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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深远意义将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这里拟对这一年中国考古学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简单回顾。限于篇幅，不能逐一展开叙述，只能提纲挈领地谈及其主要的方面。 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方兴未艾 大遗址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国家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做出了加强大遗址保护的战略决策，启动了国家主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明确100处大遗址作为重点保护项目，启动了第一批十二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以10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约2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预计投入资金10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2013年，新批准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2个，批准立项的31个。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大多停留在初期的发现阶段，缺乏计划性指导下持续的考古工作，尤其缺乏系统、细致地考古勘探，即使是在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完成了全面系统地考古勘探的遗址也如凤毛麟角。仅仅对遗址的范围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遗址内部的布局、功能分区及其变迁所知很少，难以满足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对遗址实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需求。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拨出专项经费支持一些大遗址的系统勘探。在一些史前时期的中心性遗址和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者配合“申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或“探源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地考古勘探。凌家滩、筑卫城、三星堆、丰镐、曲阜鲁国故城、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唐宋扬州城等遗址的系统勘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些大遗址内涵和布局的了解，纠正了以前认识上的一些谬误，为这些大遗址的科学研究、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工作收获，充分显示出大遗址系统勘探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全面展开。 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201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有700多个。此外，还有一批在各类动土施工中发现遗迹后各级文物考古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项目。2013年，又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问世。入选2013年度国家文物局年度重要发现的有40余项，其中石器时代的发现约占五分之一，夏商周时期约占十分之一，秦汉时期以后的占近百分之七十，成为2013年度重要考古发现的一大特色。  山西忻州北朝壁画墓墓道全景 社会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考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网民们在网上发表对一些考古发现的见解和感受。公众参与的热情对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普及考古知识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也对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合规性以及对社会公众发布的时间、方式等各个环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13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举办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吸收民众参加投票，在此基础上，由专家投票评选。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的热情和对发现评选结果的关注。 2013年6月“文化遗产日”前后，中央电视台对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考古发掘进行了现场直播，使社会公众得以亲眼目睹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年的数十件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出土的情景，感受到了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撼。 在过去的一年里，陕西秦始皇陵园、唐代上官婉儿墓和江苏扬州隋炀帝墓等多项考古发掘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隋炀帝墓的发现，因墓葬规模与皇帝的陵墓相差甚远，一度引起社会上较多的质疑之声，一时间不禁令人联想起几年前围绕安阳发现的西高穴2号墓墓主人究竟是不是曹操，是不是被造了假而掀起的轩然大波。隋炀帝墓是在基本建设施工前所做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由于国家、省、市文物局在墓葬被发现后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保证了此项发掘的科学性，全面、准确地获取了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等信息，并多次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论证。最后，不是由文物管理部门发布结果，而是第一次由中国考古学会综合专家们的意见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开创了由全国性学术团体主持对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并对外发布的成功先例，体现出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尊重学术，锐意改革的决心和态度。  隋炀帝墓三维扫描 一批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201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一批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继续推进，取得显著进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2013~2015）于2013年1月启动，“探源工程”第四期的主要任务是，在前三期的基础上深化研究，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形成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 本年度，余杭良渚、襄汾陶寺、偃师二里头、张掖黑水国、神木石峁、灵宝西坡、新密新砦、绛县周家庄、章丘城子崖、含山凌家滩、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澧县城头山、樟树筑卫城、上海福泉山、科左哈民忙哈等遗址进行了田野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探源工程采取“点面结合”，即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与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相结合，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工作方式，和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理念和方法，日益为学术界所推崇和效法。 多学科联合攻关蔚然成风考古发掘研究科技含量显著增加 对一处遗址使用不同科技手段，尽可能全面地获取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的标准工作模式，包括遥感技术、GIS和VR技术、测年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沉积物与土壤分析技术、动植物遗存分析技术和食性分析、人工制品的理化分析等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遗址的考古工作之中。 以石峁遗址为例，石峁遗址的田野工作中，广泛运用遥感、GIS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田野考古由于地面观察视域狭小，行动受到地理和交通限制、工作效率较低，调查结果往往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对于石峁遗址这样体量巨大，地貌环境复杂的遗址尤为突出。通过运用遥感、航拍、GIS技术，使石峁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与调查结果更加技术化、科学化。同时，遥感影像技术为石峁遗址兴衰与古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更为细微的信息，对从宏观角度把握遗址的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石峁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运用科技手段获取动、植物遗存、人骨标本进而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也是石峁遗址的重要工作。  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实现新老交替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于2013年10月23日至27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年会的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以周秦汉唐为中心”。参加本次年会和代表大会的学者近200人。本届年会是对当前中国考古学已有全部的学科领域内一次全面检阅，也是对中国考古学中占据支撑位置的周秦汉唐考古学研究现状的全面检验，深化了研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参加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参会代表为118人。本届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由126位理事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由19位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会；推选王巍为新一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童明康、赵辉、李季为副理事长，陈星灿为学会秘书长。理事会一致同意聘请为中国考古学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张忠培先生和徐光冀、李伯谦、林沄先生为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79年。第一届年会就是在西安召开的。截至2013年底，中国考古学会已有团体会员122个，个人会员2082人。 学术交流与研究活跃前瞻性、区域性、专题性突出 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2013年度，各地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促进了相关学术课题研究的深入。从内容上，既有国家级的前沿课题，也有针对某一专题甚至某一个遗址的学术研讨。如国家级的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在神木召开“中华文明探源石峁遗址现场会”、在蚌埠举办的“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澳门举办的“澳门黑沙轮轴机械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良渚举办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览及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办的“叶家山西周墓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的“商周玉器研究学术报告会”和“2013年度中国边疆考古论坛”等等。这些学术会议，围绕有关课题展开深层次的交流与讨论，显示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2013年以某一重要遗址的发现周年纪念为主题，由当地政府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的学术会议也是一大亮点：如在河南偃师举办的“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漯河市举办的“纪念贾湖遗址发掘30周年暨贾湖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三门峡市主办的“史前彩陶文化暨庙底沟遗址发现六十年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在湖北大冶举办的“铜绿山与中国青铜文化研讨会””等等。政府的介入，在关注学术的同时，也呼吁和关注当地遗址的保护发展和利用，大大提高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 2013年，省际、区域性学术交流依然活跃，如黄淮六省考古论坛、东北地区考古工作会、南方区域基建考古合作会等等。这种区域合作联动机制推动了我国考古学区域性合作研究新格局的形成，有利于科研成果展示、新的研究理念、方法的交流，有利于科研机构加强联系，整合资源，有利于分享经验、集思广益。 以上仅就学术活动的几个特征举例说明，难免挂一漏万。但毋庸置疑的是，多种形式的学术汇报、交流和研讨，活跃了学术氛围，彰显了学术的自由，也显示了考古学者自身的综合研究能力。 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提升中国考古国际地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和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达成的协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于2013年8月下旬在上海主办了“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论坛从世界范围内聘请了40位具有崇高声望的权威学者作为论坛评审委员会委员，又在全世界范围内聘请了近200位学者做论坛的咨询委员。由咨询委员提名2011和2012年度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由评审委员投票选出世界重大考古发现（10项）和重要研究成果（9项）。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浙江良渚古城入选世界重大考古发现；我主持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入选世界重要研究成果。论坛设置了“世界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的主题研讨、面向公众的公共考古论坛，得到了全世界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共有近80多位国外学者和近百位国内学者前来参加。首届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得到与会学者的交口称赞。论坛的成功举办使中国考古学一举登上国际考古学的核心舞台，使国际学术界得以直接地了解蓬勃发展的中国考古学的近况，使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得到很大提高。 一批考古研究成果问世 2013年，又有一批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各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30部左右。其中，石器时代的有湖南安乡汤家岗、江苏梁王城、安徽蚌埠禹会村等，夏商至战国时期的有偃师商城、浙江萧山柴岭山土墩墓、安徽钟离君柏墓、临淄齐故城等，各约十部左右，约各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余均为秦汉时期以后遗存的发掘报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的现状，即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项目不断增加，该时期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工作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 二十世纪著名考古学家的评选和《二十世纪著名考古学家概览》的编撰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应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委托，负责主持二十世纪著名考古学家的评选和《二十世纪著名考古学家概览》的编撰工作。这一工作得到了全国各考古机构的大力协助，各个考古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参加了评选投票，共有120余位考古学家入选，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上个世纪30至50年代开始参加考古工作的，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截至2013年年底，《概览》的编撰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有望于2014年出版。《概览》中收录了每一位入选学者的学术传略及其代表作。读者们可以通过这部书，从一个侧面了解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此做出积极贡献的一批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 2013年是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一年。展望2014年的中国考古学，一定会马到成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31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