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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日渐重要，特别是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与中国关系尤为密切。孙科作为国民党中抗日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时期以主要精力密切关注着战局演变和国际战略问题，创立并亲自主持“中山文化教育研究会战后世界建设研究社”，其任务为：1、搜集并译述有关战后问题的外国文件与杂志，以使我国了解其他国家对解决战后各种问题所持的态度；2、进行独立研究工作，并就战后世界合作与重建各方面拟具报告。[1] 从1941年9月至1943年10月，他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身份，先后在美国、香港、国内的报刊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十余篇（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指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断然予以破坏，永使绝迹”，使“日本军国主义之疫疬，于此后百年间不再循环复演”。[2] 并对同盟国内一些人在这类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主张如“中国威胁论”、保留部分日本实力的“国际均势论”、阻碍中国收复台湾的“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进行了批评，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 一、中国应收复自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掠夺的所有失地 1942年7月7日，孙科在《我们的最后胜利就在前面》一文中指出，日寇的最后覆灭，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中国不但要恢复“九一八”以来之失地，而且要恢复至甲午战争之前。“就是说：甲午之战所失去的台湾及澎湖群岛，日俄战争被掠夺的旅顺、大连与南满铁路，‘九一八’后被侵占的东北四省，‘七七’后被敌寇一时所蹂躏之沦陷地区，都一起归还中国。”[3] 这与其后11月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答中外记者问中表述的立场完全一致，是国民政府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两次较为重要的表态，确立了中国在收复领土方面的基本原则。 对于收复失地的范围，当时出现异议而有损中国主权的主要是两个地区： 一个是东北。美国有人在报纸上公然主张战后东北应划归苏联版图，由苏联统治。对此，孙科驳斥道：中国所以最早起来抵抗，单独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其起因即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东北数省是中国领土，日寇侵占以后，更以之作为威胁中国的根据地，“若反侵略同盟国共同击溃日寇，获得最后胜利以后，中国而仍不能收复东北失土，则中国抗战究尚有何意义？”[4] 主张中国在克服一切困难、彻底击败日本之后，一定要收复东北。从后来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来看，同盟国内关于苏联的东北特殊权益之议并非空穴来风，孙科的担忧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另一个地区则是台湾。某些人提了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孙科更是明确表示反对，1942年11月13日，他在《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对之加以痛斥，并要求收复台湾，这是我国批“共管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中共《新华日报》在1943年1月1日曾全文予以转载。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经过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英美苏等国均接受了中方的这一要求。 二、彻底消灭日本的陆海空军，解散其军事教育机关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9月1日，孙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一文，即提出中苏英美四国联合一致，“对日本侵略者加以制裁，彻底解除其侵略武装。”1941年12月7日日美开战后，孙科对战局的估计更趋乐观，次日他在“中枢纪念周”作题为《太平洋大战与中国》的报告，指出，日本陆空军已受到中国相当的削弱，只有海军还较为完整，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国内不少人对此也感到忧虑，“现在日本竟然发了狂，要拿他的老本与英美一拼，这真是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彻底解除日本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5] 其后，孙科更对这一主张作了具体的阐述： （一）对敌陆军的处置。孙科指出：“敌人的陆军，我们虽有力量来应付他，但是今后要使日本不能再有侵略中国的力量和野心，必须……解散其全部的陆军，……兵工厂全数拆毁，五十年内不许他有一个兵，只许以警察来维持治安，因为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的武装不是拿来自卫的。”[6] （二）对敌海军的处置。孙科认为，彻底摧毁日本的海军对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抗战以来，敌人的陆空军已毁灭过半，我们对于敌人的陆空军已有制胜的把握，但却对付不了敌人的海军，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将来同盟国胜利，打败敌人的海军后，敌人残余的海军船只，在英美用不着，我们却用得着，应该全部给中国，免其死灰复燃。同时为防止敌人在战后重建海军，“日本国内所有的海军要港，军事设备，须全部撤废，海军教育，须完全停办，五十年内，不许他再建海军。” （三）对敌空军的处置。“日本空军须全部解除武装，所存残余军用飞机须全部拆毁，日本国内飞机制造厂完全拆卸，航空学校须全部解散，五十年内禁止日本制造一切航空器材。”[7] （四）解散日本的军事教育机关，根本消灭日本的黩武主义教育和排华仇华宣传。“日本人民给予世界的印象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好战心理并不是日本人民的天性，而是黩武主义教育的结果，……从这种教育熏陶出来的人民，显然会成为世界和平的阻碍。”必须使日本的“军事教育完全停办，”“使他的国民不受军事教育”。同时，日本应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8] 三、惩办日本战争罪犯，解除其工业武装 孙科1943年7月7日在《彻底毁灭日本寇国》一文中指出，反法西斯国家应当吸取上次大战后的两个教训，一是战胜国虽然限制了德国的军备，但却没有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机构，二是虽然削弱了德国的经济力量，却没有解除德国的工业武装。因此，为了将来在战胜日本后不重蹈覆辙，一定要做到这样两条： （一）惩办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事干部，警惕日本少壮军人的重新崛起。“不管日本人民如何好战，他们却不会发动战争，发动领导侵略战争并驱使人民去杀人、被杀的是日本军事干部，他们是罪魁祸首，必须全体交付裁判，分别处分”，“对于那些发动战争的祸首，应执行惩罚，使他们的党徒永不敢再作侵略邻国的梦想。”尤其是一批沉醉于战争冒险、作恶多端的少壮军人，更是不可令其逍遥法外：“现在日本的军事干部，年龄高的虽已不少，可是还有一批少壮军人，具有军事的智能和侵略的野心，将来虽然失败，过了相当时间，可能像过去的德国一样，能够恢复过来，为我们心腹之患。所以我们在战后必须设法消灭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无法组织强大的军队。”[9] （二）解除日本的工业武装。包括：1、摧毁日本残余的军事工业、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或则加以销毁，或则输出国外，“以抵偿日寇所破坏的同盟国家的工业的损失。”“在我们战胜以后，把他们的工厂接收过来。……在日本境内凡与国防军备有关系的工业，在战后必须完全由我们控制。……使日本军阀，在战争失败以后，再无法利用这些工厂来重整军备，重新破坏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2、限制日本的轻工业。“使日本的工业只能从事日用必需品的制造，而且生产的规模要有一定的限制。这种处理的目的在使日本没有重整军备的机会，也不能在民生工业的装饰之下复兴军事工业的基础。”[10] 与上述主张相联系，孙科对美国某些人主张战后仍需扶植日本、恢复其军力，以牵制中国的“国际均势论”进行了驳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主持人斯派克曼教授就在其新著《世界政治中美国的国策》一书中提出：从现实主义的立场考虑，“一个强盛的日本和一个强盛的中国，对于美国都是有威胁性的，所以此次于击溃日本后，还须与日本提携，以恢复它的军事力量。这一来可以使将来中国和日本互相牵制，才能够维持远东的和平。”对此种论调，孙科极为反感，认为“所谓新的均势实在是陈旧的滥调，无异于纳粹德国地理政治学派理论的重唱。”这种主张“率循纵横捭阖的旧路，一切都以自己的利害得失来权衡”，今日联甲制乙，明日又联乙制甲，“光为自己的眼前利益着想”，是一种对保障战后世界和平十分有害的帝国主义思想。[11] 四、日本必须对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孙科提出了如下数端： （一）甲午以来日本在中国所夺获之军事器械装备用具及所劫掠之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系之古物、书籍字画等，曾陈列于日本各博物馆或为私人所收藏者，须全数送还中国。 （二）日本国内之冶铁炼钢厂、造船厂、机器制造厂以及轻工业之纺织厂、造纸厂等，须拆除半数，将所拆下机器装备送交中国。 （三）日本所剩余商船，须以半数送来中国。 （四）日本各大学、各图书馆所存之中文、日文、西洋图书刊物及机器，须将半数送交中国。 上述赔偿要求，与日本近50年来对中国的掠夺和战争破坏、与日本从中国榨取的巨额战争赔款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日本对中国进行一定数额的战争赔偿也是完全应该的。孙科也仅是提出以部分实物偿还中国，而未提出战后赔款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是相当克制的，而且即使是这一类要求，日本在战后也并没有做到。 孙科还指出，还必须废除天皇总揽国家大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体制——天皇专制制度。1943年10月，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消灭日本天皇》一文指出：“吾人必须决心使敌人日本永不能再举以侵略中国，……军阀之毒瘤自日本身上割下之后，‘天皇制度’必须同时消灭。”[12] 这一要求也完全是正义的，正是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日本在战败投降之后，天皇制发生了较大变革，由战前和战时的专制君主制变为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成为战后初期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13] 五、中国必须拥有对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对日处置的发言权 同盟国内某些人在关于战后世界问题的议论中，有过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论调，即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强盛之后，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他们“不信任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国家，担心中国富强以后会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对美国发生威胁。”对此，孙科在不同场合多次予以抨击：“若就战后世界建设的理想来说，我们还是不免有孤立之感。这是因为有些盟邦人士，有如我最近几次讲演中所提过的，‘幻想中国强盛后会给世界威胁。’说到这里，不由人不想起‘被蛇咬过的，见了绳子也害怕’的谚语来。实则，绳子绝不会咬人，‘害怕’只是神经过敏的结果。” 对于将台湾置于“国际行政机构”管理之下，纳入“横越太平洋之防御地带”，孙科曾坚决反对，认为这也与“中国威胁论”的误导有关：“如建议者心目中竟或疑惧中国富强以后，或将不利于南太平洋，而预以台湾为空军根据地，利其接近中国沿海以控制中国，则此种不信任中国为爱好和平之民族，而自存猜疑之思想，其危险更属显然矣。” [14] 孙科强调，“世界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要推中华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中华民族向来以和平亲善态度与其它民族友好相处，中国强大之后不仅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而且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安全的重要力量。倘若因为担心中国强大而排斥中国对于战后世界问题的发言权，是极不明智的：“如果战后的和平事业，不尊重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意见，或者不让中国有绝对平等的机会致力于这一事业，那么这一事业的基础就一定不会十分稳固。”这“并不是单纯出于为中国着想，而是纯粹出于为全世界的永久和平着想的。”[15] 孙科提出的中国参与战后国际事务的权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参与对日处置，对中国而言，这是当时至关重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也最有发言权：“亚洲方面解除武装的侵略国，当然只有日本，而有充分的权力与力量，来提出很有效的彻底解除日本武装方案的，当然是中国，国为中国受日本的侵略最久，而抵抗侵略也最烈，知道日本的野心最深。”[16] 孙科主张从军事和行政两个方面在战后对日本加以必要的制约： 在军事方面，中、美等联合国家，为保证日本对于各条件之忠实履行，得派遣联军，驻扎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联军驻日给养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 在行政方面，联合国家、尤其中、美二国，在占领日本之后，“必须建立管理与指导之机构，以助日人树立其民主制度并助其发展”，由四强协力把军阀统治下的日本改造为民主的日本，“非但是要铲除他们穷兵黩武的思想，并且要根除他们的独裁主义。就是要把他们过去政府的组织和作风改变过来，成立民主的新政府，使他们的人民有权，能过问政治。”[17] 需要指出的是，孙科主张彻底清算日本，是针对日本法西斯而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使战后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保障。这种主张并不是在战后要控制日本或奴役日本人民，“我们绝不觊觎日本的领土与人民。”[18] 但在富于侵略扩张性质的日本未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之前，急于让日本复苏的主张则是孙科所不赞成的，认为将成为和平的隐患。“有人以为我们不应使日本在战后过于穷困，甚至慷慨建议应让日本在中国获得一部分市场——这实在是有碍将来和平的思想。我们对于日本人民没有仇恨，我们不愿使他们受到冻馁。然而为了远东的永久和平，我们一时却不得不使日本国家尝尝穷困的滋味。”因为“在传统的侵略政策未彻底肃清以前，富裕的日本必将促使日寇侵略野心的复活。”孙科指出，这一问题如果不作彻底的解决，“日本将来还要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恐怕比这次抗战中所遇到的还要重大。”[19] 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频繁活动，不断挑起事端的情况来看，孙科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提醒人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还是很有必要的。 孙科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合理的新世界”。在日本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清除其军国主义的阴魂之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平等友好的相处，恢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20] 孙科这一时期提出比较彻底的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防止其复活的主张，从其个人主观因素看，不是偶然的，它与抗战时期孙科始终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坚持对苏友好，与中共较能协调关系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他注意研究国际局势和国际战略问题，对国际风云和国际舆论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了解分不开。 其一，孙科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高层最早力主对日抵抗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抗战后期主张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孙哲生先生等二十余人请政府增兵，派飞机前往援助”[21]。孙科并打电报给何应钦，斥其抵抗不力，乃“甘心亡国”之举。 1932年3月6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孙科等22人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4月27日，孙科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了“为集中民族力量，贯彻抗日救国之使命”而对内政、外交、党务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的主张，包括筹备宪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允许其他抗日党派合法存在、恢复国民党的民众立场、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之主要方针等内容[22]。 12月15日，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等27人又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指出“今日最重要而待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然欲彻底抗日，必须内部一致”。并指出过去“政府之所以未能积极抗日”，是因为担心内部不一致，而内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政府、在于中央。因此，中央只有“对外确定抗日方案”，“对内政治开诚布公”，才能改变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23] 12月20日，孙科又在“总理纪念周”以《如何集中国力挽救危亡》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国民党要顺应“全国人民的心理和要求”，停止内争，积极抵抗日本侵略，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指出，想依靠国联来制止日本侵略已毫无可能，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唯有“团结一致，集中全国的力量”[24]，积极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2年，是孙科政治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年初，孙科在反蒋的“非常会议”之后出面组织的内阁不足一月即告夭折，国民党回复到蒋汪合作、蒋再度掌权的局面。孙科一系列要求抵抗侵略、改革内政的主张一方面表现了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不满，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题，孙科的主张客观上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把握了时局变化的脉搏，作出了比较迅速、比较准确的反应。 因此，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明确将孙科列为“九一八”后不甘屈服、反对投降的一类人，说明中共这时对孙科是相当肯定的。 其二，孙科是抗战时期主张对苏友好的代表人物之一 1932年12月，在《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孙科等人提出“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上主要方针……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全面抗战一爆发，孙科即向蒋介石建议加速与苏联结盟的步伐，7月中、下旬，多次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促成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8、1939年，孙科两度出使苏联，在争取苏联对华2.5亿美元军援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孙科对蒋介石联苏政策缺乏连续性颇感忧虑，1939年12月28日，他对冯玉祥说，“苏联对我们帮这么多的忙，我们要是疑惑他，他也一定会疑惑我们的，要是这样，国家实在是不得了。”[25] 孙科长期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经常在文协主办的《中苏文化》上发表文章，为维护战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其三，孙科是这时期国民党内主张和共容共的人物之一 孙科1932年4月在上海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其中已含有只要共产党遵守法律，可以允许其存在的意思。1935年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孙科很快作出了积极响应。根据“一二八”之后孙科的表现，在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急取冯玉祥及孙科……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26]。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孙科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紧急提议《恢复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案》。周恩来后来曾将之视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27] 1938年孙科访苏时，苏方对国共关系“未能融洽”表示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在返国途中即致电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应急改善”[28]。1940年7月，孙科在报刊上公开赞扬中共对团结抗战的贡献，指出：保持团结统一，实现民主宪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而“首先表示促成这个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一般人谈起统一，便联想到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对统一有很大的贡献的缘故”[29]。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将中国资产阶级大体上分为三派，即：“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暗藏在抗战营垒内的）”、“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今天主要当权者）”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与中间派”，中共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孙科、冯玉祥、李济深、于右任、陈嘉庚、陈光甫、黄炎培……等为代表，这个阶层至今基本上还没有政权，还是我党较好的同盟者”，是“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的一派。[30] 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反共”、“防共”心理，孙科提出对中共问题不能反潮流，“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今后，“首先要扫除反共的心理。我认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只能“以政治方法求解决”，[31] 要允许中共合法存在。1944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并在重庆秘密征求部分人士意见。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32] 因此，1944年5月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33] 此点虽非事实，但孙科在此期间确与在重庆的中共人士接触较多，也是中共重点关注、团结的对象之一。1944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党内《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中提到，“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34] 1945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阐明中共方面的立场，其中即包括孙科并宴请了孙科等人。9月1日，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宴请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孙科出席并主持。 总之，抗战时期，是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孙科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接近的立场，是较为坚决的抗战派、亲苏派、和共派。他以其特殊的身分和地位，在推动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作为一个信仰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国民党领袖，能够这样做，说明他还是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摆在较为重要的位置的，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对其历史作用不应抹煞。他这样做与这时期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过从较多，在政治上经常与他们保持同一姿态有关，也使得抗战时期成为他个人历史上较有些光彩的一个时期。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他在这一时期能够在一些重要方面大体上接近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提出了某些有进步倾向的主张，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区别出来，而视之为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 最后还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在民国史上，孙科是一个家世显赫、身处政坛核心、具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但并不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蒋、孙相互之间始终有所保留，始终存在一定距离，孙是位高而权轻。虽在抗战初期因在修复中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为蒋所倚重，但在访苏使命结束、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中苏关系降温后，孙科在实际政治决策和政治运作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他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并曾流露出苦闷和失落的情绪。他在其后常常以谙熟国际问题的官员身份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意见，也是对其政治角色的一种调整，是扬其所长、对祖国抗战尽可能贡献其力量。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意见仍是很有分量和值得重视的，在当时发挥了其应有的影响力。即在今天看来，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孙科传记资料》（1），台湾天一出版社印行，第93页。 [2] 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第49页。 [3]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37页。 [4]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142－143页。 [5] 孙科：《中国的前途》，商务印书馆1943年江西版，第144－149、160页。 [6]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56页。 [7]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28、56、37－38页。 [8]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45、38页。 [9]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45－46、96、55页。 [10]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44－46、96页。 [11]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62－65页。 [12]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49－52页。 [13] 参见徐康明《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14]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116、66－67、145页。 [15]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60－67页。 [16] 《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77页。 [17]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商务印书馆1946年上海版，第32页。 [18]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56页。 [19] 《中国与战后世界》，第46－47、96页。 [20] 《中国的前途》，第172－173页。 [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22] 《中国的前途》，第207~209页。 [23] 《孙科文集》，第1203—1205页。 [24] 《孙科文集》，第434—435页。 [25] 转引自《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765页。 [26]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2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194页。 [2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409页。 [29]《中苏文化》（重庆）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7月。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81－485页。 [31]《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1-62页。 [32] 参见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集》，第233页。 [3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24－727页。 [3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