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纐纈厚 著，顾令仪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田中义一（たなかぎいち，1864-1929）无论在日本近代史上还是在中日关系史上，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人物。它不仅仅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时代向昭和法西斯时代过渡的桥梁，更是鼓吹对外积极行动与对华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 对于田中，以往我国关注的重点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他于1927年出任第二十六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向天皇秘密上奏的文书《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问题。特别是，因为迄今为止尚未找到确凿的奏折原本，围绕该件的真伪问题，中外学界与舆论界众说纷纭，曾有过不少争论。甚至有一批日方学者始终认定该奏折系伪造之物，对近代日本侵华的预谋矢口否认。 尽管如此，作为毋庸置疑之事实，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行动正是沿着它所写下的那个剧本“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一步步上演的。因此可以说，无论其真伪如何，以田中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抱着向大陆扩张的野心，悍然发动对华侵略的事实，是不容半点怀疑的。 早期经历与政军关系 当然，除了“田中奏折”之外，围绕田中本人的思想与经历仍有不少值得关注与追查的问题。比如，他曾作为军人活跃于日本军界，并最终坐上了陆军大臣的位子，但又在此后不久作为日本政党“政友会”的总裁，在日本政界积极活动，出任首相并负责组阁。从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近代日本复杂的政军关系，亦是中外各界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 早在日俄战争之前的1898-1902年，精通俄语的田中便作为日军驻外武官远赴俄国，从事了近四年的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为了使自己像一个俄国人，做了极大努力。比如给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基伊奇・诺布斯克比奇・塔那卡”，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印有俄国名字的名片；同时还加入了俄国的国教东正教，以便从外表和精神上都向俄国人靠拢；进而还为了联络俄国人搞好人际关系，经常出入俄国贵族社会，俨然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人（纐纈厚著《田中义一》，顾令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仅注页码）。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田中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酝酿并鼓吹起“对俄开战论”来。或许这恰恰印证了近代日本人挂在嘴边的那句老话：我要打败你，就必须先变成你。 以此为思想基础，田中此后积极响应并声援了当时“日本陆军太上皇”山县有朋所提出的“大陆国家日本论”，主张：日本发展的机会在于称霸大陆，发展成“大陆国家”才是日本的最终目标，故而应该坚决脱离岛国的疆界（纐纈厚2017：3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开始谋求在日本军队内部建立起“陆主海从”的关系，大力发展陆军。尤其期望从日本政府手中争取到尽量多的经费支持。 在这一背景之下，以田中为首的陆军强硬派逐渐跨越出1878年“竹桥事件”以来“日本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禁区，开始积极关注、讨论起与军队发展相关的政治问题来。特别是在政军关系的问题上，他曾提出质疑：“作为行政机关的内阁会时有更迭，但帝国之国应该始终一贯，绝不可因行政机关变动而变化。执行我帝国国策之政府究竟会采取何种政略，会否违背我国脱离岛国境遇、构建大陆国家以伸张国运之战略？这需要细致研讨。如政略和战略不平等、不能坚守一致，在战争危急时呼吁一致又有何用？”基于此，他主张颠覆政战两略关系中战略从属于政略的应有状态，并刻意制造出了战略高于政略的关系（纐纈厚2017：50-51）。由此，田中站在“大陆国家日本论”的延长线上，进一步提出所谓“政军协调融合论”的主张。 他的这一主张，虽然在不同时代有若干变化，但大体上为以后的日本陆军所继承，成为军方的理论。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田中个人的意见，实际上背后却能体现出当时日本陆军关于政军关系的总体见解（纐纈厚2017：55）。这种见解的核心思想在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由于政治变动，无论其主体还是政策都会发生变动，它的存在是极不稳定且流动的；而作为军事机关的军部，则不会因政治或经济的变动而左右摇摆，所以能够不偏不倚地坚持立场，并以此确保国家政策的稳定与统一（纐纈厚2017：51）。因此他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在政军关系中强化军方的地位与发言权，以造成“政弱军强”的局面。可以说这种干预政治、压迫政府的欲求与冲动，与其“大陆国家日本论”所追求的“陆主海从”一道，最终构成了田中思想的基底。 积极行动与各类改革 既然思想已告形成，接下来势必面临如何实现的问题。而在考虑现实政治实践的问题之时，田中认为：能够使日本发展为“大陆国家”的原动力或者说先导者，只能是日本陆军，所以他要去做的，首先就是对陆军进行组织改革（纐纈厚2017：75）。因此，田中于1907年主动提出调动申请，出任步兵第三联队长，以便从基层部队开始摸索改革措施。这也恰恰开启了近代日本“参谋想要得到提拔就必须要有下部队经历”的传统。 可以说，在基层部队的活动中，田中的“大陆国家日本论”与“政军协调融合论”的主张得到了具体化。他提出：“现在的战争，不能仅仅由军队来承担。如果不以全民之力，最终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日俄战争时我国国民热血沸腾，同仇敌忾，尽全力支援军队，才得以获得如此大捷；反观俄国，军队在万里之外的满洲苦战恶斗，其后方国民不仅没有丝毫后援，反而有掣肘之举，所以才招致如此大败。但是如此事实，绝不可认为仅仅是俄国之事而隔岸观火。即便是在我国，临近战争结束时，也出现了国民的紧张逐渐松弛、军队实力变弱的事实。鉴于俄国的战败，我方必须深刻反省。”（纐纈厚2017：77）由此，他开始基于这一想法，主张将军队教育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在“良兵即是良民”的口号之下强化军队与国民的一体感，实现所谓的“军队国民化”或曰“国民军队化”。这一主张的提出，足以说明田中正是近代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 而作为其具体措施，田中在基层部队任职期间，曾尝试过一系列的内部改革。比如：改订《军队内务书》、军队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并行统一、成立“帝国在乡军人会”、确立兵力动员体制、整编青年团组织等等。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进程。 1911年9月1日，田中调至日本陆军中央任职，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这种从基层部队进入陆军中央的地位攀升，自然意味着田中所主导的军队改革，将从以往的外缘位置提升至中枢内部，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范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增设两个师团问题”。 具体来说，在日俄战争走向结束的1905年，日本陆军中央曾鉴于战争中所遭遇的兵力不足问题，拟定了新增设六个师团的《师团增设意见书》提交政府，同时立即着手先后组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共四个师团。而在接下来继续推进第十七、十八两个师团增设时，他们却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强大阻力，被要求延缓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统领日本陆军的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单独向天皇上奏，并提交了辞呈。之后，他拒绝为西园寺公望内阁推荐陆军大臣的继任人选，从而导致该内阁因人员不全而被迫垮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两大问题“帷幄上奏权”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所导致的。前者规定天皇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所以军队首脑不需要对政府负责而直接听命于天皇，这实际意味着政府对军队束手无策，难以统御。而后者则规定：作为政府内阁必要成员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若军方拒绝推荐人选，则政府内阁将会因为人员不齐全而流产。如此看来，这两个制度为军队在政军关系中夺取有利地位提供了可靠的法理依据。前者可以将政府的干涉与管控拒之门外，使军队确保独立自主的地位；后者则赋予了军队决定政府内阁命运的权力，使其能够反过来对政治问题实施干预。可以说，这两个制度，意味着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必然走向“政弱军强”的局面。而“增设两个师团问题”，则被认为是这一情况的发端与显现。 当时在上原背后积极鼓动、推波助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正是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日后升为陆军大臣的田中（纐纈厚2017：126）。因此可以认为，他在以往所形成的“军队必须干预政治”的思想指导之下，在陆军中枢展开积极活动的过程之中，逐渐认识到了“帷幄上奏权”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利用价值，并将它们作为武器向政府发起了挑战。 田中内阁与侵华政策 尽管田中在军队层面的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也通过“增设两个师团问题”明确了政军关系中军队对政府的优越地位，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他发现：此时的自己虽然可以算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陆军也只不过和贵族院、官僚、枢密院一样，属于“非选出势力”的一部分。由此，他深感陆军权力之局限。 换言之，田中认为，军部是以反民主的组织形态为基础的，在大正民主主义的社会当中，军部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挥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了（纐纈厚2017：299）。有鉴于此，他早在原敬内阁担任陆军大臣期间，便已开始为进一步扩大对政治的干预而尝试与政党势力接近，并谋划由军人向政客的转型。 1925年4月，原为军人出身的田中成功实现了向政客的蜕变，当选为日本政党“政友会”的总裁。而他之所以脱下军装、出入政界，其根本动机就在于追求军事对政治的干预，以便统合政军力量，构建起能够应对总体战的政治体制。因为在他看来，军事和政治是不需要划定分界线的，让二者相互融合而恒常化，才是理所应当的（纐纈厚2017：347）。所以这种身份的转换不仅不会发生矛盾，反而恰好符合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政军协调融合论”的主张。 相反，政友会之所以愿意接纳田中出任总裁，亦有其自身的考虑。政友会当时正面临着总裁位置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同时也深切感到自身在势力弱化之际若能和陆军、官僚势力等“非选出势力”合作，势必将更有利于其获得政权。田中虽然在当时已退去军职进入政界，但对日本陆军仍旧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基层的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也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纐纈厚2017：360-361），若对这些民间组织加以利用，其实力自然将大幅提升。更何况，田中在原敬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在政友会中广集人脉，拥有不少支持者。所以两者的结合，可谓“情投意合”之举。 结果，政友会在此后势力大增。进而在1927年4月，出任总裁刚满两年的田中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之下出任首相，组建起了田中内阁。 该内阁上台之后，一改此前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所坚持的“对华不干涉主义”政策，提倡所谓的“田中外交”。即，采取对华强硬立场，主张对当时中国的北伐积极干涉，以确保日本的在华利益。为此，田中曾专门召开了“东方会议”，并在会上出台了《对支政策纲领》，宣称：“日中共荣是我国政策的基础，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应使中国本土与满蒙各异其趣......应支持扶植东三省有力者（即张作霖），使其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维护当地稳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并有可能侵害我在满利益，则应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可以看到，田中外交的核心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试图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分别交给张作霖和蒋介石统治，并在政策上加以区别对待；二、对张作霖势力加以利用，以确保日本既得权益的安定；三、在“适当”时候将不辞使用武力实施干涉，以确保这一权益。 结果在该方针之下，田中内阁先后三次向山东出兵：1927年夏，蒋介石的北伐军逼近山东之后，日方随即派遣军队在青岛登陆，并开进济南采取了戒备状态。这直接导致北伐军侧翼受挫，在战争中失败，蒋暂时下野（第一次）。1928年4月，蒋结束下野再次北伐，接近山东。对此，田中又调集军队进入济南，并与北伐军发生了直接冲突，制造了济南惨案（第二次）。进而由于战况扩大，日军随后又复增兵，并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索性一举攻陷了济南（第三次）。这些侵略行动，给北伐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不过，北伐军却并没有放弃继续北上的计划，此后他们绕过山东挺进平津，从而与奉系张作霖势力形成直接对峙之势。这对日本的“满蒙利益”来说，无疑是从南面扑来的巨大威胁。而面对这一局面，张作霖并没有理会日方的劝阻，决心南下迎击。此时关东军的意见却是：日军应不失时机地把师团主力向山海关和锦州附近推进，解除交战双方的武装，并迫使张作霖下野。 对此，田中依据“东方会议”上的方针，于1928年5月16日出台了《满洲地方治安维持措施案》，否定了关东军的提案：若奉军及早撤回并与北伐军隔离，则无解除武装之必要；但若执意作战，导致战乱波及“满洲”，则日本政府将为维护治安而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结果，该案对逼迫张作霖下野之事只字未提，让关东军的激进分子感到了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开始秘密酝酿阴谋。 于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张作霖于6月4日由北平返回奉天（今沈阳）的途中，在皇姑屯附近被炸身亡。而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是臭名昭著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等人。他们打算在炸死张之后，迅速让军队占领东北，以便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而在事后处理的过程之中，亲军的田中内阁由于刻意包庇军部，对天皇撒谎，最终招致斥责，不得不引咎辞职。 由此，田中的政治生涯宣告终结。在辞职之后，他也没有打算东山再起，事实上进入隐居状态。同时又因心脏病的原因，身体欠佳，于1929年夏天在其儿子田中龙夫的陪同之下，返回故乡荻之平安古的家里生活一个月。结果在折返东京之后不久，于9月29日清晨因心脏病第三次发作后而告别人世（纐纈厚2017：4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