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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教的“天命观”是洪秀全发动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创建太平天国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而太平天国革命的命运，又始终和支配他的一神教“天命观”相联系着。因此，尽管洪秀全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但其核心则是一神教的“天命观”。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异端和异梦 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从改造西方基督教起手的。 基督教是“适应时势的宗教”。(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1页、第253页。)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以从精神上麻醉和愚弄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称洋教为“邪教异端”，说信奉洋教是“从番”。因此外国侵略者虽强令清政府订约保护洋教，中国教徒却寥寥无几。而洪秀全却把西方基督教改造成为广大贫苦农民所能接受和崇拜的农民革命的皇上帝。 洪秀全的皇上帝渊源于梁发的《劝世良言》。1843年洪秀全和李敬芳一起潜心细读这部“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的基督教布道书，“遂大觉大悟”，唤起他对1837年病中异梦的回忆，对他潜藏已久的异端反抗思想起了催化作用。 洪秀全得异梦升天故事，在洪仁□的《洪秀全来历》、《英杰归真》、《太平天日》和韩山文写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发、洪仁达的《共证福音书》等文献中，均有较详尽的记述。但这个几经精心修饰的神话故事，恰恰说明洪秀全异梦升天时见的不是西方基督上帝。西方基督上帝是穿白袍的，而他见到的是身穿黑龙袍的老头，因而外国传教士说他是见到魔鬼；基督上帝是不娶妻的，这就无所谓有“天妈”，至于在天河“洁身”，洪秀全附会说是“洗礼”，其实这时洪秀全根本不知道基督教规，而知道的大概是他所读过的“奇异书籍”或中国神怪小说中所描述的情节，如《西游记》第九十八回描写唐僧过“凌云渡”，落水被救，“脱却胎胞骨肉身”，“洗净当年六六尘”后，才能上得西天拜真如。 从异梦中反映洪秀全的思想受传统的道、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如《太平天日》中所说的“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狱”，“阎罗妖”、“东海龙妖”之类，均是佛教宣传因果轮□的常用术语，所谓“妖魔头”、“妖仔”更是民间骂人的口头禅，它象征着社会恶势力。洪秀全在幻觉中出现的这些妖魔，正是他平时不满现状，疾恶如仇，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思想反映后来太平天国把清朝咸丰皇帝称作“妖魔头”，清兵比作“妖兵”，是这种反抗思想的必然发展。 洪秀全的卧病和异梦是由科场失意诱发的。他屡试不第，落得个怏怏而归，他所向往的科举仕途渐渐变为仇怨，思想矛盾激化了，直觉变成了幻觉，日夜顶礼膜拜的孔圣人成了“天国”的罪人，朝夕诵读的四书五经，成了“甚多差谬”之书，孔圣门徒变成妖魔，圣道变成邪道，现实社会中一切被人们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幻觉中被颠倒了，否定了。这种从表面上看是片断的、颠三倒四、杂乱无章的幻觉，却包含着真实的、唯物的合理内核。这是他热衷的并长期为之奋斗的科举成名思想的反动，也是他不满封建科举制度的异端思想的正确反映。 洪秀全的异端思想包含着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思想因素，但主要是作为儒家的叛逆而出现的。在《太平天日》中所述的众多妖魔只是泛指，唯一点名的是孔丘。而反孔也还有保留，他认为：“念他（孔子）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下凡”。这说明他这时的异端思想还是不定型的、片断的，远远没有形成自己的反清思想体系。 1843年洪秀全细读《劝世良言》时，时局起了巨大变化。外国资本主义破门而入，鸦片战争刚结束，长期遭受封建主义深重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压迫，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面对这个变局，较有警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感到不能用老办法维持统治下去了，他们已发出“师夷之长技”，改革政治的呼声，农民群众的怒火和各地揭竿而起的斗争，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农民大革命。洪秀全顺应历史潮流，他的救世抱负从《劝世良言》中得到阐明，把它视为“天书”，借此塑造了他的“上帝”来开创新的历史场面了。这是他原先唯物的异端反抗思想和西方基督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发出的火焰。但他用唯心的宗教教条来印证他曾是唯物客观反映的异梦，是头脚倒置了，是“颠倒了的世界观”。 二、“斩邪留正”的皇上帝和“天命归予”的教主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里接受的神天上帝是“全世界众人之父”。“系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神。宇宙内万国之人物，皆在神天上帝掌握之中。人类生物一呼一吸，皆赖其保佑。天福世禄，亦由其所发。”(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2期，第29页。)这个番上帝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陌生的，但它和实现社会中的农民家长制和宗法思想却有相似的地方，因此它是可以被利用改造的。洪秀全以农民家长制和宗法思想为主体，着手改造西方基督教。 他把西方基督上帝和中国古代人民崇奉的天神糅合在一起。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中国古代人人都有敬拜上帝的权利，而上帝又是确实存在的：“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宣称他异梦上天时见到周文王、孔子在上帝身旁，巧妙地让周、孔来作为中国上帝是存在的旁证。在《原道醒世训》中又进一步说明皇上帝是中国和番国共有的。他还作诗云：“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同时他还引了“孔□曰：‘天命谓之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等中国古代的诗书典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说：“昭昭简编洵不爽也。”但这种论证还是不够的，因在中国这个多神教的国度里，人民除敬拜天神之外，儒士还拜文昌、魁星；和尚敬佛；道士拜三清、三元，其他或以纸画之像，三尖之石，一株大树为神。洪秀全接受西方基督教独拜上帝真神的一神教观念，认为中国古代和番国是同行独拜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天条书》，《太平天国》（一），第72页。)为了崇真辟邪，他指出：“流之浊由源之不清。”他做了些寻本求源的工作，说：“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厉阶。”所以他宣布：“皇上帝之外无神也。 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象，皆后起也，人为也，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6页。)经过他的这番改造和抽象化的蒸馏过程，皇上帝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一神教的皇上帝。敬拜皇上帝可以得福，拜偶象邪神获罪，邪神的总代表则是阎罗妖。于是现实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种种矛盾，便被概括为皇上帝和阎罗妖的矛盾，这正是农民和地主之间两大矛盾的反映。一神教相对多神教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使人们集中信仰和统一意志。而处在封建自然经济中被压迫想造反的个体农民，如玉盘上的散珠，互不联系，正需要一条绳索把它们贯串起来，洪秀全创造的皇上帝便是统一农民意志的长缨。 他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改造。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劝穷苦人安天命不造反，要中国人听任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谦恭、忍让，安于现状，以修死后灵魂超升，就是梁发宣传西方基督教的要领。洪秀全则说：“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64页。)他根据中国是处在邪恶之世的现状，创造出一个“斩邪留正”的上帝。他的上帝好发“义怒。”第一次大怒是因世人悖逆，竞立邪神，上帝连降四十日夜大雨，洪水横流，沉没世人；第二次大怒是为救以色列出麦西郭（国）；第三次大怒是派耶稣降生代世人赎罪；第四次大怒则是接洪秀全升天，指明妖魔作怪，迷惑世人，并赐□剑，命诛妖。洪秀全对洪仁□等说；“我曾在上帝之前亲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48页。)上帝已和洪秀全的自我神化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宣传拜上帝也就宣传了“天命归予”。一个“斩邪留正”的皇上帝和一个“天命归予”的教主，正符合时势的要求，成为鼓动农民反清革命的精神力量。 洪秀全从西方寻找到一个能授予人灵魂的基督上帝，人的灵魂“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而基督上帝又被洪秀全装入中国古代上帝的躯壳，并注入儒家的灵魂，于是一个中西合壁的皇上帝便诞生了。恩格斯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1页、第253页。)洪秀全要建立的“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就是借用儒家的大同思想。他是中国近代社会把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三、在拜上帝教内建立天父家长制统治 1847年洪秀全再度入桂，和冯云山一起“谋立创国”，在拜上帝教内建立“同顶天父天兄纲常”的天父家长制统治。 《天条书》的序言写道：“皇上帝凡间大共之父也。君狂（王）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天条书》，《太平天国》（一），第73页。)这就是说，一方面“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都有孝顺父母、敬拜上帝的权利，君王和庶民是平等的。他们在经济上也是“有衣同衣，有食同食，”取得平均的生存权利。但在另一方面，又把凡间兄弟姐妹划分为能、肖、愚、顽四个等级，在天父大家族内所处的政治地位是不平等的。有为君为王的统治者，有为庶民的被统治者和从妖、变妖的反革命。1854年杨秀清对外国人解释说：“我主天王胞与为怀，无人不容，天国官兵广信天下同是兄弟，凡来归顺入教者，随意可投，不问根底，不用发誓，人有二心者，有天父在也。”(《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诏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0页。)只要归顺，不怀二心，地主、富商、官僚、士大夫均可加入拜上帝教。这表明农民革命英雄们虽然坚决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但他们不曾认识到应当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太平天国杀妖，杀有罪，只是从对待革命的政治态度上去判别。事实上拜上帝教是一个“同顶天父天兄纲常”的各个阶级人等联合的革命团体。由此可见，拜上帝教确立的在天父大家族内人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又是不平等的；表现在经济上是平均主义的，但又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平均的。 洪秀全依据“皇上帝凡间大共之父”的天父家长制原则，在拜上帝会内建立一个由天父家族异姓“血缘同胞”兄弟组成的领袖集团。过去一直被他忽视和冷落的耶稣，被抬出来作为天父家族的“太兄”，洪秀全为次兄，冯云山居三，杨秀清为四弟，肖朝贵是老五，韦昌辉是老六，石达开为七弟。洪秀全宣称他们兄弟七人都是天父亲命下凡作君为王的“能子”，是同一“天妈”所生。这个天父家族兄弟组成的领袖集团，是农民家长制的延伸和扩大，代表了以紫荆山区为中心和附近各县拜上帝教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它标志着拜上帝教日趋成熟，为应付严酷的对敌斗争和发动起义创造了条件，它也意味着洪秀全不仅鼓吹己受命于天，而且神化了整个领袖集团。 洪秀全是拜上帝教教主，冯云山位居第二，是会务的主持者。他们“大齐一心”，劝导人们敬拜上帝“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天条书》，《太平天国》（一），第75页。)“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2页)这些“明白晓畅，以便人人易解”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第353页。)的宣传，在群众心胸中唤起共鸣。因为“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易于理解。”(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5页。)因此“多有信从真道焉。”《贼情汇纂》则说；“更遣党四出，辗转邀约，无少长皆入会，以先后分等次，诵咒结盟，概称兄弟。”(《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288页。)拜上帝教象磁铁一样把被旧世界解体过程中弃掷出来的破产农民、烧炭工人和一切社会上的游离分子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新兴的强有力的反清革命团体。 1848年冯云山被捕入桂平县狱，洪秀全回粤设法营救，拜上帝教一时群龙元首，会众各有散意，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肖朝贵则假托天兄耶稣下凡。 拜上帝教的最高权威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洪秀全改历诏书云：“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第48页)过去交通神人的媒介是洪秀全的异梦升天，而今却劳上帝亲自下凡降托杨秀清口传圣旨。这种神奇的变化神化了杨秀清，使他在天父家族“同胞”兄弟中取得了代家长的地位，而“赎病主”的头衔又和耶稣救世主称号相仿。于是杨秀清有集天父、天兄于一身，凌驾洪秀全之上的趋向。这就冲破了天父家族原有的平衡状态，造成拜上帝教内多元化领导。 为了维系教内团结和克服多元化领导，洪秀全以“同顶天父天兄纲常”相号召，并在指定杨秀清为天父代言人之外，又有意指定肖朝贵为天兄耶稣的代言人，还认肖朝贵的妻子杨云娇为妹妹改名洪宣娇，肖朝贵便由兄弟而成为“帝婿”。这些措施毫无疑问是有牵制杨秀清权威过大和争取紫荆山区基本群众的意味。在金田起义前后，杨秀清的十几次代天父传圣旨，还是从革命大局出发的。有对敌斗争的，如审判周锡能案；有维护洪秀全的领导地位的，如他说：“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主，地（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0页。)同时还把洪秀全神化为普照天下的日头王。因此，洪杨之间的矛盾还不大，洪秀全还是“顶而信用”杨秀清的。 四、“天国”的体制 1851年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这个农民的千年王 国是用世俗色彩来描绘的。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统治人间天国的皇帝。它有无限权能，是现实社会中政权、族权、神权的总汇合，成为农民心目中的“好皇帝”。洪秀全以皇上帝代替封建专制皇帝，一方面是对封建专制王朝“坏皇帝”的直接否定，另方面，则又体现了拜上帝教内天父家长制统治运用到建设农民革命政权体制上必然和封建皇权主义相结合。 为尊天父上帝为人间皇帝，洪秀全自称为天王。洪仁□解释说：“孔子作春秋，首正名份，大书直书曰：天王。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与吾真圣主也。”(洪仁□：《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第571页。)这显然是溶耶儒于一锅的说明。太平天国的官制兵制多仿照《周礼》，洪秀全的天王尊号是天朝大一统的象征，也是对封建皇帝的否定，因此，他贬历代皇帝为侯，视清朝咸丰皇帝为妖魔头，还说：“周武、刘邦是朕前步先锋。”(《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四），第394页。)以烘托天王尊号无比崇高。这的确是灭封建帝王的威风，长革命农民的志气。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农民革命只能达到反对封建坏皇帝的高度，仍跳不出封建皇权主义的“邪门鬼道。”天王尊号只是周天子形象的拔高而已。 封建小农经济是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土地公有制。但它却要求把社会生产力永远固定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和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权体制，虽然是作为封建专制王朝的对立面建立起来的，但它却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退到封建分封制的水平上去了。 太平天国建立的在政治上平等又不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政权体制，在动员农民起来革命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在实践中必然碰到种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使革命由飞跃而进入停滞状态。 建都天京，称为小天堂。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并未“男着龙袍女插花”，仍然是男行归男行，女行归女行，过着离妻别子的清教徒生活。太平军中实行的圣库制度却变成天王、诸王享受特权，从各地征调物资工匠去天京营造天王府的依据。诸王也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72页。)迅速地腐化起来。 由于农民革命领袖蜕化为新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天京城里各王府均为小朝廷，机构重叠，系统紊乱，“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172页)而天王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去办理。这就破坏了前期领袖集团“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172页。)的领导作风， 洪秀全还颁布《三字经》、《幼学诗》，在革命内部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天王自己作茧自缚，深居简出，过着他的封建帝王瘾。 洪秀全日益陶醉在自我神化之中，同时也神化杨秀清，天王对臣下说：“尔为官者，须知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当欣尊，”(《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36页。)东王便等于天父。他加封东王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颁行历书》，《太平天国》（一）第198页。)全衔共32字，真是史无前例。南王冯云山，西王肖朝贵牺牲后，天父家族“同胞”兄弟领袖集团失去平衡，牵制东王的力量小了，加上天王把“一国之事”概交给杨秀清，助长了他居功自傲的情绪，”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11页。)前期太平天国领袖集团之间互相神化，宣传一神教的“天命观”，是为了鼓动农民参加革命，向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维系革命内部团结，此时已起了反作用。杨秀清所掌握的代天父传圣旨的职能，已由对敌斗争的武器，转化为对革命内部实行封建家长统治，排斥异己，迅速膨胀自己权势，并向洪秀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工具。杨秀清以致假托天父下凡欲杖责天王，逼封“万岁”，宗教狂热背后所隐藏的现世利益，必然造成太平天国多元化领导之间的权力之争。洪杨之间的矛盾已达到天父天兄无法居间调和的程度，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一时间革命内部矛盾超过了对敌斗争，过去藉以维系内部团结的脆弱的宗教信条被绷断了，终于祸起肖墙，同室操戈，造成天京流血事变。 五、“爷哥朕幼，父子公孙，同坐天国”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洪仁□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祗知有天父天兄，不怕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洪仁□《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一），第540页。)就连李秀成、陈玉成等高级将领也不十分相信天父天兄之类的说教，广大太平军战士“各有散意”，出现了对“皇上帝”信仰的危机。后期各王拥兵自重，各自经营自己的小块地盘，尽管天王大声疾呼：“归荣已（己）邦焉得义？”(《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第56页。)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政令仍“不能越出南京几远”(《天京游记》，《太平天国》（六），第956页。)。 问题是严重的！但天王并未从宗教迷信中觉醒过来，面对现实作些切实的政治改革。反而“一味靠天”继续在宗教迷宫中去寻找出路，惨淡经营自己的洪氏王朝。 首先，天王以洪氏王朝代替天父家族“同胞”兄弟共同统治的政权体制。李秀成说：“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19页。)重用无才情无计算，一味固执的洪仁发、洪仁达。1859年洪仁□到达天京后，洪秀全称为“家军师”，破格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天王为加强洪氏王朝统治，下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55页)但并未认真实行，这究竟是天王以后又认为改“上帝天国”不合体制，还是受到臣下的抵制，原因不明。而后却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真圣主”，“天王洪日”。李秀成说当时天王要求：“凡出示以及印文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98页。)侍王李世贤还因此被革职。洪秀全改国号的原因是“恐人之占其国”。实际上他改国号并未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其次，洪秀全把代天父传圣旨的权利收归己有。天王手批：“上帝最恼是偶象，爷象不准世人望。基督暨朕爷亲生，因在父怀故见上。”(《天王手批》，《太平天国》（二），第672页。)声明惟有他和基督才能见到上帝。又说：“神父惟神子能识，哥朕识父有耳闻。”(《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56页)神父、神子在《钦定敬避字样》中还作了注解：“神父是上帝也。神子天子是救世主天兄、天王、幼主也。”这实际上是将杨秀清排斥在“神子”之外，说明杨秀清死后只有洪秀全才有资格代天父传圣旨。他代天父传圣旨的媒介不是下神是作梦。因此，后期天王的梦特别多，有《收得城池土地梦兆诏》、《打死六兽梦兆诏》等，1862年洪仁□重刊《太平天日》突出天王天酉年升天故事，就是为了和梦兆诏相印证。据英人富礼赐《天京游记》载：“他（天王）已升天见过上帝好几次了。根据他的诏告，这种升天的权利已传给其妻——但不知一百零八妻中究竟是那一位，大约是幼主的生母吧！”(《天京游记》，《太平天国》（六），950页。)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幼主生母赖氏已被神化为“赖又正月宫”，以和“天王洪日”对称。天王《万国来朝及敬避字样诏》云：“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门开，合紧大战永光荣。”(《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61页。)“赖又正月宫”梦中虽未升天，却听到“天语”，大概已接近取得代天父传圣旨的资格了。 第三，天王急于交班。历代王朝的皇太子未登基之前不称万岁，而幼主年幼时就称万岁。同时洪秀全还宣称将幼主过继给耶稣为子，“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44页。)更离奇的是“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统一书”。天王编排的这个自相矛盾的天父家谱，无非说明天王洪氏神圣家族都受“天命”，万世一系，主宰天国。于是太平天国就成为“爷哥朕幼，父子公孙，”三代神人“共坐天国”。前期的“同顶天父天兄纲常”，被改为“同顶爷哥朕幼纲常”，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已完全蜕变为洪氏封建王朝。天主急于把政权转移给幼主，还“朕命幼主写诏书”，(《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60页。)开创了一国二主同时颁布诏书的先例。1860年开始，太平天国官员的封授升迁任免都是通过幼主颁发诏书施行的，目的是使满朝文武，感戴幼主知遇之恩。天王又特别重用他的外甥幼西王肖有和，“幼西出令，有不遵幼西令者合朝诛之！”(《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88页)洪仁□退居第三位，李秀成居第六位，大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架势。 洪秀全的这些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太平天国后期的实际军政问题，而且更为紊乱了。他虽然亲批《资政新篇》，但无实效，甚至连天京城内几十万军民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又拒绝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方针，严禁天京群众出城讨食，下诏：“合城俱食甜露（野草）可以养生。”(《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88页。)而面对着封建反动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联合进攻，天王却“无明断，下诏，不问军情”，(《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95页)信天不信人，迷信“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45页)反革命湘军已兵临天京城下，天王还未采取积极对策，反而说：“朕铁桶江山”，“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61页。)天王临终前三天还下诏：“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072页。)1864年6月1日，天王驾崩，迷信宗教，至死不悟。所以李秀成说：“天王丧邦，实自惹而亡。”(《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101页。) 六、神化的教训 洪秀全的一神教“天命观”的形成并非偶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客观根源，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产物，是农民家长制和封建宗法思想的反映，又标有近代社会的时代烙印。 神权天命观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每个开国兴邦的封建皇帝总是被神化为“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而末代的亡国之君又总是被贬为不修德政，“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历代农民起义也是利用“天命观”发动起义，洪秀全正是继承和沿用了这个传统。但他的“天命观”是一神教的“天命观”。他反对竞立邪神，胡诌天命。拜上帝之外，其他以神仙菩萨、儒、释、道为号召者，均被斥为“妖党”异教。因此，他对历代的农民起义的评价并不高，说：“黄巢李闯安在哉！”(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一），第88页。)特别是当时天地会已在各地纷纷起义，搅得清政府惶惶不安，他却说：“彼等原有之真宗旨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872页。)。这种批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农民革命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外反革命的力量是强大的，沿用旧式的农民起义的纲领口号，不足以号召民心，旧有的组织形式也不足以动员组织农民掀起革命高潮。历史证明：中国土地上流传已久的儒、释、道已显得苍老过时，会党组织也随着时光的逝去而变成下流卑污无价值了。时势已要求一个崭新的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和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一场全国性的农民大革命。西方基督教虽已产生一千八百多年，但这种一神教的基督上帝，对中国要革命的农民来说却是一件神奇的新工具。洪秀全从西方找来基督上帝，并加以中国化的改造，向人民灌输一神教的“天命观”和拜上帝的“真道理”，这的确使人民耳目为之一新。 1845年洪秀全第一次提到：“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一），第72页。)还是小心翼翼地自我印证“天命”。随着拜上帝教的建立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神化洪秀全受天命下凡作主成为太平军攻下每座城镇后“讲道理”的重要“天情道理”。如讲：“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凡间为太平真主，乃埋（理）世人。”(《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266页。)到1862年重刊《太平天日》时，更进一步将洪秀全的异梦升天受帝命添加上种种神秘色彩，成为一个完整的神话故事，还将丁酉年改为天酉年，（原注：单是真圣主上天之年称之以志天恩也，余仍用丁酉字样。）(《钦定敬避字样》，《太平天国》（二），第698页。)作为太平天国开国的“天启发迹之祥”，彪炳史册，目的是“庶使军民无摇惑而我中土花民知所倚恃也。”(洪仁□《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二），第603页。) 洪秀全的一神教“天命观”，迎合了小农生产者要革命又怕官，憧憬幸福生活又无法解脱目前苦难生活的心理状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煽起农民小生产者的宗教狂热，在他们心目中树起神圣的、能施给人们阳光雨露和横扫旧世界的革命权威。作为农民群众要求改朝换代，追随真命天子，开创新朝的精神凭籍，鼓动农民群众为自身的现世利益去冲锋陷阵。因此，农民家长制和封建皇权主义相结合，宗教唯心论和小农生产者的狂热性相结合，把洪秀全推向教主、天王的宝座，戴上“真圣主”、“天下万国真主”、“红日”的神圣光环。这些富于浪漫的神圣色彩的背后，却是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洪秀全发动农民群众奋起革命，创建太平天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把革命推向历代农民战争的高峰。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洪秀全实际上由一位农民革命领袖蜕化为封建君王时，“他不久就发现这宗教还可以利用来麻醉他天然下属灵魂，使之听从由天意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4页。)，在革命队伍内部培养迷信盲从，忠君思想的工具。洪秀全说：“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洪秀全：《幼学诗》，《太平天国》（一），第232页。)杨秀清也鼓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父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一），第49页。)大讲君臣之道，并引导革命农民进入扑朔迷离的宗教迷宫。宣扬迷信万事万难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天王作主，万物皆由天父所赐，使人们看不清真正的革命目标。于是洪秀全的一神教“天命观”就成为麻醉太平军战士的“宿命论”，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刚刚才从反封建革命斗争中挣开封建精神枷锁、初步获得解放的农民群众，又被新的宗教信条束缚着手脚，无法在革命实践中去解决革命进程产生的实际问题，只是等待“天命”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任何的客观实际都不和宗教的教义相符合，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总是循着自己的规律发展的，它不象神话故事那样可以随意驰骋人们的想象，洪秀全的“天命作主”只是现实阶级斗争的虚幻的反映，以宗教唯心论来指导农民革命，以宗教僵死的教条来解决客观现实中活生生的问题，以“真命天子”的虚幻形象来作为号召群众的手段，必然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碰壁。洪秀全构想的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蓝图，是行不通的乌托邦。他规定的土地公有并未能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于是只好倒退到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地主挂名收租，农民照旧交租纳税。这正如马克思说的：“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作为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苍天就成为一种欺侮手段了”。(马克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8页。)当洪秀全未能给农民解决切身的土地问题时，他的神圣“天子”的光辉形象就显得那么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和令人厌恶了。洪秀全设计的天父家族“能子”集团统治的分封制，由于敌我斗争环境的压迫和事实上革命势力未能向全国扩展，也只能蜷局在方园几十里的天京城内的“舞台小天地”里预演。而太平天国想象中的裂土分疆的多元化政体，是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的后果必然只能是“能子”集团之间残酷地争当万岁的权力之争。经过天京事变的内讧砍杀，“能子”集团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天王孤家寡人了，宣告一神教“天命观”的破产，导致太平天国的衰败。 洪秀全的一神教“天命观”的破产，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凡宗教都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农民革命领袖无论是利用中国传统宗教，外来宗教或糅合中外宗教创造的新教，来搞迷信活动，并把宗教和政权结合在一起，以“天命真主”作为建立和维系统治的精神支柱，以迷信代替科学，以煽起宗教狂热代替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就必然给革命带来挫折，误国误民。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宣扬“天命观”是愚昧落后的表现，也是农民革命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所采用的政治思想的宣传方式。当时的“儒者”参加太平天国行列的人极少，这除了他们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外，许多人是因闻鬼神敬而远之，不信天父天兄之教，好些儒生是不服“天情道理”才掉脑袋的。如果当时太平天国不过份强调独拜上帝真神，力排异教，而利用汉满矛盾突出反清革命宣传，团结更多的封建知识阶层为革命服务，那么，洪秀全很可能打下天下，走刘邦、朱元璋之路，达到恢复汉族山河，开创新朝的目的。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和宗法制度，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产生“真命天子”的土壤。因此，只有反对封建主义和来个农村大变动，改变小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生产事业，提倡科学文化，发扬民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武装，才能驱除这个残留在人民头脑中的神圣而又愚昧的历史现象。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