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文化”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由我国学者冯广平最早提出，指人类和植物的选择关系和协同演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植物为载体和诱因的成果类型与行为方式。这种人与植物的关系，不仅限于人对植物的选择和利用方面，也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正如林奈植物学会理事长戴安·爱德华兹（Dianne Edwards）院士评价这一新概念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时说：“中国的历史绵长，与植物相关的文化不胜枚举。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启示了我，植物有这么丰富的人文内涵。林奈植物学会覆盖了植物科学的所有领域，但在植物的人文属性研究方面还是空白，植物文化研究应成为一个全新的方向。” 传统的植物考古自然是涉及植物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最近在济南召开的植物文化与环境国际会议中，就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学家的身影，包括植物考古、古代建筑、古代艺术等，共同反映了植物文化与考古学的紧密联系。 来自地下的信息——植物考古与中国农业起源 植物考古是考古学中植物文化的直接体现，农业起源是植物考古的研究热点，反映了人类利用植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植物遗存。 研究农业起源的最直接的实物证据是古代的农作物遗存，植物因各种原因成为炭化物质，可以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考古学发明浮选法获取考古遗址中埋藏的炭化植物遗存。 中国成语常用“五谷丰登”来形容粮食丰收，可见“五谷”是中国最常见的农业作物。赵歧注《孟子》“五谷谓稻、黍(糜子）、稷（谷子）、麦（小麦）、菽（大豆）也”；又郑玄注《周礼》“五谷，麻（大麻）、黍、稷、麦、豆”，合计应该是：水稻、黍、粟、小麦、大豆和大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告诉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这几种作物的遗存，并且通过研究可以找到这些作物的来源。水稻和小米的最早遗存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和东湖林遗址发现，但是否是人工栽培有待进一步研究；距今8000年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已经确证有比较成熟的稻作和旱地农业，这在浙江田螺山遗址和辽宁兴隆沟遗址是很明显的。水稻、谷子、大豆都是先民对本土植物选择的结果，而小麦显然是对西亚和中亚物种的成功引进，在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中国，并最终取代小米成为中国北方谷物的主体。  古代植物纹样研究 植物纹样是古代装饰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人类利用植物的文化内涵。莲花的形象是中国古代植物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教的重要象征符号。山东省博物馆副研究员肖贵田对这种纹样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莲花籽实物，真正作为装饰纹样则是两周时期的青铜壶、陶壶，壶盖刻画成莲花瓣的样式。汉晋之前的莲花纹形象并不多，公认的莲花纹主要有：周代壶盖上的莲花纹，瓦当中心莲花纹，神像座下的莲花纹，画像砖、石上少量的莲花纹，墓葬顶部的莲花纹等。有争议的莲花纹主要指四瓣花纹，也称柿蒂纹、四叶纹，装饰在铜镜背面的中心、器物圆形顶盖中心、石棺顶盖中心等。 两汉时期，墓葬墓室顶部开始出现莲花纹，可分两种样式，一是平棊式，即在连续的方格中勾画相同或不同的纹样，莲花居于其中一方格内，约出现在东汉中晚期；二是圆渊方井式，指外方内圆，方井内装莲花，约出现在东汉晚期。这一时期，墓室室顶装饰由繁而简，莲花纹逐渐替代日月纹。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开窟之风日盛。虽然洞窟与墓室功能不同，但顶部结构的发展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十六国、北朝时期洞窟，从窟顶结构而言，最早以券顶、平顶为主，后来出现穹窿顶、覆斗顶；从窟顶装饰而言，最早出现天象图，其后出现平棊式莲花，最后流行顶心为单体莲花的藻井装饰。从表现形式上看，无论窟顶结构还是莲花装饰，受到中原地区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  植物、建筑与文化 观音阁与来自圣山的木材 植物文化具有强烈的区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如我国对花木草药等植物类型的选择和使用，具有强烈的诗礼特征，植物不仅要表达人的内心世界，还要表现出礼制等级序列。如同样是在坟上种树，天子的陵上才能使用油松，大臣的墓上可以种侧柏，而一般百姓的坟上只能种植杨柳等杂木。 宋辽时期，是中国佛教本土化最为强烈的时期，出现了女身观音、布袋和尚等本土化的佛造像形象。在佛教建筑上，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出现了与本土化佛造像相适应的特有建筑类型——观音阁。观音阁在建筑形制上借鉴了宫殿建筑法式，多呈楼阁式，设有勾栏；但在结构上又适应于内部供奉大像的需要，通过减柱法获得更大的内部空间。显然，观音阁兼顾了营造法式和佛教崇拜的双重需求，实现了形制上的革新。但观音阁建筑在木材选择和使用上是否有特殊的规制，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河北石家庄隆兴寺和天津蓟县独乐寺分别是北宋和辽代的两所皇家寺院，寺内分别供奉了迄今最大的铜观音和泥塑观音。两所观音阁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观音阁，其木材选择完全能够代表宋辽两个佛教兴盛的国家对观音阁这类佛教建筑的礼仪和制度。当前研究分别采取了隆兴寺和独乐寺观音阁立柱的木材样品，采用常规木材解剖方法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法检测分析木材类型，研究发现：隆兴寺观音阁所用木材为落叶松（Larix sp.），结合现代植物地理数据分析，推定其原植物类型为华北落叶松（Larix gmelini），通过寺内北宋重建碑的记载分析，发现隆兴寺观音阁所用华北落叶松取材于汉传佛教圣地五台山，其木材选择表现出强烈的指向性。独乐寺观音阁所用木材为松木（Pinus sp.），结合现代植物地理学证据，推定其原植物类型为原产长白山的美人松（Pinus sylvestris var. sylvestriformis.），而长白山也是契丹族的佛教圣山，是白衣观音的道场。以上研究表明，10世纪时，北宋和辽代对观音的崇拜都有特殊的规制和要求，不但木构建筑形制上采用观音阁建造，在木材选择上也要严格从佛教圣山采伐。观音阁的木材选择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 年轮与精确年代 建筑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从确定古建筑的年代开始的。古建筑的年代多以文献资料、上梁记牌上的记录为依据，而更多的是从建筑样式编年来判断的。这种样式编年的推定法在年代上的跨度很大，与实际的建筑年代有很大的差异。为了弥补这个弱点而开发出的方法，就是使用树木年轮的年轮年代法。日本奈良文化遗产研究院光谷拓实教授详细介绍了这种方法及其在日本的应用。 树木的年轮间距会因年轮形成年的气候条件而有宽窄的差别。将这种经年变动的模式复原后，就可以把从建筑物等取下的测定样品的变动模式与之比较，从而判断样品的年轮形成年代。以此类推，如果有树木的最外围的年轮样品的话，就可以得知树木的采伐年代。在日本，1980年开始推进以桧柏为中心的高精度的年代确定法，到1985年已经形成了约2000年的历年标准模式（决定年代的基准模式），这种模式目前已经应用到了建筑史、考古学、美术史等领域有关木材年代的测定上，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再建说”与“非再建说”之争——日本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的年轮年代测定 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是日本的“国宝”，自明治时代以来就一直对其建造年代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非再建说”，另一种以古代文献中670年4月30日失火为依据认为是重修的“再建说”，也就是日本学界有名的“法隆寺争论”，目前“再建说”是主流观点。 自2001年起对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的建筑所用木材进行了历时两年的以年轮年代法为主的综合年代测定调查，从其结果得知，金堂使用了667年、668年采伐的木材，另外还发现了一件670年以后的木材。因此，必须将金堂的“非再建说”纳入考虑范围，对其建筑年代再加斟酌。另一方面，五重塔除了中心柱特别古老，采伐于594年外，其他部件被判明于673年前后采伐。像这样利用年轮年代学调查，对法隆寺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根据，原先占主流的“再建说”也不得不被重新审视。 唐招提寺金堂是鉴真和尚所建吗？ 唐招提寺金堂是日本现存唯一一座奈良时代的金堂。作为中国高僧鉴真和尚（688～763）在八世纪所建的建筑物而闻名于世。然而与其创建年代相关的史料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自1998年起对金堂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全面解体修理工程。利用这个机会，2003年至2004年进行了年轮年代调查。供调查的部件木材总数共243个，其中判明其年轮年代的部件木材有152件，约占六成。其中树皮型（测定年代就是其采伐年代）的地椽三件，都是781年采伐的。由此可知，金堂并非鉴真和尚生前所建，而是其弟子妙宝于770年至806年之间创建。 从以上事例可知，对古建筑使用木材进行年代调查的话，就可以得到其创建年代和修理年代的直接提示，古建筑的建筑历程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木构建筑涂装材料的中日关联 日本建筑装饰技术史研究所窪寺茂研究员经过研究，确认了在日本一种失传多年的涂装技法，并就该技法在日中古建筑的应用做了深入解读。 在日本用于装饰木造古建筑的传统涂料一般认为有以胶、漆和植物性油为原料的三种涂装技法。然而其实还存在着一些现已失传了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使用植物油和松脂的技法，在日本被称为“チャン涂”。 通过文献史料和对古建筑组的修理中进行的科学分析发现，利用植物性油中混入松脂的涂装技法，自17世纪开始传入日本，并作为漆涂的替代涂装技法迅速普及。 成书于1100年左右的中国古典建筑著作《营造法式》中，记载着与“チャン涂”所使用的溶剂相类似的制造法。《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中记录“炼桐油”的制作方法，即一边加热生桐油，一边加入“胶”“松脂”“定粉”“黄丹”等。 由此可见，历史上与日本有着深厚联系的中国，最迟在11世纪后半期就存在有与“チャン涂”相同的涂装技法。另一方面，“チャン涂”在日本的出现，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易的昌盛时期。因此，17世纪传入日本的“チャン涂”技法的源头，可能是从自古就在各个领域对日有深厚影响的中国，也有可能是欧洲某国。 木材考古学——古代木质遗物的数据库 奈良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伊东隆夫教授和他的团队新近完成了《木材考古学》一书，对日本传统建筑和木制品的木材类型进行了系统梳理，所依据的考古木材标本达到40万份，每种木材标本的描述有14条目，包括木器的类群、木器名称、木器编号、木器用途俗名和科学名、时代、遗址、行政区域、参考文献等。据此而建立的木制品分类系统有25类，包括：1、工具；2、农具；3、纺织用具；4、交通用具；5、渔具；6、武器；7、衣物；8、车具；9、厨具；10、餐具；11、茶具；12、家具；13、宗教用具；14、法杖；15、儒家墓地用具；16、乐器；17、袖珍品或模型；18、玩具、运动用品和日常用品；19、测量和写作用品；20、木构建筑；21、引擎用具；22、建筑用具；23、葬具；24、未详用途品；25、其他。 在唐代，日本借鉴了中国的优秀佛教成果，佛寺发展迅速，选择多用日本花柏，这是日本佛教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5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