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死后“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八音”即为由“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由于有机质极易腐朽，其中一部分乐器种类是否在传说就已出现，尚不能为考古发现所证明。而金属乐器进入商周才渐成制度。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土”质地的乐器已被较为广泛的使用。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时解释“八音”，称“……石，磬也。土，埙也……”各类史前陶鼓的发现，表明土质的乐器种类并不单一，但石质乐器的品种在目前看来是唯一的，即为石磬。 陶寺石磬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大墓中，有4座墓各出土石磬一件，均被置于墓主足端，旁边还有鼍鼓或陶鼓。综合各墓出土乐器的数量和完残情况看，大墓中随葬乐器的标准组合是2鼍鼓1陶鼓1石磬。这种单独使用的磬，区别于周汉时一系列大小相递，成套使用的“编磬”，而被称为“特磬”。这4件石磬中，3件完整，1件残缺，使用的石料和制作工艺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形制各异。比如，M3002：6通长95厘米，通高32厘米，厚薄不均，约2~6.2厘米，打制而成，经琢修，整体呈不规则多边形，鼓部狭长，股部短阔，折顶，鼓上边略凹，底边平直，悬孔靠近顶部尖折处。而M3015：17整体则近椭圆形，悬孔亦为椭圆形；M3016：39的长度几乎只有M3002：6的一半，底边呈弧线，有两个悬孔；M3072：10为残段，体扁薄，经过精细磨修，局部表面光洁。由此观之，在距今大约4200年的陶寺早期，石磬的制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很大。 由于目前还没有发掘资料显示发现过更早的石磬，陶寺出土的这些石磬，应可以被认为是石磬的早期形态了。据一些研究者的调查，夏代及以前石磬的出土地点，虽也涉及河南、青海等地，但主要还是以山西境内为多，且集中在晋南。仅襄汾境内尚有张槐遗址 出土、大崮堆山采集、早年于襄汾采集后藏于大同博物馆的多件石磬。照此推测，陶寺的石磬，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这类乐器的发端。 《尚书·尧典》记载舜的“典乐”（主管音乐的官）夔向舜承诺“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中，“石”，指的就是石磬。唐代孔颖达所作疏中，对磬的演奏方式有所解释，认为“磬必击以鸣之……击有大小，‘击’是大击，‘拊’是小击”。字面上来理解，“大”、“小”指的应是敲击力度的不同，影响的是声音的响度。研究者在对陶寺出土石磬的测音实验中 ，则是通过不同击点的选择，记录石磬的板振动频率高低，获得的是音高的差别。不同个体形状、大小、厚薄的不同，均对音高造成很大影响。有的石磬在不同的击点敲击，发同一音，有的则在不同部位敲击可以发出两个不同频率的基音。根据M3016：39鼓上下角和股下角保留的古代击痕测验，推知当时敲击石磬主要是使用双音。至于音质，在测音实验看来，各磬优劣差异很大。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苏秉琦先生曾拟过一首《晋文化颂》，其中有一句“汾河湾旁磬和鼓”，即是陶寺的发现。他指出 “‘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既然是庙堂之乐，音质不佳，何以使得“百兽率舞”？又何以使得礼乐使用者的德与权威得以彰显？ 事实上，测验实验使用的是木槌进行敲击，倘若换成其他质地的磬槌，那效果一定会有所不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这些史前石磬是用何物进行敲击的问题，似乎未见讨论。仔细想来，在那个时期磬槌采用木、骨、角、牙、石，甚至陶质，都是有可能的。将来，如果有机会对磬体保留的古代击痕进行微痕分析，不知是否可以得到敲击力度和敲击工具质地这些细节的相关信息。 （原文刊于：《广州日报》2016年9月11日B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