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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整个华北根据地中，除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宁外，其他根据地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太行根据地及其周围，日军驻军多时达8万，少时亦超过4万，还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帮凶，残酷的“扫荡”“清剿”持续不断。中共领导根据地军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顽强坚持到最后，还实现了自身及根据地社会经济诸多方面的显著发展。中共究竟如何领导根据地军民，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坚持抗战呢？对应的问题是：几乎所向披靡的日军为何一直不能实现“治安”呢？ 沁源围困战是中共领导的应对日方“治安”的典型战例，体现了中共抗战方式的诸多重要特征，而日军在沁源的遭遇也是其在华北所受到来自中共最棘手的挑战之缩影。透过沁源围困战，或可一窥日军华北“治安”困境之究竟，亦可增进对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之理解。 沁源的对阵态势 为安定华北占领局面，在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主导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起连续发动了多次“治安强化运动”，其残酷程度逐次递增，给中共华北根据地造成空前困难。为巩固前几次“剿共”战果和完成“大东亚战争”，华北方面军决定自1942年10月8日起在华北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目标直指“剿灭共匪，肃清思想”。 太岳根据地腹心区且战略位置重要的沁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日军的进占目标。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认为已经掌控了局面，分批撤走大部兵力，只留一个大队约700人（不含伪军）驻守沁源，主要分驻县城、交口镇、漫水村等几处。日军的目标是以沁源为中心，进而以交通线为链，以据点为锁，采用囚笼战术，将抗日军民困在格子网里，然后分区“驻剿”，逐步蚕食，以期全面占领。 根据地方面经过反复权衡，针对日军长期“驻剿”的企图，决定采取长期围困、逼走敌人的斗争方针。即以八路军正规军为主力，结合广大群众，将日军长期围困在据点之内，使其无法实现全面占领。由于敌强我弱，这种围困只能是把沁源县城及其他各据点周围的群众全部动员转移出来，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给日军留下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并对其主要补给线进行持续破坏，断绝其交通运输，最终迫使敌人退出占领地，或者等待局面发生变化。 按照围困指挥部的部署，约一万五千人要转移出来。为安置这些“难民”，指挥部广泛发动群众打窑洞以及继续往远敌方向疏散。按要求，据点周围10里及敌占要道沿线群众家内一切粮食、用具均须彻底转移，带不走的必须异地埋藏，柴草烧掉，水井填死，磨心拔掉。对于担心到外村生活困难者，让外村干部群众来帮助动员，当场保证安顿好其吃住；对于嫌搬家麻烦的，动员民兵帮助担挑东西；对于犹豫不走的，让民兵将其牲口粮食先行转移出去；对于少数极顽固分子则用强制性的办法。与此同时，对于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加强教育，使其认识这些群众转移出来是为了围困敌人，因此要热情相待并帮助解决困难。在转移去向上大体有三种情形：远离敌占要道和据点的山沟、本县其他远敌区域、邻近县。在具体的安置方式上也有三种：或投亲靠友，或住窑洞，或由政府指定接收户。 因为刚开始并不能预料到围困会持续如此之久，而群众对常规性的避敌逃难早已不陌生，加上强有力的组织，沁源围困中的空舍清野进行得较为顺利，但毕竟涉及人口众多，可以想见实际上仍然殊为不易。 粮食问题 群众转移出来后，粮食很快成了一个大问题。政府虽然先后拿出公粮、号召互济以及组织“抢粮”（抢回当初未及带走的藏粮），但这都只是权宜之计，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1943年春耕来临时，转移在外的群众虽然暂时还吃得上饭，但普遍心急如火：春耕种不上往后吃什么？当初转移时，未曾料到会持续这么久，因此除非能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围困只能半途而废。指挥部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围困，这样就要放弃敌占点线附近3万亩以上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只得向敌占点线以外的区村和外县找地耕种。经过座谈、个别说服等各种形式的动员工作，由干部带头，让出了约1万亩土地给“难民”耕种。1万亩地，1.5万人，人均不到1亩，加之让出来的地大多不是好地，实际上有不少人户仍无地可种或地太少。 为了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围困指挥部指示缩小原先打算放弃耕种的土地范围，并部署了武装保卫春耕。按要求，炮兵射程以外的在白天耕种并细种，离据点5至10里的区域尽量细种，5里以内由外向内推种；汽车路线5里以内多种高苗，高苗内间插矮苗，以便自己活动；5里以内的区域一般在夜间耕种。政府及时发放了春耕贷款，解决了种子、农具等困难。抢种的群众以村为单位编为中队，以地域分为大队，中队下分若干小组，自带粮食，交中队庶务人员统一煮吃。抢种队开进时，主要由民兵组成的掩护部队由山岭先向汽车路前进，分别进入掩护阵地，群众顺山沟鱼贯前进，到达预定地点后开始劳作。收工时在统一号令下，分道撤退，掩护部队待群众到达一定地区时才开始撤退。沿线抢种时，军队除以小部向据点方向占领阵地警戒外，其余大部架枪参加劳动，有敌情时前面部队坚决抵抗，劳动部队即刻拿枪加入战斗。在部队和民兵的掩护下，经过十几天的突击下种，原来准备荒芜的数万亩土地只剩下1.3万亩未下种。 收割时，敌方也制定了抢夺计划：近处割，远处破坏。为做好抢收，根据抢种时的经验，劳武结合的做法再次被运用。通过有效的抢种和抢收，到1943年秋收时，粮食问题得以解决，据薄一波称收获的粮食比往年还略有增加，为继续围困提供了关键的物质基础。 反“维持” 空舍清野的基本目标便是把群众带离日军的控制范围，若找不到群众“维持”或者连劳力都无法征用，日军占领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连维持正常的运转都会成为严重问题。因此，寻找“维持”和反“维持”必然成为围困期间双方斗争的焦点。 虽然据点周围的群众被转移出来，但日军仍极力寻找群众“维持”。日军采取的一般方式是包围群众暂居的山岭俘走群众，也有的是趁群众回去抢粮进行抓捕，之后带回据点，当苦力干几天活，外加宣教灌输，然后发给“良民证”，扣留部分人质，其余放回，让其召唤各村群众去据点领“良民证”。 1942年年底，阎寨据点敌人即在包围罗山后俘走50余群众，这些人被放回后，大多数选择不回去，并向所属指挥部报告了情况，但也有七人按敌指令回到据点。针对这种情况，区指挥部下令没收“良民证”，又派民兵潜入据点抓了两个活动“维持”的骨干分子，阎寨的“维持”因之没有形成。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沁源城关地区、霍登地区，都在未成气候即被瓦解。 相较之下，交口的反“维持”斗争更为复杂激烈。1943年初，敌寇在进到交口时曾俘走一些群众，拉走不少牲口，宣称如果答应为其支差，即可将耕牛拉回来。一些群众听信后便跑到据点，接受“良民证”，敌人在其耕牛角上刻上名字，答应不杀，并称一开春即送回去。在敌之诱骗下，加之交口邻近的沁县当时已经“维持”，群众认为沁县能“维持”沁源也能“维持”，因此不少人从山里跑回村去。村干部对此也未坚决反对，交口据点周围20里很快全部“维持”。 针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围困指挥部专门发出《告全县人民书》，表明坚决反对维持的态度，并组织干部、民兵对有关村庄采取了一次统一行动。在部队的掩护下，干部带着民兵趁黑夜摸进这些村庄，挨门挨户动员，揭穿敌之阴谋，大部分群众在第二天即再次自行转移出来，少数不觉悟分子亦被民兵抓了出来。对于郭四则等四个骨干“维持”分子，指挥部派出除奸工作队先后予以处决。对投敌维持的首要分子有时也会使用群众大会的方式示众。1943年4月25日，围困指挥部就在崔庄村召开了镇压汉奸王银小大会，陈赓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强调对于汉奸维持活动一律严厉打击。持续的高压态势在相当程度上有效遏制了“维持”的发生和蔓延，使围困得以保持。 武装斗争 通常意义的空舍清野是转移人财物，避开敌人，沁源围困战则在躲避的同时还对敌主动限制和袭击。在具体的组织上，围困指挥部有精细的设计：将全县划分为13个战区（每区4个，城关镇1个），每个战区组织了一个由主力军、县大队（包括区分队、基干队）、民兵共同参加的游击集团。一个游击集团40人至50人，分为3个轮战队，每队15人至20人。每个轮战队又分为3个战斗小组，每小组5人左右，由主力部队或县大队派出一个机智勇敢、射击技术好、政治觉悟高的班排干部当组长，带领民兵在指定区域内打游击。每个轮战队的队长由3个小组长中的优秀者担任，统一指挥3个小组的活动。按照要求，轮战队中的3个小组每隔10天轮换一次，一个在前线参加围困，一个在驻地接受训练，一个回家轮休和生产。每个轮战队的3个小组刚好一个月轮换一次，每个游击集团的3个轮战三个月轮换一次。 对这些实施围困的武装力量而言，主要有两个作战焦点：交通线和据点。每次行动均由军队班长指挥、军民密切配合，正规军担任火力袭击与突击，游击队负责在次要方向牵制敌人，民兵跟在正规军后面行动，群众负责救护伤兵，民兵游击队中最勇敢、最熟悉道路者担任向导。具体而言，在运输线上，利用敌人刚开始麻痹疏忽之际，频密发起攻击，围困指挥部曾在5天内组织了6次战斗，大大兴奋了群众。当敌人开始警惕起来时，便转而主要进行“麻雀战”。民兵、游击队以打冷枪为主，在沿线布置力量，地点经常变化。当敌变为两边侧卫、中间运输时，又转而专门伏击其侧卫。日军后又吸取教训变成绵长式的小集团警戒，在运输队伍未到前即先占领阵地。沁源军民便一面打击其先头警戒队伍，一面在路上埋地雷。由于在交通线沿途都有各村民兵组织的“麻雀网”，常使敌人陷于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境地。 敌后抗战的意义 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颓势日甚，1945年4月11日，沁县日军出动上千人前往沁源，接应沁源日军从山道逃回沁县，围困战宣告结束。整个的沁源围困战从1942年11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共持续了30个月。 从沁源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指挥部所确定的“围困”策略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包围敌人将其困在其间，而是重在“困”，通过空舍清野、频密袭扰使敌受困，阻滞其侵略活动。对于中共领导的包括沁源围困在内的如此不同寻常的斗争方式，日方战史认为在华北与中共的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这种方式虽然对整个战局、对打败日军所产生的直接作用有限，但其重要价值在于，无论环境多么严酷，中共领导下的军民始终作为一种抗战力量顽强存在着，与此同时还在持续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将所在地真正变成根系发达的根据地，使入侵者深陷其中，难有作为。正因为如此，日军虽然能够取得几乎所有战斗的胜利，但直到最后亦不能真正实现“治安”。 纵观沁源此役，往回看即可发现能成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对敌行动绝非一日之功，其基础是中共在根据地数年的耕耘；向前看亦可发现经受如此严酷锻炼的根据地军民在新的环境下更能大显威力，一如时人的观察：“像民兵集团这样的组织，就不仅是人民在战争中的武装组织，而重要的是：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经过战争改造后所取得的一种新成果。因为它更富于集体性和组织性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素来散漫的群众被严密组织起来，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支撑起一个新政权的最重要基础。 （论文《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完整版刊发于《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