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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曾于1995年发表了《告别革命》一书的李泽厚先生又推出了“告别辛亥革命”。《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辛亥革命”则是马国川先生对李泽厚先生的采访录（见马国川：“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9-22）。 李先生采访中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 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段“言必称李泽厚”的时期，但从最近一段时间李先生的言论看，特别是从“告别辛亥革命”采访录的观点看，“告别李泽厚”的时刻已经到来；更准确地说，“告别李泽厚思想”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告别辛亥革命”里，李先生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和政治分析的方法论，二是对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本文认为，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 1，“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与“政治偶然论” 李先生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成为政治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有‘文化大革命’吗？没有秦始皇中国会统一吗？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只有经济发展是必然的”。 我这里要质疑的，不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和“历史偶然论”，到底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还是一种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愿望。李先生所说的“要告别辛亥革命”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看到了他主观愿望里对应的理想发展图景，然后从这个主观愿景出发，倒推出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 李先生说：“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 李先生显然是针对“右的革命观”提出这个批评的，但人们从这个批评里，却读出了另外一种“对现实的情绪”，那就是李先生身上存在的，被马国川先生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出来的“保守和守旧”的情绪。注意，我这里关心的，不是一般想象的哪种情绪更对更好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学术研究中“从情绪出发”的普遍问题，是李先生所说的那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李先生自己不幸未能避免的“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的问题。我从李先生的情绪和观点里看到的，恰恰就是李先生自己在批评别人时提出的警告：“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 具体的观点涉及下面将讨论的“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这里要先指出的是方法论问题。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通通都是愿望。我这里所说的“愿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个含义，我要说的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是一种以“改造世界”为基准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规范”，不是一种以“解释世界”为基准的“历史哲学”和“实证分析”。“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是一种善良的设想，这个“现代化命题”早就被“经济发展不必然导致民主化”的事实所否定（见“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一文）。“经济发展必然论”更是被“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事实所证伪。 问题当然不在于一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偷偷地转化为一种貌似“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去分析历史和现实，他就不再是在“客观或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他就是在规范地和主观愿景地解释历史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李先生当然可以设想这样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对现实的分析，而是对现实的愿望；在历史的层面，他就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让历史按照他的主观愿景推进。如此，李先生就不得不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做出“反历史的假说”，他就不得不以“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来分析已经发生的事实。 下面我们会马上看到，李先生在“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中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么做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本来历史面目是不是被掩盖了？当一个学者硬把自己的“价值规范”镶嵌到历史事实中，当历史事实没有“价值规范”就不存在时，历史还是本来的那个历史吗？ 2，“告别当代革命”还是“告别辛亥革命”？ 李先生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但是他要发出的信息却给人以倒过来的印象，那就是：当代中国应该告别革命，所以我们也要告别辛亥革命。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先生是“从告别当代革命推导到告别辛亥革命”的。当然，李先生的真正想法也可能是双向的，甚至可能是“告别任何革命”。但李先生的“价值规范”不是我的关注点，我关注的是他这种情绪对历史分析的影响。 不难想象，李先生会说：“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他接着说的却是他的“政治哲学”转换为“历史哲学”后更成问题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 “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是重用汉人的。重用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啊。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在李先生的这些“反历史假说”、“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背后，包含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辛亥革命史的论说，而是更一般的历史观点，包括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原因，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政治革命的原因等等。 如果我们要分析具体一场政治革命的原因，我们应该象李先生在批评别人时说的那样，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但是，李先生自己分析革命原因的角度，却不幸就是“告别革命”的角度。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革命那么多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问题来了。是因为英国人具有“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特征，才导致了“没有大革命、发展更平稳”，还是象李先生说的反过来呢？我对李先生的最大质疑就是这一点：李先生用“政治哲学”替换“历史哲学”，从价值愿望的角度观察历史和现实，把主观愿景附着到历史事实上，结果出现了“以结果为原因”的“颠倒因果”错误，即把具体历史文化主体的特征，说成了“告别革命”的结果，而事实却是：英国人之所以“没有大革命、发展更平稳”，完全离不开英国人“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政治文化特征。 “保守的民族性”与“保守的革命”也许确实是互为因果的，但这个结论是从“告别革命”的愿望、还是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得到的，含义却大不一样。“告别革命”的愿望会高估“历史偶然性”，这时，“历史偶然性”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偶然性”，它不再需要具体的文化特征为依托。而如果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出发，“历史偶然性”就只是加达默尔式“解释学”含义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历史文化情境中的“历史偶然性”。 正是因为夸大了“历史偶然性”，李先生可以断言：“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然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在夸大“历史偶然性”本身。历史已经那么发展过来了，现在站出来说“不一定必然那样”，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关键是为什么“不一定必然那样”？而这就要涉及到“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了。 3，“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吗？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李先生在一个简短的访谈里涉及这些问题，但不管李先生的所有著述包含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有理由从李先生当下的言论中，探测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当下理解。明确地说，在我看来，“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是错误的观点；“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也是错误的观点。 问题出在李先生的“个人作用论”上。政治家在历史关节点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1943）一书中把“事变创造型人物”从“事变型人物”中区别开来那样。然而，李先生在强调慈禧的作用时，片面地突出了慈禧在导致“辛亥革命不成功，戊戌变法不失败”上的作用。 关于慈禧可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强调慈禧太后不会搞“皇室内阁”，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李先生这里假定的是慈禧的“统治能力连续性”，我对王朝政治中的这个假定表示高度怀疑。我自己曾经用“基因悲剧”的概念，来描述王朝统治者在“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中，出现的政治遗产学意义上的“统治能力”不确定性。我们也许能断言慈禧太后在清醒时不会搞“皇室内阁”和“铁路国有化”，但我们至少无法确定她在老迈昏庸时也不会这么搞，毕竟中国历史上老迈昏庸的皇帝干出的蠢事太多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李先生居然把“废科举”此等“斩断皇权制度基础”之举，当成了慈禧太后政治魄力的表现，并赞叹她“真是向世界看齐啊”。实际上，在促使大清灭亡的原因中，“废科举”至少与搞“皇室内阁”及“铁路国有化”同等重要。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是朝廷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利益机制和忠诚机制。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一旦缺位，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新生知识分子便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也加剧了与朝廷的对立。后科举时代的无格可依，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所以，“废科举”是推动“保路运动”中士绅阶层与朝廷决裂的起点，而士绅阶层的转向，则是之前其他暴动失败和“武昌起义”成功的一个关键。 片面强调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的逻辑就陷入了上述困境。可更加重要的，是李先生忽视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终身专权”所导演的“独断继承”。 按照“基因悲剧论”的观点，“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导致的“统治能力”的断裂，是王朝制度走向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清王朝统治中原的264年间（1644-1911），王朝的继承制度，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的“贵族公推制”，演变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先皇遗诏制”（包含“秘密立储制）；而从同治、光绪到宣统，先制变成了以“垂帘听政”为目的的“太后定位制”。我们不能说“先皇遗诏制”没有问题，但“太后定位制”的“儿皇帝”结果肯定包含了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太后清醒时可能不明显，可一但太后归西而去，朝廷“震慑能力”的弱化或崩溃就无可挽回。 结论是清楚的，李先生所忽视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恰恰要比“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因素更加重要。而由此反映的，也恰恰是李先生在中国王朝制度兴衰原因上的模糊。 正是出于这种模糊，李先生断言“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中国的“君主立宪”有可能成功。“基因悲剧论”的观点正好相反，“基因悲剧”和决定统治能力的“家族继承终身制”解释了王朝的崩溃，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回”却还另有信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天命观”就是相信王朝的“气数”，相信“皇帝轮流当”，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这又与中国人讲究纯血统、传男不传女，讲究贤德、绩效、强权等等息息相关，完全不同于日本和英国的君主崇拜。 “天命观”也是中国近代君主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英国与日本也不能避免“基因悲剧”，但在英国与日本的君主能力弱的时候，“君主崇拜”能与宗教和贵族制衡一道起作用，最终以君主妥协告终。而中国的“天命观”则使无能的统治以“皇帝轮流当”或混战告终。君主立宪本身就在削弱皇权，所以，在中国搞君主立宪，要么是假立宪，要么是真灭亡，满清的异族统治更强化了取代而不是妥协的逻辑。世袭虚君要能保证政局稳定、不发生“皇帝轮流当”的王位之争，其前提条件就是君主享有来自某种宗教信仰般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崇拜的偏偏是世俗的“皇权”而非神圣的“皇位”。 “权力崇拜”而不是“制度崇拜”，决定了中国君主立宪的虚假和破产，这对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否定。另外，李先生抱怨“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从上述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的分析看，实际上人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4，结语：告别“告别革命”及其“逆向自然主义谬误” 本文所说的“告别李泽厚”，是在“告别李泽厚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讲的。在更加本质的含义上，我所要告别的，其实是李先生前后几代学者身上的“规范冲动”。我不是要否定学者身上应有的“价值理念”，本文感兴趣的也不是各种“价值理念”好坏，我反对的是学者们把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恰当地添加到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李先生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这或许与他积极入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有关，但“逆向自然主义谬误”扰乱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认识，这是人们应该“告别李泽厚”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中国也许早就已经进入了“言不称李泽厚”的时代，而这也可能与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关。但在“告别革命”的背后，包含的是“告别李泽厚”的全部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