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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置责任内阁是清末宪政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既深且远。因关注点不同，兼之资料方面的限制，学界对责任内阁人员编制情况论述较少。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考证，责任内阁由四类官员组成，分别为高级官员、次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和下级官员。官员的级别不同，其来源、职掌、数额和结构迥异。通过精算和估量可知，四级官员之总和达640人之多，规模庞大，编制复杂。考证清末责任内阁人员编制不仅有裨于准确把握责任内阁的性质，而且有助于了解责任内阁在民国初年之承续。 关键词：清末 责任内阁 人员编制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廷决定仿效西方议政体制，裁撤军机处、内阁、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诸机构，设立新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这是清末宪政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既深且远，学界对此作了很多研究。但有关研究前后关注重点有所不同，初始“主要是在一般的立宪运动史、宪政改革史，尤其是关于立宪派的研究以及有关官制改革、国会请愿运动等论著中有所涉及”①，概述新内阁设置的过程、职掌、性质及其在宪政史上的地位。近来专题论文逐渐增多，或探讨责任内阁创设的背景，或分析责任内阁的性质及其在清末宪政改革过程中的历史命运，或梳理责任内阁演变的过程及其阶段性变化，或研究责任内阁制出台后对时局的影响等，研究更加丰富，论述更为深入，颇值后来者参考和借鉴②。 然因关注点不同，兼之资料阙如，前辈学者对责任内阁运作的基础——人员编制情况，却鲜有论及。这不仅会影响对责任内阁职掌的了解和把握，还会影响对责任内官性质、地位的分析和评价。笔者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发现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奏留责任内阁官员的档案，一方面可以据此考证责任内阁人员编制情况，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组织结构和职掌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所留人员的原有身份和原属机构，可以厘清责任内阁的性质及其在清末政治史上的地位，进而加深对责任内阁的整体认知。 一 特简、简任官员之编制 责任内阁之创设，体现于两个重要的文件：一是宣统三年四月颁行的《内阁官制》，二是宣统三年五月颁行的《内阁属官官制暨内阁法制院官制》(以下简称《属官官制》)，前者规定责任内阁之基本组织方式、大臣构成及职责，后者规定责任内阁机构之设置、属官构成及职掌分工。从这两份文件可见，责任内阁官员设置明目繁多，地位有别，职掌迥异，额数不同。就地位、职掌和性质来分，责任内阁官员由两部分组成：内阁大臣和内阁属员。就选任方式来分，责任内阁官员由四部分构成：特简官员、简任官员、奏任官员和委任官员。这为考察责任内阁人员编制情况提供了分类基础。 关于内阁大臣，《内阁官制》第一、二条规定，责任内阁“以国务大臣组织之”，而国务大臣以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民政大臣、度支大臣、学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司法大臣、农工商大臣、邮传大臣、理藩大臣为之③，共计11人。但因实施条件不成熟，清廷在颁行《内阁官制》的同时，又拟定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十四条，“以为过渡办法”④。《暂行章程》在第一条就对《内阁官制》中规定的内阁大臣员额作了调整，规定责任内阁设立“总理大臣一员，协理大臣一员或二员，均候特旨简任；各部大臣，均候特旨简任为国务大臣”⑤，在总理大臣之下、各部大臣之上增设了协理大臣一个职位。这样，责任内阁大臣额数就从原定之11人调整为12人或13人，具体数额，取决于协理大臣之多寡。从此后任命的大臣名单可知，内阁协理大臣设有2人。至宣统三年十一月袁世凯组阁时，才取消协理大臣之缺，仅置总理大臣1人。故此，内阁大臣，包括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外务等大臣，共计13人。 内阁属官之设置，《属官官制》中规定，内阁下设一厅、四局和一院。其中，一厅即承宣厅，四局分别为制诰局、叙官局、统计局和印铸局，一院为法制院。其官员设置，各厅局“设阁丞，以总各厅、局之事；设厅长、局长以下各官，分治各厅、局之事”；而法制院，则“设院使以下各官，专治院事”，目的是“各司其职，以重责成”⑥。具体来说，总理、协理大臣之下，设阁丞一人，“承内阁总理大臣之命，管理阁务，监督指挥各厅、局，并进退本阁委任各官”。承宣厅，设厅长、副厅长各一人，厅长“承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掌机要文件，管理承宣厅事务，并监督指挥本厅各官”；副厅长“佐厅长之职务，厅长有事故时，由副厅长代理”。制诰、叙官、统计、印铸等四局各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局长“承内阁总理大臣之命，管理局务，并监督指挥本局各官”；副局长“佐局长之职务，局长有事故时，由副局长代理”。法制院，设院使、副使各一人，院使“承内阁总理大臣之命，管理院务，并监督指挥本院各官”。此外，法制院“奏任官以上之进退，由院使具状陈由，内阁总理大臣办理；委任官之进退，院使专行之”；副使“佐院使之职务，院使有事故时，由副使代理”⑦。 由此可见，责任内阁所属之一厅、四局、一院共设阁丞、厅长、副厅长、局长、副局长、院使、副使13人，兼之内阁大臣13人，共计26人。这是制度明确记载的，也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责任内阁人员编制情况。 二 奏任官员之编制 责任内阁人员编制，除国务大臣、阁丞、正副厅长、正副局长、正副院使等缺外，各厅局院副厅长、副局长、副使之下，还设有其他官缺。据《属官官制》规定，承宣厅、制诰局、叙官局、统计局另设有佥事、录事等官，印铸局另设有佥事、艺师、艺士、录事等官；法制院另设有参议、参事、佥事、录事等官⑧。但因时间短暂，官制仅是草创，尚未成熟，“所有参议、佥事以下各官额缺，拟由内阁总理大臣妥慎拟定，另案奏明办理”：各官官品、官等各项，因官制尚未厘定，“均暂令以原品治事，俟官品、官等办法奏请钦定后，再行遵照施行”⑨。换言之，责任内阁属官官制颁布时，仅确定了职掌重要、地位较高之阁丞、正副厅长、正副局长、正副院长等额数；至于地位较低之佥事、录事等官员额，并未确定。 按照常规，佥事、录事等官应待清廷将责任内阁各方面，尤其是基层机构、官品、官级等项，考虑周全后予以设置，才是比较稳妥的办法。然而时不待人，责任内阁“开办伊始”，“合数衙门之事萃于一署，头绪至为纷繁”，“需人孔亟”。为开展政务，清廷决定“于裁并各衙门现有人员内，择其通达稳练者，先行酌量留用，藉资熟手”。而裁并各衙门官员，多为旧式人才，于宪政不谙，能称得上“通达稳练者”较少，不敷留用。不得已，又从其他衙门内“添调”多人，“按其所长，分别任事”⑩。可见，留用、添调人员，共同构成了责任内阁初创时中下级官员的人员班底。同时，这些人员及其数额，正是以后确定内阁人员编制之基础。 《属官官制》颁布后不久，责任内阁留用、添调人员即已开始。迨至宣统三年六月时，各机构留添人员大致定型。《大公报》六月二十二日刊载了“叙官局人名一览表”一栏，详细列举了叙官局所留人员名单，其中佥事111人，录事108人，共计219人(11)。但此时官制颁行未久，各机构所留人员是否称职，所办事务是否妥善，需要试办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知。及至宣统三年八月，奕劻等认为，留添人员已“试办三月，尚无贻误，自应奏请留阁，俾得专心职务”(12)。于是综合各方面因素，尤其是各机构事务之繁简和裁并衙门人员之多寡，于初九、十九两日具奏请旨，初定各机构员额。如承宣厅30人，其中前军机处人员29人，调用人员1人(13)；制诰局84人，其中留用前内阁人员69人，前吏部人员9人，外务部人员2人，陆军部人员4人(14)；叙官局110人，均为前吏部人员(15)。统计局24人，其中留用前宪政编查馆人员8人，调用人员16人(16)；印铸局25人，其中留用前政治官报局人员10人，前内阁人员2人，前吏部人员1人，前礼部人员3人，调用人员9人(17)。 法制院比较特殊，所留人员分为两种，一种是参议，另一种是参事和佥事。据奕劻等人奏折，法制院应办之事，分为四类，“以关于官制、官规、议院、法令等为一类，以关于各项法典、律例为一类，以关于行政法规及其他宪政筹备事项为一类，以关于各项财政为一类”。凡此四类，“每类以参议领其事，以参事分任之，其庶务及文牍、会计各项，则以佥事任之”(18)。这样一来，参议的员额就非常明确，共设4员，且由皇帝简任；而参事和佥事则笼统算之，共留32人，其中留用前宪政编查馆人员15人，调用人员17人(19)。 由上可见，除法制院参议4员不计外，内阁一厅、四局、一院共留用、调用官员305人。以官员的性质、分布及其与原衙门的关系来看，这些人员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官职庞杂，遍及多个衙门。就任官而言，既有京官如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笔帖式、章京、侍读、编修、中书、小京官、参事、检讨等，也有外官如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县、直隶州州判、按察司经历、府经历、县丞、教谕等；就衙门分布而言，既有已裁并之衙门如军机处、内阁、吏部、宪政编查馆、礼部等所属官员，也有现存之衙门如民政部、度支部、邮传部、学部、翰林院、农工商部、外务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所属官员；就性质而言，既有现任官员，也有候选、候补人员，甚至还有留学毕业生、政法学堂毕业生等。但总体上以裁撤衙门官员为主。这反映了新内阁兼具职务新、人员旧之双重特点。 第二，人员众多，分布极不均衡。责任内阁是在裁撤数个衙门的基础上设立的，衙门被裁，也就意味着所属官员失业待缺，生计困难，清廷不能不酌量安排，于奏留各机构人员时，适当放宽条件，多留员额。诚如奕劻等在奏折中所说的那样，旧日内阁、吏部“裁缺人数较多，自宜宽为留用”。这一“宽”字，清晰地反映出对于奏留人员的标准和无奈情形。当然，“宽为留用”也不是漫无边际、不加选择地尽数留用，而是按照固有人数和比例，“均拟酌留旧员十分之二”(20)，最终留用305人。由此可见，吏部、内阁等衙门未裁之前官员群体庞大，而裁撤之后遗留的问题严重。 不仅如此，留用的305人分布极不均衡，从前面的统计可以看出，有的机构留用多达110人，有的机构仅留20多人，相差很大。这与各机构事务之繁简有直接关系。制诰局、叙官局分别负责原内阁、吏部事务，尤其是叙官局，职司全部文官的选任、考核、处分等事务，任务繁杂，责任綦重，非多额不足以任其事。而印铸局等主要是负责内阁官报之编排、刊印，事务相对简便，毋庸多设员额。在奏留过程中，一是要宽为留用，为人设缺，二又需明定比例，区分繁简。在这留与简的矛盾背后，体现的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杂，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渗透。 第三，隶属衙署，取决新旧职掌。承宣厅所管事项，“原系旧日军机处职掌”，故所留人员多为军机处官员。但该厅事务“又益以办理会议及全阁文牍、会计等项”，自然较军机处事务“增剧”，而“从前章京员额本属无多”，除议定全留外，又“添调通晓计学人员一员，专办会计事项”。制诰局“原系旧日内阁”职掌，此外“又有吏部、外务部、陆军部划拨事项”，故除留用前内阁人员外，还将三衙门“随送人员，亦经分别酌留”。叙官局原系旧日“吏部职掌”，故留用者均为前吏部官员。统计局“原系旧日宪政编查馆职掌”，故其人员多从宪政编查馆官员内酌量留用。但原编查馆人员较少，业已“强半兼差”，现在各员又“多已回原衙门供职，所余员额不敷分布”，所以“不能不量予调用”别衙门人员。印铸局原系旧日政治官报局职掌，故留用者多为官报局人员。但印铸局事务繁忙，原官报局官员仅十数员，不敷差遣，所以“又酌量添调并留用礼部随事拨送数员”(21)。法制院接掌的是原宪政编查馆所司之“考核京外筹备宪政事宜”，故“将前在宪政编查馆当差留院办事”人员酌留十数人。而更重要者，法制院具有“核定全国法令之责”，编查馆人员从人数和阅历均不敷补用，于是又从其他衙门官员和毕业生中“酌调”精通法制者近20人(22)。 第四，名称不定，均以原官治事。奕劻等人奏留内阁属员一事共有两折，一折为宣统三年八月初九日所奏“为厅局留用调用人员尚资得力请留阁任用事”(23)，一折为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所奏“为法制院留用调用人员请予留阁事”(24)。两折后均有两句话：一是所留人员“如蒙俞允，再由臣等酌定额缺，分别等第，另行奏明办理”；二是此次留用、调用各员，均以原官、原差治事，“统俟补缺改官后，再行开去原官、原差”(25)。说明此次奏留人员仅为过渡性举措，不仅额缺不定，等第亦未区分，所留人员均以原官、原差治事给薪。就官称而言，留用人员有侍读学士、侍读、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以及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县之分；其性质有实缺官员、候补人员、候选人员、毕业生之别，均不冠佥事之名。就等第而言，参议、佥事等官应分不同的等级，以别高下，不能笼统称之。至于区分等级，因时局动荡，直至清亡亦未能有定制。但从内阁印铸局编印的《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之等级划分可以看出，除印铸局艺师、艺士和法制院参议、参事不分等级外，清廷已初步打算将厅局院佥事分为四等，录事分为三等，分别为：一等佥事、二等佥事、三等佥事、四等佥事，一等录事、二等录事、三等录事(26)。 第五，事务繁杂，区分科处办理。各厅、局、院事务繁杂，以叙官局为例，《属官官制》中规定，其职掌有六：“一、内外简任、奏任各官履历稽核、存储事件；二、内外简任各官开单请简事件；三、内外奏任各官资格审查事件；四、内外委任各官册报及履历存储事件；五、关于文官考试事件；六、关于文官处分事件”(27)。包括文官的考试、选任、考核、审查以及处分等事。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唯有再次细分，方能得心应手、有条不紊。而细分的方法，在京新设各部院以及已裁之吏部均有例可鉴(28)，即按照职务类别，在叙官局下分设“科”、“处”，适当名之，分权定责。《属官官制》颁行不及一月，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叙官局下设之科、处名称，就在报刊上被刊登出来。如《申报》“内阁叙官局之内幕”一文，记叙官局下设6科、2处，分别为：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第五科、第六科和捐册处、庶务处；“属乎文选司者为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四科”，“属乎考功司者为第二、第五二科”(29)。不仅登载了各科、处名称及其排序，还大致划分了它们之间的职权范围，可见此时叙官局之科、处设置已基本定型。至于各科处人员配置情况，其基本原则是“每科、每处各设总司事宜者两员”，分别为科长、副科长，综核一科之事；“分管事宜者若干员”，为科员，“视事之繁简，定额之多寡”(30)。其中，第一科14人，第二科14人，第三科15人，第四科18人，第五科12人，第六科16人，捐册处13人，庶务处9人，人数多寡不一(31)。叙官局如此，其他厅、局亦然。由此可见，科处之设置，一方面细化了厅、局事务办理事务的职责，使责任内阁权责更为明确，另一方面强化了职权分工，提升了行政效率。这是旧有部院惯制和新兴科层制在清末官制改革中的遵循和仿效。 三 委任官员之编制 如前所述，宣统三年六月《大公报》刊载内阁叙官局暂留佥事111人、录事108人，二者合计219人。同年八月，奕劻等人奏留人员时仅留下110人。一是219人，一是110人，相差109人，差别极大。究竟是奏留时对人员又有精简，还是所留人员与报刊记载类别不同，这关系到责任内阁人员的具体编制，不能不有所申论。 对比两份人员名单，可发现八月份所奏留之110人，均包含在六月份报刊记载的111名佥事名单中，却无另录事108人的名单。即八月份所留人员，仅为叙官局佥事，不含录事。由叙官一局可以推知，其他厅、局、院所留人员也应为佥事，惟法制院较为特殊，所留人员中还包括参事。这是第一点需要申明的。 据《属官官制》规定，佥事“承阁丞及厅长、局长之命，分任各厅局事务”；而录事只是“承上官之命，缮写文件，办理庶务”(32)。可见，相比较佥事，录事的地位较低，职务次要，被拣选试用的时间或更为靠后。迨至宣统三年八月内阁大臣奏留佥事时，录事各员被“派令任差”的时间不长，是优是劣，并不明晰，只有再过一段时间，等待考察期满，“视期内有无过失，再行判定去留”(33)。所以，责任内阁最终留下多少录事，直至宣统三年八月还不得而知。因此，统计责任内阁员额和编制情况确数显然不可能。这是第二点需要申明的。 但通过分析当时一些报刊的报道，还是可以对内阁录事的来源、层级及其数额做一窥测的。 《大公报》八月初七日所载《新内阁官制之一斑》曰：“新内阁官制，现已厘订入奏，闻其概略，系佥事各员分一、二、三等，以旧内阁及军机处、吏部品秩相当人员□用。其录事亦分三等，仍由该三署旧日录事、供事、誊录各员中择优选拔，现已派令任差。惟此项人员须试办□个月，视期内有无过失，再行判定去留。”(34)从中透露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录事的来源，由裁撤之旧内阁、军机处以及吏部三个衙门中原有之录事、供事、誊录各员中择优选拔；二是录事的层级，分为三等，分别为一等录事、二等录事和三等录事，较之佥事少一等。 除录事、供事、誊录外，责任内阁录事还有一个来源，即已裁部院衙门之笔帖式。从《申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载《内阁叙官局之内幕》一文可以窥探一斑：“其最令人齿冷者，则为笔帖式之一物。笔帖式官阶甚卑，人类尤杂，各部中多占其大半，吏部尤不少。该部裁后，旧时有力司员窟穴于吏部优差者，都飞腾于叙官局。但叙官局留员无多，而笔帖式又客无所能，不得不在淘汰之列。此辈噉饭无地，乃联合全部笔政，恳求局长愿改录事。现闻由笔政改录事者，多至三十余员。此辈平日趾高气扬，自侪于司员之列，与堂官有旧者亦能充科员。大抵字画恶劣，公事茫然，画到吃饭以后，一溜烟便已遁去，甚有倩人代画到字者，其才能可想。现在既改录事，自以缮写为专职，乃连日到同，仍旧厕身各科之间，潮烟狂吸，人多言宠，转令办事者多所妨碍。各科科员以同事多年不忍下逐客之令，只可嗤之以鼻。此亦新官厅现象之一端也。”(35)非常形象地刻画了清代的独特群体——笔帖式的社会地位、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生活丑态，为准确地把握责任内阁的人员状况，预测责任内阁的工作效率，判断责任内阁的性质提供了一个视角。 至于录事的编制，或可以约略推测。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公报》载有“叙官局录事之一览表”，分别科、处，详细登载了各录事名单。各科处暂留录事人数依次为：缮折处12人，第一科14人，第二科14人，第三科13人，第四科15人，第五科13人，第六科14人，捐册处7人，庶务处6人，共计108人(36)。如果比照佥事奏留之例，108名录事应该均能留任。这样一来，仅叙官一局，不计正副局长，亦能留下218人。 叙官局佥事、录事的额数差异“大致相同”，录事奏留比率“尽数留用”，以此类推，责任内阁1厅、4局、1院，大约能留近300名录事。但据《属官官制》所载，印铸一局负责官报、法令、职官录及其他各类官文书的编辑、印刷、发行，和各类官印的铸造、颁发事件，职掌比较特殊，除设佥事、录事外，还置有艺师若干员，“承局长之命，办理印铸事务”；艺士若干员，“承上官之命，办理印铸事务”(37)。艺师、艺士均为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官员，须从专门人员中拣选。因资料匮乏，这部分人员数额不得而知，亦无可推测。 综上所述，除印铸局艺师、艺士因资料阙如无法推测外，经过精算和推测，责任内阁员额分别如下：国务大臣13员；阁丞1员；承宣厅正副厅长2员；制诰、叙官、统计、印铸4局正副局长8员；法制院正副院使2员；法制院参议4员；法制院参事和各厅、局、院佥事305员；各厅、局、院录事约300员。共约640人，数额颇为庞大。 按照数额固定与否、职掌以及选任方式之不同，这些人员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国务大臣，包括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此类人员地位最高，权责最重，为高级官员。遇有缺出，由皇帝特旨简授，谓之“特简”。第二类，为各厅、局、院主掌官，包括阁丞、正副厅长、正副局长、正副院使和法制院参议。此类人员数额固定，职掌清晰，地位较高，权责重要，为次高级官员。遇有缺出，由内阁叙官局开列适格人员名单，请旨简用，谓之“简任”。第三类为各厅、局、院事务官，包括各厅局院佥事、印铸局艺师和法制院参事。此类人员数额大致确定，职掌相对清晰，但官称不定，与高级官员、次高级官员相比，地位相对次要，处于中间层级，为中级官员。遇有缺出，厅局佥事、艺师由叙官局，法制院佥事由法制院院使，均提供符合资格者二人，拟定正陪，奏请皇帝钦拣一人补授，谓之“奏任”。第四类为各厅、局、院办事员，包括各厅局院录事和印铸局艺士。此类人员数额不定，职掌不明，官称不定，在新内阁官员中地位最低，职责最轻，为下级官员。遇有缺出，均由各厅、局、院拣选人员，厅局录事、艺士禀报阁丞决定，法制院录事禀报院使决定，谓之“委任”(38)。 总之，责任内阁官员编制比较复杂，权责有重、中、简之分，地位有高、中、下之别，数额亦有确定、大致确定和不定之异，这是其人员编制和人员结构的特点。通过考察，可以从整体上加深对责任内阁的认知和把握，也能对民国初年内阁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情况有一贯通了解。 作者简介：张振国，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锦州 121000 注释： ①李细珠：《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明清论丛》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李细珠：《论清末“皇族内阁”出台的前因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明清论丛》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丙午官制改革与责任内阁制的命运》，《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晚清史论丛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另肖光辉：《清末民初关于责任内阁的理解、运用与争论》，《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侯春奇：《清末责任内阁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陈晓东：《袁世凯内阁的法制意义》，《历史教学》2005年第12期；何善川：《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3—0436—042。另《政治官报》第1264号，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折奏类”，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95页。 ④《政治官报》第1264号，宣统三年四十一日，“折奏类”，第194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3—0436—041。另《政治官报》第1264号，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折奏类”，第197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111—041。 ⑦《政治官报》第1310号，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折奏类”，第460、462页。需注意的是，《属官官制》中并未明确规定阁丞及正副厅长、局长、院使之员额，但从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上谕可知均为一员：“(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内阁阁丞著华世奎补授；内阁承宣厅厅长著赵廷珍补授：副厅长著英秀补授；内阁制诰局局长著杨寿枢补授，副局长，著裕隆补授；内阁叙官局局长，著宝铭补授，副局长著张锴补授；内阁统计局局长著杨度补授，副局长著张国淦补授；内阁印铸局局长，著陆宗舆补授，副局长著黄瑞麒补授”：“内阁法制院院使著李家驹补授；副使著章宗祥补授”。(《政治官报》第1310号，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谕旨”，第449页。) ⑧《政治官报》第1310号，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折奏类”，第460页。另见内阁印铸局编：《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2—14页。 ⑨《政治官报》第1310号，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折奏类”，第459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460—087。 (11)(30)(36)《大公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叙官局人名一览表”，第2张第3页。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460—087；03—7460—088；03—7460—091；03—7460一090；03—7460—089；03—7460—092；03—7461—039；03—7461—039、03—7461—040；03—7460—087；03—7460—087；03—7461—039；03—7460—087；03—7461—039；03—7461—040；03—9302—010。 (26)内阁印铸局编：《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第12—14页。 (27)《政治官报》第1310号，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折奏类”，第461页。 (28)新设部院虽有不同，但大体来说，均分为三级，即部下设司，司下设科，即科一司一部三级体制。旧设吏部也是如此，惟不同者，科级名称比较复杂，或称“科”，或称“处”，或称“甲”，不一而足。 (29)(35)《申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之“紧要新闻·内阁叙官局之内幕”。 (31)《申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内阁叙官局各科处人员名单”。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302—010。法制院佥事职掌稍异，其“承院使及副使之命，掌文牍、会计及一应庶务”。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302—011。 (33)(34)《大公报》宣统三年八月初七日之“消息·北京·新内阁官制之一斑”。 (38)“特简”、“简任”、“奏任”和“委任”四种选任方式之划分，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302—010；《政治官报》第1310号，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折奏类”，第4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