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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会党非常活跃。它是追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力量。本文拟就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很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并同会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本文所谓的“会党”，即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清秘密结社天地会系统的组织）清朝末年，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名目纷繁，兹不缕述，但皆以反清为主旨。主要群众则为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近代会党的发展，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处会党的成分差别很大。有的地方，会党的成员多为苦力和渔民；有的地方，会党成员多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有的地方，会党成员多为游民。至于会党首领的成分则更为复杂，其中有地主士绅、游勇、封建知识分子、农民，等等。（以上参阅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75—276页。）尽管如此，从总的来看，它仍不失为下层群众的组织。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把“三合会”、“哥老会”等一类秘密结社看作是以“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8页。）为主的组织，这是符合当时这个组织的实际情况的。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黄兴、朱执信、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都是很注意会党工作的。在同盟会成立前，他们联络会党的活动代表着当时主要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一种政治倾向；同盟会成立后，各派政治势力结成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他们仍继续进行会党的工作，并取得十分良好的成果。以孙中山为例，他从小就喜欢听太平军老人讲述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观看三合会在武馆的练武活动。其后又同与会党有密切关系的郑士良（后来为广东归善会党首领）结交。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就同郑士良等同广东的会党、绿林、游勇等下层群众取得联系。并积极筹划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谋事不密，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等牺牲。孙中山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同会党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一些人认为：“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应联络以厚势力。”（邓慕韩：《丁未黄冈举义记》，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541页。）强调“排满兴汉”，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会党的“反满”活动的区别；有的人又只看到会党的消极面，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页。）孙中山对会党则持比较持平的看法。他把会党看作是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他对待会党的态度，在刘揆一所作的《黄兴传记》中有以下一段记述：“……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史学会：《辛亥革命》，（四），第284页。）这段话，明显地表露出要以民主共和的思想“改造”会党的意图。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改订其章程，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民报》第I号，第133页。）其后在美洲的同盟会会员全体加入致公堂，同盟会与致公堂实行大联合。这就使美洲致公堂成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改造”会党成功的突出事例。在国内，革命党人虽历尽艰辛，联络会党，使各地会党受到一定的影响，并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活动，但他们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主要还是“反满”，并没有达到把旧式秘密结社“改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的目的。但是，由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注意于三点会、哥老会等，美洲注意于洪门致公堂，许多地区的会党都卷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有力支持者。因而，当时有人说：“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中国秘密会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按这种说法，在全国范围内，会党不仅化为革命党，而且已同资产阶级革命党划上了等号，显然过份地夸大了会党的资产阶级革命化程度；如果说，在国内的许多会党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结成了某种意义的联盟，却是比较近于事实。如1899年，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的一些首领聚集香港，议定三会结成一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定纲领三则”，“作印章奉孙君”。（《孙逸仙》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112页。）此举具有公认孙中山为共同领袖的含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许多起义，都得到会党的支持、赞助或直接积极投入战斗。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起义而论，利用会党群众发动的起义即有：一九○○年惠州起义，一九○七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一九○八年钦廉上思起义。至于得到会党在经济上的支援和精神上赞助的，更是不可胜计。可以说孙中山的整个革命活动几乎都是在会党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在武昌起义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同会党的合作。如四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罗泉井会议、陕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会党首领通过“三十六兄弟□血结盟”和林家坟会议等，都给各该地区革命的大发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以武昌起义为号角，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群众纷纷举义。陕西各地，“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辛亥革命纪事》，《西北革命史征稿》，卷上。）陕西各地光复，会党群众立下很大的功绩。在四川，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纷纷组织同志军，不久之后，四川盆地沸腾起来，形成声势十分巨大的大起义。在江西，洪江会乘机而起，投效军政府，掌握军权。（参见《满清稗史》《各省独立别裁》，《吉安县志》卷十三《庶政志·军政》）在湖北，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连克光化、襄阳、枣阳、谷城、宜城、南漳、均州等州县。在许多省区，会党十分活跃，都积极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应当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高潮的迅速形成，是同会党的斗争分不开的。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联盟，从木质来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盟，它的基础是不巩固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其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究其原因，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它除了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外，还具有突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触及中国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它是一个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土地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但是，这个纲领没有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联结起来，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反对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在农村的统治。他们要求广大下层群众有秩序地进行活动，等待他们采取社会改良的方法，接受他们“永远不用纳税”等“恩赐”。（《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而广大下层群众则非常希望立即获得土地。反映在《龙华会章程》中，就鲜明地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龙华会章程·会规十条》，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540页。）四川广安孝义会首领张伯祥传播：“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份。”（杜钢百：《张百祥革命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334页。）这都反映出会党下层群众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因此，他们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在乡村的统治方面，有的比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坚决。四川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提出“以完成洪秀全先烈未完的事业，使中国成为昌明强盛的国家，人民享自由幸福的生活。”他领导的起义军，“所至各县，杀清朝官吏，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开仓济贫，府库金银充军用，打粮店、当铺，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政协大竹县委员会：《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97页。）这就必然沉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在乡村的统治。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里的很多人是从官僚、地主转化而来，他们同农村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反封建没有兴趣。武昌起义后，广大群众的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必然触及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和利益。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不少人同封建土地占有制有联系。当群众触及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利益时，有的人就暴跳如雷，挥刀镇压群众。这些人中，刘公可算作一个典型。武昌起义后，刘公回到襄阳，“第一件要事是大兴土木，把祖传的豪华第宅修葺一新，还修筑四座碉堡，派兵一营把守。接着，他又以老革命党资望和大地主、大高利贷者这种豪家子弟的身分，把当地豪绅富商集合在自己的周围。”据说，刘公为首的一小群人，镇压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对他们的财产“有所触及”。（以上见华中师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时期鄂北江湖会起义的调查报告》（铅印本），第8—12页。） 在有的地区，双方的矛盾，则突出表现在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面对着武昌起义发动起来的巨大的下层群众的运动，不少革命党人，心事重重，忧心忡忡，唯恐不能控制下层群众的反抗运动，害怕革命成果落到群众手里。他们惊呼：“乱机随地即发，可为寒心。”（《民国报六大主义之宣言》，《民国报》创刊号。）陕西革命党人的表现很具有代表性。武昌起义前夕，陕西的哥老会、刀会，很有势力，并准备发动起义，“其首领有救民伐罪之宣言”。（郭成孝：《陕西光复记》，史学会：《辛亥革命》，（六），第41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即意识到，如果听任会党单独发动起义，自己就会被人们抛到一边，革命后的政权就会落到会党手里。于是他们一方面加紧准备起义，另一方面又力劝会党暂缓发动。在他们联络会党成功后，陕西革命派发动了起义，但他们仍然无力控制群众运动的发展。军政府中，“除（张）凤□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手中。”由于会党势力过大，资产阶级革命党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能够把这些力量压下去。因而他们认为“革命失败了”。要求黄兴、黎元洪派一支军队到陕西“驱逐哥老会势力”。（以上见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I集，第144—155页。）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一些地区是很激烈的。 另外，从会党本身来看，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9页。）有不少起义队伍（如四川李绍伊领导的起义军、湖北江湖会领导的起义军等），固然纪律很好，的确也有不少会党群众做了一些破坏社会治安的事。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早在会党的传统斗争中即有“打鷓鸪”（拦路打抢）一项。他们所抢所劫的人中固然多系巨商豪富，但也有不少属一般群众。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中似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王师雄在《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一文中写道： “木贩子王子尼忽然心血来潮要办同志军，……人马集中的那天，许多替地主收租谷的临时挑脚看见了，就把装着谷子的口袋挑到营门，扁担成了武器，当天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一个放鸭蓬子的一千多鸭子，正在谷桩里寻吃，王子尼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拿鸭子，吃不完的也用竹竿打死。象王子尼式的队伍，几天内各地都出现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12页。） 四川的同志军，一般说来，纪律是不错的，他们在成军之后尚且带有“绿林”气息，其他缺乏斗争目标的以专打“鹧鸪”为目的的小股会党群众的活动，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0页。）当会更严重一些。这势必引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满，并以此作为镇压下层群众的口实。 资产阶级革命派，面对着他们同会党之间上属种种矛盾，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从笔者掌握的很不完善的材料来看，大体可分为下述两种： （一）谭人凤等革命党人提出了“改进”秘密会党的意见。他们引用历史上“载舟覆舟”的警句，指出要善于利用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纳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轨道。“训之有方，则武汉一呼遂成革命”。“刀锯不能威吓者，可动之以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以上均见谭人凤等：《发起社团改进会，改进旧有秘密会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资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崛致电孙中山，反对广西地方政权对民军采取赤裸裸的镇压，要求“悉数招抚绿林，分别安置，……除劫掠外，不得诬民军为匪。”（《辛亥革命资料》，1961年第1号，第103页。）他们对会党及其领导的绿林武装或民军，主张采取“改造”、“开导”、“安置”的方针，大体上是符孙中山所一贯坚持的“改造”会党的旨意的。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参加“绿林”队伍，打击土豪劣绅。山东曹州资产阶级革命派孙屹、桑子贞等领导学生几十人参加了王金妮的军队，他们同起义军一道，“杀富济贫”，攻破涡阳、蒙城两县，将城内地主和地方官的粮食分给贫民。”（《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第232页。）这都说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仍不乏有远见之士，对下层群众始终采取一种比较友善的态度。 （二）另一派意见，则是对下层群众采取镇压的方针。武昌起义后，湖北、广东、上海等地军政府先后出示要求镇压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在武昌起义后两天，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以黎元洪名义发布《通告各省城乡地方巡警文》，（曹伯亚：《武昌起义》，史学会：《辛亥革命》，（五），第142页。）同上海《军政府通告各省城镇地方巡警文》、（《时报》1911年11月6日。）广东革命党人拟订的《军政府告巡警文》，（大汉热心人：《广东独立记》，《辛亥革命资料》，第450页。）从内容到文字几乎一致。（三通文告中，惟广东拟订的文告多以下内容：“为汉族报大仇，务使杀尽满贼而后已。”）他们在文告里说：“本军政府担光复之重任，指日即率师大举，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引文从《武昌起义》一书所录湖北军政府1911年10月12日发布的文告。）这几通文告说明了什么呢？（一）文告中所称的巡警是清政府的一支反动武装。资产阶级革命派要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镇压“饥寒无告之民”，说明他们已经准备联合敌人反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了。（二）这几通文告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聚集的几个最主要的地区，而其内容又那么一致，无疑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种比较普遍的愿望和意志。这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摆在同会党对立的地位，破坏着同会党之间建立的革命联盟的政治基础。他们同会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三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少数人所坚持的“改造”、“指导”会党的主张，并没有被广大革命党人所采纳。会党领导的武装遭到了镇压和遣散。就其对会党武装所采取的方式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江西资产阶级革命派，（江西独立之初，军政府大权没有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前三任都督只有彭程万是同盟会会员。而江西独立是同盟会会员发动的则是事实。从彭程万轻易取代首任都督吴介璋、李烈钧轻易取代马毓宝来看，同盟会在江西是有相当势力和影响的。及至李烈钧做了江西都督，该省的军政大权才比较牢固地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镇压洪江会；（洪江会，是洪门的一支，亦称普济会。加入同盟会的马福益，即普济会的大哥。普济会的另一位首领龚春台亦与同盟会合作，发动会众参加著名的1906年浏澧萍起义，（子虚子：《湘事记》，卷一，《起义篇》）坚持斗争达数月之久。（刘洪群：《昭萍志略》，卷七，《武备志·兵制》）江西独立，洪江会首领彭香木率三千健儿，“投效于军政府”，做出了贡献。（邹安孟：《南昌记事》，卷十一，《兵革》）李烈钧任江西都督后，杀死彭香木等洪门首脑，解散民团，“株连了许多无辜的人民”。（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陕西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哥老会；云南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哥老会；广东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三点会，等等。其中陕西镇压哥老会武装比较典型。陕西独立，哥老会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攻满城时主力是哥老会，东西路抗击清军的作战主力是哥老会，连很多外县的收复也是哥老会做的。”（《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08页。）因此，“军事实力基本上掌握在哥老会手里”。（《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109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此，不是“扼腕太息”，（郭希仁：《从戎纪略》，史学会：《辛亥革命》，（六），第78页。）就是切齿痛恶。（参见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54—155页。）为了消灭哥老会力量，他们交替采用文武两手。郭希仁、张衡玉等人劝诱哥老会重要首领、军政府兵马都督张云山颁布《创设码头章程》，要求各码头“兄弟”，听候各州县令调遣，“防御地方，驱逐‘土匪’，保卫商民治安”，把各码头改编为“民团”（参见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22—23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利用会党武装没有严密组织系统、各自独立的弱点，镇压各地会党武装的反抗。陕西军政府为了加强对起事群众的镇压，派出东、西、南、北四路招讨使。在北路招讨使井勿幕指挥下，“大破会党张南辉于耀县”。（《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胡公笠僧墓志铭》。）又派军政司副司长陈某带兵入南山，前往安康各属“清乡”，对哥老会进行残酷镇压。这都使正在兴起的以会党为纽带的群众斗争力量大大削弱，使陕西军政府在同清军作战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采取“和平”解散的手法。如果说上述诸省对于会党武装是依靠巨炮和刺刀严厉镇压的话，那么，四川的尹昌衡等则主要是采取所谓“和平”解散的方式。 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首先在重庆建立了“蜀军政府”。此后不久，成都又出现了“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初，两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据笔者考察，“蜀军政府”、尹昌衡掌权后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其主要大权都是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的。（四川辛亥革命时期，先后出现的这几个政权属什么性质，其实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张培爵为首的蜀军政府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已无异议。至于大汉四川军政府、四川军政府属什么性质，笔者认为，在尹昌衡掌权后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权。在大汉四川军政府中革命党人尹昌衡、董修武等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尹昌衡参加同盟会及革命活动事，可参见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革命活动》、李任仁：《同盟会在桂平、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何遂：《辛亥革命纪实》和《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等回忆录和专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四川光复记》说：“留省城之党人，有尹昌衡、董修武、王□昌、周炯伯、方声涛诸人，连日会议”。可见，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朝的。为什么许多人对他的身份发生怀疑呢？这是因他响应黄兴的号召，参加同盟会中的丈夫团，让他们准备回国后在清政府中掌握兵权，策动清朝军队支持革命。因此黄兴要丈夫团成员隐蔽革命身分，不让他们同同盟会总部发生往来。因此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尹是同盟会会员。了解了尹的身分，为尹、董等所掌握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性质就可迎刃而解，对四川军政府的性质亦不难明白了。至于尹昌衡排挤张培爵等问题，只是革命派内争，与路线无关。）它们都是竭力消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的。 四川同志军是会党和同盟会联络并发动起来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来没有做过细致的农民工作（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进行的）。四川同志军大都控制在哥老会手里。一九一一年九月成都血案后，“众哥弟一呼，四方响应”，（寇梁卿：《蜀路风潮记》（1914年石印本）上册，第33页。）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几十万人，纷向成都挺进。“川西各县几为同志军所控制”。（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66页。）尹昌衡“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109页。）在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门口居然挂上“大汉公”的招牌，尹自封为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其所属军政部，也挂出“大陆公”招牌。一时间，不仅军政府内“普设公口”，（向楚：《成都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95页。）而且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他登台的几天内，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72页。）他还在各路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的人联系四川各路哥老会，使其接受尹昌衡的号令。尹经过这番活动，于是具有两重身分：既是军政府的首脑，又是三山五岳哥老会的总头目。甚至使人感到大汉四川军政府也成了哥老会政府。他的活动虽然有一部分革命党人不理解，然而他却在长揖披红、称哥道弟中，使同志军中的哥老会首领，接受他的控制。接着，他就对同志军的首领采取欺骗、利诱、分化、威逼的手法，遣散、改编同志军，决定大部解散，小部分改编。这改编部分的官职正是留给同志军中比较有实力的首领的（如孙泽沛、吴庆西、张达三、张捷三等都是分别委以标统、镇参谋长之职）。而对大部分同志军（力量较弱的许多小股同志军），则以参加同盟会的、在川西有声望的哥老会首领张达三、张捷三等提出“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等口号，（以上参见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19—222页。）要他们“释兵归农”。人们都明白：尹昌衡作为“总舵把子”，他是以“义气”相标榜的；他作为手握利剑的军政府都督，其意旨又是不能玩忽的。在同志军著名的首领已被笼络、羁縻的情况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几十万同志军都纷纷“散归田里”。个别图谋“作乱”的，立即遭到镇压。在这前后，蜀军政府也派人到富顺，改编张桂三、范华街等所率领的同志军。（张桂三、范华街率领的同志军一万多人，集结富顺，已接受蜀军政府的改编，同意交出武器。此时蜀军首领但懋辛误信入川滇军“协助改编”的甘言，让滇军开进富顺城内，同志军正在交武器时，滇军突然开炮，轰击同志军，开杀张、范等首领。事见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 （三）遣散、改编与武力镇压并用的方式。至于鄂北江湖会起义军的遣散、改编的过程，就显得更为复杂曲折。江湖会是鄂北地区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士兵和无业游民等成分）的秘密会党。武昌起义后，张国荃、李秀昂率领江湖会群众在老河口起义，连克光化、襄阳、枣阳等七个州县，成立了襄阳军政分府和鄂北革命军总司令部。起义首领张国荃任司令；而军政分府管理民政的重要职位却被反动官僚黄仁□所窃取。军政分府内部混进了大批地主豪绅和反动军官。军政分府又呈请湖北军政府黎元洪颁发关防、印信，把自己隶属于黎元洪之下。于是黎元洪就以上司的身分，并同混在革命营垒内部的地主豪绅、反动官僚相呼应，对江湖会起义武装进行控制、解散和改编，以达具消灭农民革命力量的目的。他首先任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改编、遣散江湖会起义军。张国荃等得知季雨霖将进抵襄阳的消息时，悻悻不平地说：“襄郡既定，何以招讨为？”而混进革命营垒的反动分子黄仁□则对季“宾礼备至”，并秉承其旨意，“自请取消军政分府”。（以上均见毛拔：《襄阳光复记》，《近代史资料》1965年，第109页。）季雨霖抵襄阳不久，就以“资遣冗卒”为名，遣散、改编起义军，把大批革命兵士强行驱出营伍，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起义首领李秀昂，将李部强行改编。其后，另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公以北伐总司令名号窜到襄阳，又以“行为不轨”的罪名，杀害了江湖会的另一首领谢宏升。起义军首领张国荃步步退让，而黎元洪等却是紧逼不舍，又派周景亚到襄阳进一步遣散、改编江湖会起义军，张国荃忍无可忍，暗中派人将周景亚击毙。“改编”与“反改编”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程度。刘公早就对江湖会十分仇恨，他借此发动突然袭击。起义军退驻老河口，湖北军政府将其改编为一个营，最后又被解散。江湖会起义军经过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季雨霖、刘公等接二连三地编、遣，终于被消灭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急于消灭会党的武装，人们可能有各种解释。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枪杆子掌握在会党群众手里。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份之一。为了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专政，资产阶级决不容许一支“异己”的会党武装力量的存在。四川同志军、湖北江湖会武装之不见容，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四 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对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有过消极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有过“改造”会党的打算，却是在发挥会党的革命性与克服其消极性方面都未取得应有的结果。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谭人凤等少数人，对包括会党在内的下层群众仍然采取同情的态度，而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逐渐转到会党的对立面，对会党的反抗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态度，基本反映了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态度。当他们在革命的酝酿与准备阶段，同会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之际，对工农群众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他们在武昌起义、建立政权之后，在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不少人又害怕群众，同会党和工农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大多数对群众态度的变化，这就使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群众基础，使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正确总结它的历史经验，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资料来源：《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