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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个问题，也许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传统？传统是累赘还是财富？传统有什么意义？然后需要追问中国考古学有没有传统？以及如何构建中国考古学的传统？ 在我们经过反复革命的认知中，传统不是什么褒义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保守，但是“学术传统”是个具有明确的正面意义的概念。可能因为学术是个积累的事业，仅仅靠一代人是远远不够的，一代一代人持续地向着某个方向的努力才可能成就学术传统。可以说，没有学术传统，也就没有伟大的学术成果。 不禁想起法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这是一个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光辉灿烂、举足轻重的传统。从孟德斯鸠，经由孔多塞、圣西门等18世纪的哲学家到19世纪的孔德、涂尔干，20世纪又有莫斯、列维-施特劳斯、勒内-古尔汉等。这最后一批人是考古学家比较熟悉的，因为他们深刻地影响到考古学的发展。所有这些著名的学者共享某些共同的东西，形成了法国的学术传统，在世界学术天地中独具特色。 这个传统中，每一代人又都有自己贡献。法国社会学最初的传统是非常哲学化的，结论主要来自于对概念的分析，而不是对事实的研究。涂尔干的外甥莫斯就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认真地学习涂尔干，小心避免对前人的批判，但是他更多回到事实的细致研究中，把科学分析的支离破碎上升到人文的整体理解。列维施特劳斯则从民族志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法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不难看出，它渊源于法国的思想传统，往更深远里追溯的话，它深植于西方的思想传统。从马塞尔·莫斯的经历来看，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周围的学友与学生大多为战火所屠戮，对法国的社会人类学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但是，法国社会人类学并未由此湮灭，每次都重新萌芽，接续发展，新人辈出，学术传统绵延不绝，着实让人羡慕且钦佩。 回过头来看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虽然近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实际上中国考古学是有深厚的学术传统的。始于北宋的金石学（其实还有更早的渊源）已有相当成熟的理念，所谓“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到了清朝，金石学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当然，金石学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还有许多不足。但是，我们后人在理解金石学时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即不“科学”或是不够科学就是错误的，就是糟粕，应该加以剔除。 中国是一个现代性曾经走入癫狂的国家。所谓现代性就是相信历史都是包袱，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否定过去，迷信未来。可能因为对现代性的迷恋，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美国的国家其实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中国，因为美国是现代性最成功的国家，然而美国并不怎么喜欢中国（可能因为中国的某些传统）。美国因为历史短暂，所以很少提及传统；中国视传统为累赘，所以一味地抛弃传统。其实传统与现代并不必然矛盾，日本在这方面要比我们做得好得多，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以前认为“邯郸学步”只是一个笑话，而今觉得现实有时比这个笑话还要可笑，不过我们倒是笑不出来了。 我们怎么才能接续与发展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呢？因循并不是真正的继承，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上攀登，在未知的道路上必定要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我们也必定会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发展的东西。当然，既然是学术传统的发扬，必定要承认与肯定前人的成就，而不是否定过去；传统中必定有经久不灭的因素。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我们无疑把从西方引入的田野考古学发扬光大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实践出真知”，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是光大中国考古学传统的一块基石。忠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就像服装设计忠于我们的身体一样，就像中国革命忠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样。现实是，我们在服装设计上并没有完全忠于中国人的身体，在革命历史中也曾经忽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不能仅仅将其局限于田野考古发掘，从考古学科的内在视角来看，它还涉及到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也涉及到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与利用。从学科的外在视角来看，它与时代精神、社会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进步都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因此，当我们说扎根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时，我们指的是整个的学科体系，而不仅仅是其中最为常识所知道的部分。中国曾经有很发达的文物学研究，这是从中国传统中而来的，很可惜，它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至今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也没有明确的位置，倒是民间鱼目混珠的文物交易如火如荼，间接地促进了盗墓的猖獗。近些年来，我们建立一系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些公园都很有规模，把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恢复、文化产品开发、乃至于房地产开发都结合起来。这些遗址公园往往选在离城市较近的地方，人气旺，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也的确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文化与生态环境。我看过几个公园，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说明，坐拥财富并不必然会导致发展，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来的。 何其为“传统”？当我们说到中国园林的时候，我们会说到“画境文心”，它就是中国园林的传统。正是其中的“文心”使得中国园林独树一帜，虽然近现代日本园林技术上要好于中国，但是就文化底蕴的深厚而言，它犹有不及。设若没有“文心”，中国园林是什么？几块石头，一个不规整的小池塘而已。正因为有“文心”，才可以一步一景。“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红楼梦》贾政带宝玉游大观园那一段非常好地描述了中国园林“文心”表现。 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文心”。我们传承中国文化不能仅仅凭借几部典籍，承载古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物质材料（典籍也是其中的一种物质材料）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化。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的渊源追溯到史前时代，而这是历史典籍所不能的。很可惜，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在“文心”的承绪与发扬上还有很大的不足。美国大学中有专门的古典考古系，不属于人类学，研究正统的西方文明。我们呢？以科学的面目将自己的文明拒之于外。当然，不能将责任归之于科学，科学本来就是要外在于事物进行客观的研究的。科学之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个人文（艺术）的视角，中国考古学的“文心”应该在这里。没有“文心”的中国考古学，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传统的，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抛弃了千百年积累的中国文化传统。 “文心”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指示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存在。具体到思想方法上来，中国考古学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长期以来，中国思想传统受到众多的诟病，诸如大而化之、尚清谈不务实、以及后来染上的假大空等。不可否认，中国思想的确存在这样的毛病，有些方面甚至还很严重，但是由此认为中国思想一无是处，认为我们必须要尽弃所有、重起炉灶，也很有问题。我的祖父、父亲都是中医，我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中医在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的冲击下有点举步维艰，但是中医并没有消失，道理非常简单，一者因为它好使；再者它比西医便宜得多——毕竟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东西。西医秉承的科学分析有很大的优势，但也不是说没有问题，中医秉承的是中国思想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与21世纪科学新图景很是契合。冯友兰先生讲东西方思想差异，说西方讲矛盾“仇必仇到底”，矛盾双方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消灭，矛盾消失；中国讲“仇必和而解”，不是说没有矛盾，但矛盾最后要和解，矛盾消失。西医的治疗方法、西方的反恐的确是如此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反复融合，如今十几亿人都能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这绝对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每当看到当今世界战火纷飞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中国文化因为能够融合（和），所以成就了绵延不绝的历史。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创建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必定还要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上，中国不乏玄学，如今繁荣的“民科”似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务实求真的态度，仅凭一己的感受或是想当然，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科学秉承严格的逻辑、客观的态度、对事实的尊重等成为我们认识外在世界的最有效的思想工具。考古学本身也是广义科学的一个部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习科学与继承传统本来并不矛盾，我们还希望深入消化，将其融入到我们的传统再造之中，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没有传统，就不会有伟大，因为任何伟大的东西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里强调传统，也强调学习与创造。近现代以来，我们反复强调的其实是反思与批判，老实说，与继承、学习、创造相比，批判是最简单易行的。品头论足的事人人都很在行，具体动手去做又有几人能做好呢？ 考古学是文化的事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再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一代代矢志学术的人们。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学术大国，前贤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方近现代学术中有承自古希腊的求真以及基督教的虔敬求极与思辨的精神。的确，当代学术商业化大潮中，学者们的书桌很难安稳平静。广告式的忽悠与生产线式的制造，以及GDP式的学术评估，让我们仿佛都忘记了前贤的勉励。江山代有人才出，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一批有精神气的人。承认现实的困难，但不畏惧困难。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的，我相信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终将有形成的时候！ （全文转载自：穴居的猎人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nterincav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