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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得在其《欧洲的驯化》中将农业起源解释为一种社会化的、象征性的过程。他将建筑物和居住活动或者“domus”作为主要因素。在PPNA和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房子是从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背后推动力。控制野生物种的驯化过程是控制整个社会的象征和机制。 Domus和社会在社会的驯化和社会体制方面是辩证相关的。对于农业,霍得的出发点是从来不需要农业活动发生;他假设意向性、渴望、激情(情感、感觉和担忧)与农业起源相关。而由激情产生了对整个自然界控制的欲望。再者,对农业劳动力投资的延迟回报体系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导致社会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更新世结束时,气候、环境的变化可能被认为是向农业转变的触发器。因此,不断文化化的自然这一渐进的社会象征过程在更新世即将结束时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一过程同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农业。 霍得作出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详细描述了考文的观点,即驯化过程不仅仅是关于动植物的。他认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活动(如建造房屋和定居点、精心处理死者、陶器生产和装饰)都与从自然向文化这一转变有关,在这一转变中有文化控制和主宰自然的扩张。心理、社会和象征性因素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引自：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