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鸦片战争前到新中国成立，近现代中国以自觉或无奈、自强或屈辱的方式与西方世界产生交集、进行交往，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中美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法战争、洋务运动与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与八国联军、北洋政府与巴黎和会等诸多重大的历史研究对象与事件。华东师范大学近日推出的“中国近现代对外交往文物展”让沪上学人重新关注这段大国崛起之前的历程，并借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探讨近现代文献的价值。 本次展览汇集了百年中国外交史上各类珍贵手稿、文献原件200余件，其中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展览，文物性与文献性互相结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起初不敢相信展出的文献是真品，来了以后颇感意外。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批土山湾画稿与文稿（见下图）。土山湾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节点，在这里设立的育婴院是早期传教士传教思路的体现，曾使大量中国人对西人及传教士的看法改观，而并入育婴院的绘画馆被誉为中国“西洋绘画的摇篮”，培养出了徐悲鸿以及陆伯都、刘必振等早期著名画家。在“来访参观”的文稿中，记录了徐家汇圣伊纳爵公学创立后（1850年）至1904年的重要宾客名单，其中就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诸如此类的细节以前从未被披露过。  土山湾画稿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最感兴趣的两件展品：一是辜鸿铭的签名本《春秋大义》初版一册，二是留学法国的文学家盛成签赠的《我的母亲》初版精装本与明信片。前者是一本向西方世界阐述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中国文明价值的英文书，名为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而封面上的中文名是“春秋大义”。这本书以当时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来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描述和解释，对于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一定的影响。至于后者，当年的法国《世界报》评论道：“盛成打了个大胜仗，使瓦雷里（大诗人保罗·瓦雷里）能听他的话，不再把东方人当作一个‘怪物’来看待，这可真是了不得，简直开了一个新纪元……”盛成因为《我的母亲》的出版被吸收进入法国文人协会，此书亦被视为法国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我与盛先生有过交往，当年曾去北京拜访过他，这本书在展览上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看到这本书就想到了故人。”陈子善认为文献展览与学术研究应当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就像这次展览，时间跨度很长，从明末到当代，从高层到民间，展品相当丰富，让我大长见识。” 研究历史，获取第一手文献资料，才能最大程度还原事实与人物的本来面貌。展览上有一份林则徐致门生戴絅孙的信札册，信件有五通二十页，内容涉及中断中英贸易，整顿海防，赴大理剿办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要犯等林氏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此外还展示了一幅用行书写的七言联——“心地阔于云梦泽，风流合在紫微天。”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刘永翔对林则徐的文物很感兴趣，前段时间他通过考证，发现那首广为流传的“山登绝顶我为峰”并非这位民族英雄所写。历史需要不断推敲和修正，比如李鸿章女儿的那首“基隆南望泪潸潸”也存在类似的误会——这是由《孽海花》作者曾孟朴所伪造，刘永翔从曾的后人那里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马戛尔尼的亲笔信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国第一个访华使团的团长，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在展览现场看到马戛尔尼的亲笔信，直言震撼：“我们以往都是参考英文文献，没有原始的材料，现在看到他的亲笔信（见上图），感觉非常不一样。”熊月之感兴趣的还有阿礼国 （Rutherford Alcock），这个英国人在清道光年间任上海领事，曾胁迫上海道麟桂同意将英租界由830亩扩展到2820亩，后又曾勾结美、法两国迫使上海道签订关于上海海关协定，由美、英、法三国领事派员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上海海关。“据我自己接触到的近代史，阿礼国的这封亲笔信（写于1853年），对于研究近代上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展览上有天主教在华遗迹考证笔记及照片，在熊月之看来，这份文献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了解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徐光启以及当时的上海。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震比较关注中日文化交流。他说，两国的交往从唐朝就开始了，到了明朝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明朝末年，中国与日本在官方层面的交流已经逐渐减少，更多地是发生在民间层面，这也涉及走私、倭寇。那么当时民间交往发展到何种程度？吴震最近在研究中发现，当时中国出版的一些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到了日本，以他研究的一个明末思想家为例，作者尚健在，作品已经在日本出现，而在作者过世后三年，更多重要的作品也陆续传到了日本。再如日本的阳明学派创始人中江藤树，在17世纪初叶看到福建一位儒家学者的书，就对其进行摘抄，然后自己编了一本书，在日本出版。“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吴震还提到了17世纪中期，日本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以及他的弟子山井鼎。当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德川吉宗不满意日本单向地从中国进口书籍，就下令要主动出口。于是把荻生徂徕的《论语徴》、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及另外一本书运到了中国，这引起了同期考据学家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吴震说，当时的日本港口有一本账册，专门记录书籍出口的种类、时间与数量等。“我们要关注一些日本学者的发现，重视原材料的收集，这对促进个案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古籍文献，学界对于近现代文献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在我看来，近代文献具有珍稀性、唯一性的特点，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一直对近代文献感兴趣，他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员，每年在全国各地给古籍班授课时，都会强调近代文献的重要性。他认为以往对近代文献关注得太少了：“我买书的时候已经买不到古代文献了，只能在地摊上买一些近代文献。”他称自己比较不顾及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前总是跑去文庙甚至更加混杂的集市去“淘宝”。“像书信这些东西，就是唯一性，因为没有出版。”他同时谈到了自己发现的中国人写的洋文日记：“在那些对于西方文明也很在行的中国人身上，真正体现出了中国文化。” 文献的散失现象一直遭到学界的诟病，对其完整性的破坏对于历史研究是一种遗憾。学者沈迦以现场的土山湾画稿为话题，反思了文献的散失现象，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共鸣。据他回忆，五六年前，曾经有人想把徐汇公学的一批文献档案卖给他，其中有章太炎的对联、马相伯的条幅等，他说自己不敢要，害怕这是偷出来的赃物。后来，他在网上、地摊上又看到大量来源相同的文献，而章太炎的对联几经转手被他的同乡买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可悲的，因为是在6年前，而非60年前，一些珍贵的文物被当成了废品卖。”他说，原本是有一批完整的文献，如果不是严重散失，现在的学者也不会因为仅仅看到几张土山湾的画稿就兴奋不已。他同时指出大陆学界偏爱中文文献，对于西文文献的重视不够：“如果能把西文部分释读出来，将对近代史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甚至会改变我们的史观。”他认可周振鹤的提议，把展览的名称“崛起之路”改为“崛起之前”——“那些外国人在他们那个年代是怎么看待中国，与我们近代史所谓的自我崛起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