨如松、陈招松、黄天海等人“加以拘押、侦讯”[61]。受此案牵连，蔡孝乾也于8月2日上午被日本警方逮捕，但因证据不足，午后就放了出来。[62]这是蔡孝乾第一次被捕，但有惊无险。 暑假后，蔡孝乾返回上海，不久离开上海大学，再回台湾，投身于文化协会的改组活动中。 四、参与文学论争 在上海大学期间，蔡孝乾勤于笔耕，表达了自己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他首先参与了轰动一时的文学论争。 早在1919年，中国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就对岛内外的台湾文化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深受“科学”和“民主”的启迪，以及“文学革命”的激励，纷纷行动起来，成立各类组织，东京的台湾留学生还创办《台湾青年》（1920年7月16日创办，1922年4月1日改名为《台湾》，1923年4月15日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开展新文化运动，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台湾民报》创刊词有云：“我岛归属日本帝国版图，将近三十年了……老者不能教，幼者无可学，虽是堂堂的炎黄子孙，也恐怕与野蛮人无大异了。”“我们处在今日的台湾社会，欲望平等，要求生存，实在非赶紧创设民众的言论机关，以助社会教育，并唤醒民心不可了。”[63] 《台湾民报》自创刊号起，即开辟了“学艺”栏目，专门发表文艺论文和文学作品，台湾新文学早期的重要论文和作品大多发表在这个园地上。可以说，《台湾民报》是台湾新文学的摇篮。 1924年，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台湾青年张我军，连续发表文章对台湾的旧文化、旧思想、旧文学加以猛烈批判和挞伐。他措辞激烈地指出：“台湾的诗文等，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64]当时的台湾文学界是旧诗人的天下，他们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台中的《台湾新闻》和台南的《台南新报》汉文栏目为园地，沉醉于击钵吟和应酬诗中，创办诗会，发行诗刊，出版诗文，“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然而在张我军看来，这“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他痛心地指出：“现在台湾的文学，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里了啊！”他大声疾呼：“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快来协力救他，将他从臭泥窟救出来吧！新文学的殿堂，已预备着等我们去住啊！”[65] 张我军的文章震撼了台湾旧文坛，引发了关于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反击火力最猛的是旧诗领头人连雅堂，他在自己主编的《台湾诗荃》上发表他为林小眉《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特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坎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66] 对连雅堂的攻击，张我军于12月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加以反驳，他说：“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也无可辩解了。”面对此种状况，“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67] 蔡孝乾看到张我军的文章后，于1925年1月8日写成《为台湾文学界续哭》一文，支持张的观点，对台湾文学界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台湾的文学界，好像霜天的枯木，好像荒野中的墟墓，好像沙漠中的石头堆，毫无生气，毫无光彩。我们在这岑寂的空气中，在这黑雾的尘埃中，怎样能够有趣味的生活、有快乐的生活呢？” 他感叹道：“唉！三十年于今，只听着火车轰轰，制糖会社的汽笛吼吼。满眼都是枯瘦焦黄的世界，可怜我们在这寂寞弥漫的空间里，终露不出一朵文化艺术的珠蕾，终奏不起一段快乐的歌曲，可是快乐之花枯折了，人生的温热的慰藉绝望了。”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怎能无哭呢？唉！我们不能无哭了”。[68] 除直接参与当时的文学论争外，蔡孝乾还于1925年2月撰写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第3卷第12—17号连载），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概况，为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提供借鉴。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学已经焕然一新了”，而台湾的情况却让他“觉着一种悲惋”，所以他要把“可爱的”中国新文学“介绍做寂寞的台湾的好伴侣”。什么是新文学呢？“就是现在的白话文学，就是现在中国的活文学”。[69]他转述了胡适关于新文学的8项主张[70]，特别强调了文学中的“文字问题”：“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是文学的工具”，“凡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都（是）用活文字做的。白话文学是活文字做的，所以称做活文学”。[71] 接着，他分新诗和新小说两个部分对中国的新文学加以说明。关于新诗的理论，他着重介绍了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胡适《谈新诗》和康白情《新诗的我见》中的各种观点[72]，然后列举了他认为有代表性的一些新诗，如郑伯奇的《别后》，康白情的《干燥》、冰心的《春水》、馥泉的《妹嫁》、俞平伯的《欢愁的歌》、郭沫若的《胜利的死》[73]，以及徐玉诺的《墓地之花》、梁宗岱的《太空》、刘燧元的《夜忏》、玄庐的《十五娘》[74]。在蔡孝乾看来，这些诗是抒情诗和叙事诗中的代表作，虽难免“举一漏万”，但他“确信可以代表现在中国的新诗”，所以他希望“读者诸君详细吟味”。[75] 关于新小说，蔡孝乾首先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学的新趋向，认为随着世界被压迫阶级“抬起头来”，随着“改造”、“解放”声动环球，随着“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建设，原来那种“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的观念已“不大风行”，“为新社会的艺术”的趋势业已形成。在这一趋势下，不仅小说的描写方法与前不同，描写对象也有很大变化，作家已把笔触伸向“平民社会”，如“农家、男女职工、车夫等的贫苦情形。又如由新旧思想的冲突所演出来的家庭悲剧、婚姻苦痛等”。[76]蔡孝乾谈的虽是中国新文学，但他肯定此一文学为社会服务的趋势，明显是受到当时的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文章中，蔡孝乾点评了鲁迅的《孔乙己》、雪村的《风》[77]、胡适的《终身大事》中的片断，以让读者“大体知道现在新小说的体形和趋向”。[78] 五、观察中国政治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倒台以后，社会上出现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蔡孝乾于1925年1月13日撰文指出，国民会议“是由全国人民各团体组织而成”，“是民众政治运动的机会”。国民会议的目的在于“解决目前之时局，建设一个脱离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军阀的羁绊之民主政府”。他分析了国民会议与列强的关系，认为由于日本和英国保持了其在中国的地盘，所以“眼前表面不取干涉，持冷静的态度，而骨子里却谋巩固其势力”；法国和美国因无特定的势力范围，“欲乘机造成新的局面，因此必强持干涉”。中国人民“要除此种厄运，目前只有大家起来，努力实现国民会议，以此作脱离列强势力之工具”。[79] 1925年3月12日，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蔡孝乾闻此噩耗，于4月2日撰文表达哀悼之情。他对中山先生的贡献做出高度评价：“先生为谋取中国国民的自由平等，不挠不倦，四十年如一日，尽瘁国事，振臂呼号，领导被压迫的民众与外力抵抗。他的一生，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怀于救国。”[80]他认为中山先生的逝世与国民党和民众关系最为密切。针对有人称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必分裂的说法，蔡孝乾指出，国民党党员虽有左中右之分，但“忠实的党员决不因中山先生之死而死，必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继续（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并且还要一致团结进行。”[81]针对旧势力关于中山先生逝世后“革命运动可无形消灭”的说法，蔡孝乾明确指出：“我们确信中山先生虽死，中山的精神还未死。今日虽没有中山先生一身，但是后面却还有四万万民众。我们确信国民革命今日遽失了一个领袖，但是自从中山先生死后却反加了很大的民众的力量来，处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二重压迫下的民众，还有谁不奋起而战呢？”[82] 1926年5月26日，蔡孝乾撰写《反动时期的中国国民运动》一文，分析中国国民运动所处的险恶环境，描述智识阶级和民众的表现。他认为，五卅运动以后，日美英法等列强一面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提出“华人参政权议案”，制造“骗局”以“消沉中国的民气”；一面“驱使他们的工具——军阀，镇压国民运动”；甚至“亲身出马”“威吓中国”。受列强支持的中国各派军阀则互相攻伐，争夺地盘，“显然在国民运动途上形成了极可惊的危局”，使得“国民党左派分子在北方已不能活动，至于共产党员更不必说了”。[83]在这种环境中，“介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智识阶级”，“有时附和有产阶级作反动，有时就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往往参加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少，附和于有产阶级的反动多”。但是，冯玉祥国民军的余部、从五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群众、广东的20多万工人、80万农民和全国的50万国民党左派党员，以及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组织等，“都是潜滋暗长的革命势力”。所以他断言：“现在中国虽形成了反动局面，然而国民运动绝对不会因此而终止的。革命的民众，都在待机而发！”[84] 蔡孝乾还介入了陈逢源与许乃昌为代表人物的一场关于中国前途的左右论辩。 从1926年8月开始，台湾文化界就中国未来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争论。[85]陈逢源（笔名芳园）代表右派，倡言资本主义道路，许乃昌代表左派，主张社会主义道路。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蔡孝乾是站在许乃昌一边的。当时蔡孝乾正因学校放假返台省亲，乃于9月21日在彰化八卦山下写成长文《驳芳园君的“中国改造论”》，反驳陈逢源的观点。他首先指出，陈逢源没有国际眼光，“只将中国做对象论中国，而没有考察世界的大势”。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开放门户，所以中国问题“即世界问题之一”。“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下的中国”，要想发展“商工阶级的势力”，只能是一种“空想之谈”。在帝国主义压迫和现有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中国是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蔡孝乾感叹说：“现在的中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更坏，无产阶级所受的痛苦更甚，因帝国主义榨取和军阀的剥削，无产阶级不得不陷于水火之中！如此还要主张中国应该要向‘流弊百出’的资本主义这条路跑去，真是‘太不近人性’呵。”中国的出路何在呢？中国的改造，“非打破现在的生产关系不可”，“非无产阶级的能力不可”。打破“现在的生产关系是什[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已渐渐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跑去了——中国全民族的解放，须待社会主义的实现”。[86] 六、关注台湾社会 1925年7月18日，蔡孝乾撰写《五年来的台湾》一文，对1920年以来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情况做了简要的回顾。他首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一切被压迫阶级开始抬起头来“倡自由争人权”，而“暗沉沉、冷静静的台湾岛内”尚未被触动，好在东京的台湾“先觉者”于1920年7月创办《台湾青年》，“把那自由平等人权的钟鼓，搬回来台湾岛内敲了”。这是“台湾青年奋斗的开始”。[87] 1921年1月开始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9月成立的“标榜谋台湾幸福的”公益会和10月17日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是台湾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新动向，而文化协会与公益会之间的对抗，使台湾民众产生了“派系意识”，甚至开始进行“派系斗争”。蔡孝乾因此预言，“此去五年内，谅必会产生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台湾议会能实现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运动开始的客观条件，充分存在着。看啊！台湾民众将有‘阶级意识’而至‘阶级斗争’的开始！”[88]这说明蔡孝乾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宣传阶级斗争理论了。 在看到这些积极趋向的同时，蔡孝乾也考察了台湾“这五年来之不幸的事体”。他认为经济方面的大损失有两项，一是“那条大正九年起工的南北纵贯道路”，日本当局的本意并非为了交通便利，而是为统治上的便利；二是“浪费五千万圆”开凿的“台南埤圳”，“用钱不适其时”。除此之外，“私人的经济损失，那便人人容易知道了”。[89] 蔡孝乾还关注妇女问题，反对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对台湾妇女特别抱以深切的同情。他于1925年11月完成长文《从恋爱到结婚》（《台湾民报》第88—94号连载），发表自己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心得。因妇女问题千头万绪，恋爱和婚姻乃是关系妇女一生幸福的关键，所以他要首先探讨这一主题。他认为恋爱是人类“持久不灭之力”，并援引日本人厨川白村的话说：“‘永久的都城’不是罗马，而是恋爱。”[90]他非常看重爱情之于婚姻的重要性，因为“男女两性的结合——结婚，不专是肉欲的关系，又不是天堂上的心灵的关系，而是‘同心一体’的关系。更不是主从的关系，而是在水平线上的关系。”但是“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实在找不到结婚的真意义”，尤其是“女子在经济上未曾得着自由独立”的情况下，婚姻是“罕有看得美满的”。在他看来，“结婚的真意义，必须在经济上的自由社会里，才找得到。只有共产的社会里，才有神圣的男女的结合，只有那种社会里，才有真正之男女的自由、男女的平等。”[91]而“现在台湾社会所欢迎的结婚，是以金钱为标准的。以聘金之多少、以结婚式之盛大不盛大而推定‘好命’‘不好命’的。”这种“聘金结婚”其实与“买卖结婚相同，不过把买取女子应付的价钱，改呼为‘聘金’罢了。”[92] 1926年12月8日，蔡孝乾写成《产业政策与台民应有的觉悟》一文，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所谓产业政策进行批评。他指出，“帝国主义夺取殖民地的目的，就是把殖民地的一切产业完全支配”；“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所谓‘产业政策’，就是一种经济的‘榨取政策’”。由于“现在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差不多成了慢性的恐慌”，日本当局“为挽救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得不取道于剥削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之膏血”。[93]就台湾而言，最大宗的产业如米、糖等，都掌握在三井、大仓、铃木、三菱等日本大财阀之手，它们一方面支配日本的金融，一方面支配台湾的产业，与殖民当局一起剥削台湾生产者。为他们服务的“铁道、港口、运河、电力会社等一切一切的设施，莫不是以我们的膏血为对象”。他呼吁台湾人民认清殖民当局“产业政策”的实质，彻底觉悟起来。“我们不但要彻底的觉悟，我们还（要）赶快团结起来”，因为“台湾民众团结即是力啊！”[94] 结 语 从台湾到上海，蔡孝乾迈出了他人生的重要一步。通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约3年的学习和实践，他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希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双重压迫，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在这个阶段，蔡孝乾的文章中常见“革命”、“帝国主义”、“列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资本主义”等词汇。他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看法及对“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的批评，与1923年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在《中国青年》上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文学思想、主张文学应为社会革命服务的说法基本相同。[95]此一阶段，他在思想上已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革命理论，已从一位怀有朦胧反日意识的激进青年成长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他未来20多年红色生涯的基础也由此得以奠定。 他积极参与组建左翼台湾学生团体，不仅为他在台湾学生中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而且使他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他以上海大学为平台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个网络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他与上海大学中共教授的师生关系。1932年蔡孝乾在福建漳州参加罗荣桓所率红军，与蔡有师生之谊的任弼时闻讯后即致电要他到江西苏区担任新职。[96]其二是他与上海大学学生的同学关系。据陈芳明统计，1924—1926年间，先后到上海大学读书的台湾学生有10多位，包括蔡孝乾、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潘钦信、林日高、庄春火、刘守鸿、王万得、陈德兴、吴拱照、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陈丽水、王溪森、王天强等。[97]蔡孝乾与翁泽生、潘钦信、林日高、庄春火、王万得、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等关系密切。他之所以成为台共领导人之一和台湾文化协会内部“上大派”的要角之一，都与这个同学圈子对他的支持分不开。 他勤于思考和笔耕，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参与文学论争，参与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左右论辩，发表自己对于中国政治和台湾社会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在宣传鼓动方面特有的才华。这也许是1928年4月他缺席获选台共中央常委后被分配掌管宣传煽动部的远因。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限于年龄、知识结构等因素，蔡孝乾对新文学的认识、对中国政治和台湾社会的观察，都还不是很成熟。他虽然掌握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也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尚未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上海大学只是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没有建立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翁泽生和谢雪红更激进一些。翁泽生比蔡孝乾晚一年进入上大，很快受到瞿秋白的赏识，并于1925年7月底由高尔柏介绍加入中共。[98]谢雪红则是1925年8月在杭州经黄中美介绍加入中共，不久又被推荐到上海大学学习的。[99] 另外，从我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有上大学生积极参加的开办工人夜校活动、非基督教运动、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蔡孝乾的身影。我们虽不能由此推断他没有参加这些运动，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不是冲在第一线的积极分子。这也许是他1927年底他拒绝接受翁泽生要他留在上海共同筹建台湾共产党的建议而执意返回台湾担任《台湾大众时报》记者的思想因素之一。 2008年8月3日初稿 2008年9月15日定稿 [作者杜继东，又名杜承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2007年9—10月我在台湾的研修活动，在此谨向邀我赴台的政治大学历史系和提供资助的中华发展基金表示衷心感谢。本文的修改得到台湾蓝博洲先生和郭维雄先生的指点，谨致谢忱。 [1] 谢国兴：《中国往何处去：1930年前后台湾的左右论辩》，《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54页注4。 [2] 翁佳音：《安享天年的“省工委会主委”——蔡孝乾》，张炎宪、李筱峰、庄永明编：《台湾近代名人志》第4册，台北，自立晚报1987年版，第273—285页。此文又以《蔡孝乾先生传略》为篇名收入《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26辑，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05—517页。 [3] [美]尼姆·威尔斯（Nym Wales）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1页。 [4] 李宣锋、魏永竹访问：《当事人蔡孝乾家属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版，第62页。 [5] [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蔡孝乾对斯诺说，他的父亲是米行会计。他的父亲可能既当过警察，也做过会计。 [6]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台北，前卫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第119页。 [7] 谢雪红回忆说蔡孝乾是1926年初进的上大，显系误记。参见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整理：《我的半生记·台魂泪（一）》，台北，杨翠华2004年版，第189页。另外，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在介绍延安时期中共的70名领袖人物（其中政治领袖53名，军事领袖17名）时称蔡孝乾出身于沪江大学，也不准确。参见[美]尼姆·韦尔斯著，华侃译：《西行访问记：红都延安秘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8] 王乃信等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第1册《文化运动》，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此书共有5册，分别为第1册《文化运动》；第2册《政治运动》；第3册《共产主义运动》；第4册《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农民运动》；第5册《劳动运动·右翼运动》。以下仅注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加单册名。 [9] [日]若林正丈著，台湾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读会译：《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台北，播种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4页。 [10]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233页。 [11] 许德良：《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54页。 [12] 柳建辉、郑雅茹编著：《任弼时与中国青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13] 何池：《翁泽生传》，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4] 谢雪红：《我的半生记·台魂泪（一）》，第183页。 [15] 帅孟奇、蹇先任：《永不熄灭的明灯——纪念邓中夏同志》，1980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第5版。 [16] 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7] 瞿秋白：《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1923年8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收入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18] 张士韵：《中国民族运动史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成立特刊》，1936年9月，收入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第34页。 [19]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前言”，第1页。 [20]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21]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22] 《上大五卅特刊》第6期，1925年7月24日。转引自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201页。 [23] 邵有民主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24] 施存统：《上海大学的精神》，1923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收入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第17页。 [25]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5页。曾在社会学系读过书的阳翰笙回忆说：“上大的社会学系主要是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他系也都受马列主义的影响，所以当时上大的社会学系是最活跃的，人数也最多。”同上书，第80页。 [26]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50—77页。其中不包括后来被中共认定为烈士的翁泽生。 [27]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传》，第186页。 [28]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前言”，第7页。 [29] 张士韵：《中国民族运动史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成立特刊》，1936年9月，收入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第33页。 [30]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49页。 [31]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版，第140页；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第119页。也有人说蔡孝乾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共，例如，何池说蔡孝乾“在上大加入了中共组织”（何池：《翁泽生传》，第86页）；蔡孝乾的亲属亦称，由于上大“师生多系共党分子，校园弥漫一股共产及社会主义思潮，所谓近朱者赤，未几，蔡氏亦加入共产党组织，接受共产教育。”（李宣锋、魏永竹访问：《当事人蔡孝乾家属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第62页）证之蔡孝乾本人的说法，我们可以肯定，他只是加入了共青团。 [32] [日]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33]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册，台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7页。 [34]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35]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册，第103页。 [36] 杨碧川：《日据时代台湾人反抗史》，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37]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84页。 [38]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册，第122页。 [39]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89页。 [40] 杨碧川：《日据时代台湾人反抗史》，第94页。 [41]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89页。 [42]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227页。 [43]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103页。 [44] 《台湾自治协会宣言》，王晓波编：《台湾抗日文献选新编》，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280页。 [45]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91页。 [46] 张深切：《里程碑》第1册，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版，第159页。 [47] 《台湾自治协会告中国青年书》，王晓波编：《台湾抗日文献选新编》，第283—284页。 [48] 《在华台胞反全岛有力者大会檄文》，王晓波编：《台湾抗日文献选新编》，第281页。 [49]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91页。 [50]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157—158页。 [51]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共产主义运动》，第3页。 [52]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109页。 [53]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第38页。 [54]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159页。 [55] 水藻：《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春期总会》，《台湾民报》第104号，1926年5月9日，第11页。 [56]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135页。 [57] 《中台同志会成立宣言》，王晓波编：《台湾抗日文献选新编》，第302页。 [58]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302页。 [59]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305页。 [60] 杨碧川：《日据时代台湾人反抗史》，第97页。 [61]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文化运动》，第154页。 [62]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316页。 [63] 慈舟：《创刊词》，《台湾民报》第1卷第1号，1923年4月15日，第1页 [64] 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台湾民报》第2卷第7号，1924年4月21日，第10页。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5] 张我军：《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1924年11月21日，第6页。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5—7页。 [66] 廖汉臣：《新旧文学之争》，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页。 [67]《台湾民报》第2卷第26号，1924年12月11日，第11页。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13页。 [68] 蔡孝乾：《为台湾文学界续哭》，《台湾民报》第3卷第5号，1925年2月11日，第13页。 [69]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一），《台湾民报》第3卷第12号，1925年4月21日，第13页。 [70] 即：（1）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2）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3）不用典；（4）不用套语烂调；（5）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6）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7）不摹仿古人；（8）不避俗字俗语。 [71]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一），《台湾民报》第3卷第12号，1925年4月21日，第13页。 [72]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一），《台湾民报》第3卷第12号，1925年4月21日，第13—14页。 [73]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二），《台湾民报》第3卷第13号，1925年5月1日，第13页。 [74]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三），《台湾民报》第3卷第14号，1925年5月11日，第13—14页。 [75]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三），《台湾民报》第3卷第14号，1925年5月11日，第14页。 [76]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四），《台湾民报》第3卷第15号，1925年5月21日，第12页。 [77]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四），《台湾民报》第3卷第15号，1925年5月21日，第13—14页。 [78]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六），《台湾民报》第3卷第17号，1925年6月11日，第12页。 [79] 蔡孝乾：《国民会议与中国之前局观》，《台湾民报》第3卷第7号，1925年3月1日，第14页。 [80] 孝乾：《中山先生逝世》，《台湾民报》第3卷第14号，1925年5月11日，第12页。 [81] 孝乾：《中山先生逝世》，《台湾民报》第3卷第14号，1925年5月11日，第13页。 [82] 孝乾：《中山先生逝世》，《台湾民报》第3卷第14号，1925年5月11日，第13页。 [83] 孝乾：《反动时期的中国国民运动》，《台湾民报》第114号，1926年7月18日，第12、13页。 [84] 孝乾：《反动时期的中国国民运动》（续），《台湾民报》第115号，1926年7月25日，第11、12页。 [85] 详参谢国兴：《中国往何处去：1930年前后台湾的左右论辩》，《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44—76页。 [86] 蔡孝乾：《驳芳园君的“中国改造论”》，《台湾民报》第134号，1926年12月5日，第10—13页。 [87] 蔡孝乾：《五年来的台湾》，《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第13页。 [88] 蔡孝乾：《五年来的台湾》，《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第15页。 [89] 蔡孝乾：《五年来的台湾》，《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第14页。 [90] 蔡孝乾：《从恋爱到结婚》（一），《台湾民报》第88号，1926年1月17日，第12、13页。 [91] 蔡孝乾：《从恋爱到结婚》（续），《台湾民报》第91号，1926年2月7日，第14页。 [92] 蔡孝乾：《从恋爱到结婚》（三），《台湾民报》第92号，1926年2月14日，第14页。 [93] 蔡孝乾：《产业政策与台民应有的觉悟》（上），《台湾民报》第140号，1927年1月16日，第8、9页。 [94] 蔡孝乾：《产业政策与台民应有的觉悟》（下），《台湾民报》第141号，1927年1月23日，第12页。 [95]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北京，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第36页。 [96] 1924年蔡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任弼时是俄文教员。1928年台共在上海成立时，任弼时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联络工作，知道蔡是台共领导人之一。参见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22页。 [97] 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04页。实际上，庄春火未在上海大学读过书。参见张炎宪、高涉媛等采访：《一个老台共的心路历程——庄春火访问记录》，《台湾史料研究》第2号，1993年8月，第81—92页。 [98] 何池：《翁泽生传》，第84页。 [99] 谢雪红：《我的半生记·台魂泪（一）》，第1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