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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考古学又称“新考古学”，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人类考古学科中非常有影响的理论方法。这个方法的主要观点认为考古学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理解不同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下文化变化的原因。它对美国考古学的实践影响巨大，对整个世界的学术圈也有程度不等的影响。过程考古学还在不断发展中，过去四十年里，这种方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过程考古学承袭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而来，传统文化历史的范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强调建立考古材料的时空框架，有些考古学家不满足与此，美国考古学家瓦尔特•泰勒在其194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就曾指出，考古学家应该运用器物分析揭示他们所研究的考古材料的功能。另外一些学者主张考古学家应该更多注意古代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宾福德则认为文化历史方法不可接受，考古徐家应该对过去贫乏的历史有更大的贡献。 过程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家的目标是解释而不是阐述。考古学家的解释不应该是推测，而是必须真正理解考古材料，运用考古材料支持其观点。也就是说考古学最终要解决“如何”与“为什么”的问题，而不只是“是什么、何时、何地”的问题。 宾福德的新考古学学说包含一些要点。第一，过程考古学家强调应该把文化视为系统，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特征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第二，他们强调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性，强调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系统地相互影响，就像文化本身应该被系统地研究一样。第三，他们提出考古学家应该研究文化系统的进化过程。 过程考古学家更明确指出我们有必要发展明确的研究方案设计，以深化我们对文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每个考古学研究应该集中探索一个特定的问题或一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过程考古学就像一场思想风暴席卷整个考古学界；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过程考古学家最初的乐观开始消退，比如不怎么考虑具体运用什么解决模式、很少关注意识形态、宗教及其与文化其他方面的相互影响等。有些人把这看成了新考古学死亡的钟声，但是新考古学表现出巨大的弹性，随着问题的暴露与解决，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依旧强大、具有很大弹性的方法。 总之，过程考古学现在已经四十余岁了，依旧是研究古代社会的主要方法。尽管存在着许多争论，它依旧保持着对考古学问题与关注点变化的良好适应性。目前虽然它受到其他观点的挑战，其中包括后过程考古学，但过程考古学以其理解文化演化规律的目标，对文化系统与文化变化研究的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严格的方法论以及在考古解释中运用中程理论，继续保持着了解古代的乐观主义，并把考古学知识与现代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它曾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考古学实践。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