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与考古学之间有着长期的历史关系。由于考古学研究事物材料，很容易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只是唯物主义并不是考古学的必然要求。新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与朱利安•斯图尔德以及更严格的文化唯物主义者马文•哈里斯认为物质由人口、生态与技术条件等构成，它们独立于特定的社会形式，直接决定社会关系，而不是为其所决定。 在莱斯利•怀特的著作中，文化进化被解释为获取能量剩余或自由能量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适应系统。但是朱利安•斯图尔德的工作对20世纪50、60年代“新考古学”有更直接与巨大的影响。他的“文化生态学”方法提出技术的内在结构更有意义，而非能量获取的效率。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方法受到的批评日益增多。当然还应该有其他的理解考古材料的途径，只是这种基本上可以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太有吸引力，似乎与已有材料的结合相当良好。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新进化论的研究结果也相当融洽，但还是有人批评这个模型的基础。 马克思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对功能主义方法的拒绝，尽管不少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喜欢那种还原论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去寻找什么适应机制，而是将长期的社会变化视为矛盾与运动的过程。但是值得主义的是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开始影响考古学的时候，也正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受到内外两个方面攻击的时候。但另一个方面的发展可能更加重要，它导致这个领域全球性体系方法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因为其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极端地方性的模型再次受到批评，社会再生产的观点用于分析更大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现象。社会体系被放在跨越广大区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来理解。中心、边缘、半边缘的观点开始用于古代史与史前史的研究中。 总而言之，考古学研究可以选择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或是其他的方法。文化进化论可以同时从生物进化论与认知进化论两个角度来研究。唯物主义本身可以说分成了许多形式。现在考古学深受现象学与阐释的方法影响，它们强调经验感受是人们参与过去的动力，并与我们对现在的理解有明显的关联。马克思本人强调感官实践更甚于知识抽象，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这种强调“主观性”的观点倒也融洽。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批评，在考古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考古学开始政治化，考古学已经与文化政治的兴起密切关联，尤其是本土居民就土地所有权、神圣遗存的归属问题与考古学家斗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本身可以在全球体系框架中来理解。文化认同与考古学的关系时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重要现象。考古政治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分析密切相关，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社会背景的理解。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