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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史”的理论思考 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中提出，“新世界史”并不是要考察世界各民族经历的全部历史，而是“探讨那些不顾民族的、政治的、地理的或文化的边界，并且以跨地区的、整个大陆的、半球的甚至全球的规模对事件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如气候变迁、生物扩散、传染病传播、大规模移民、技术转让和传播、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思想观念的传播、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向外扩展等，这些都是不能以传统的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作为分析单位来研究的历史现象，需要运用大范围的比较、跨文化和系统的分析方法才能解决。本特利将这些大范围的历史现象归入“新世界史”范畴，提出自己的“新世界史”构想，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论思考。 首先，本特利认为，历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个专业领域之后，历史学家们关注于个体社会的研究，关注文化独特性、地方性知识和具体某些社会的发展经历。然而，历史经历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跨越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大范围进程的产物。为了考察这种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尤其是考察这种进程本身的发展动力以及各地区人们之间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必要采用相对于个体社会更加宽泛的分析结构，并逐渐找到比较性的、以跨区域、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更宽泛的分析结构和以大范围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他所说的“新世界史”。因此本特利提出的“新世界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方法。 其次，本特利提出，全球史研究以关于世界及其发展动力的理论假设为基础，而围绕欧洲（西方）的兴起和霸权以及它如何影响到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设，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全球史理论：现代化理论学派、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加州学派和生态环境分析学派，他的“新世界史”是对现有几种全球史理论进行反思基础上的一种探索。他认为，现代化理论学派试图通过对欧洲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欧洲的特殊性，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功于欧洲内部某些文化特质，因此它“为现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世界体系分析学派认为欧洲取得霸权地位不是因为其文化价值和工作勤奋，而是因为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中心”的欧洲对其他“边缘”社会的剥削。加州学派通过历史比较提出，19世纪之前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方面并没有获得超越中国、印度、奥斯曼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的优势，由于发展机遇和19世纪的工业化提升了欧洲的实力，因此欧洲工业化和欧洲的兴起是偶然机遇带来的意外结果。生态环境分析学派则从地理、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提出欧洲的成功扩张离不开生态因素，并强调欧洲扩张过程中植物、动物、疾病和人口等方面的交流对世界历史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这些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世界历史中的大范围历史进程。 本特利的“新世界史”从经济、生物、文化、政治、军事、人口等层面的大范围历史进程来理解世界变迁，而其主题归纳成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跨文化互动”。因此，以跨文化互动为核心的“新世界史”，是本特利在前述四种世界史理论之外试图探索出一种全球史理论模式的尝试。 “跨文化互动”的全球史 本特利提出“跨文化互动”的全球史理论，也是试图在世界史研究中的传统欧洲中心主义宏大叙事和后现代历史学者对其解构之间找寻一种适合于“新世界史”的历史叙事框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特利宣称其方法是，“从经验性经历而不是从思想意识的偏好或信念出发，来寻找有助于建构一种大范围人类历史框架的视野。其要点是不把任何特定社会的经验普世化，而是考虑超越文化独特性、排他性认同、地方性知识和个体社会经验的可能性，也许存在一些大范围的人类历史，或至少是大范围的情境，用作思考世界历史的有意义的架构”。本特利由此提出，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层面展开，他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地方和民族国家层面的历史分析，同时不把单一民族或社会的经验强加于其他民族或社会，从基于全球人类经验的全球视野出发，探讨理解大范围历史进程及其动力的途径。这样，本特利在《世界历史与宏大叙事》中提出：不断增长的人口、人类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和各社会人们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这三个全球人类经历的事实及其相互关系成为审视全球史的一个视角；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三股螺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相互关联和相互强化，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全球历史动力综合体；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跨文化互动日益增强的历史，而且互动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这样，“跨文化互动”就成为理解全球史的一个核心概念。 如何理解本特利的“跨文化互动”？首先，跨文化互动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由一些历史进程构成的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类经历。他提出，由于人类行为和经历的多样性，对各种文化构成及其互动给出一般的、普世化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几种历史进程却与各个社会中人们的命运密切相关，这些进程中最重要的包括：大范围的移民、帝国扩张、远距离贸易、生物物种的传播、宗教及文化传统的相遇和交流（包括技能和专门知识的传输）。这些互动进程结合起来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人类经历中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正是传统的、后现代的和后殖民主义的史学家所忽视的因素。其次，跨文化互动的强度和规模并不是以固定或持续一贯的比率增加，互动进程也不是独立自主的历史动因，而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并且受到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影响。由于人类社会中人们对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具有浓厚兴趣，他们会克服障碍来实现跨文化互动，结果导致历史上跨文化互动的强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尽管增加的比率是不规则和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各民族参与跨文化互动进程的程度不同，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有更多参与互动进程的机会。在现代以前，并不是每个民族或社会都直接参与跨文化互动的进程，例如从事帝国扩张，或者作为商人旅行到异域他乡，或者死于一种外来的传染病，或者改信一种外国宗教。不过，跨文化互动进程深深影响了几乎所有社会的发展，通过制约、塑造或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它至少间接地影响到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第四，跨文化互动是全球史分析中的重要主题。就像学者们习惯上把独特社会和民族共同体作为默认的历史分析范畴那样，跨文化互动网络、交流和交换这些人类经历中确定的情境在全球史分析中也是确定无疑的主题。因此，对跨文化互动的关注，对于理解诸多个体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的更大世界的发展轨迹，都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史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史学思潮，在当今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研究范式，而是形成了多元化的探索路径。杰里·本特利对“新世界史”的界定及其跨文化互动研究，使全球史从普世史式的宏大叙事发展成为以原始资料为基础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把全球史从“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天上”降到了书写人际互动的“人间”，全球史由此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可操作性的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杰里·本特利（1949－2012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近代欧洲文化和全球史，代表作有《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政治和文化》《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以前的跨文化接触和交流》《传统与相遇：全球视角的历史》（中译本名为《新全球史》）等。2011年，他又主编了《牛津世界史手册》，对近年来世界史（全球史）的概念、主题、进程和区域的研究分别作了综述。此外，本特利还与一些世界史学家合作主编了一些著作并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文，如《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分期》《20世纪学术领域中的世界历史形态》《新世界史》《世界历史与宏大叙事》等。2011年7月，本特利因其在全球史研究和教学推广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世界史学会授予的“世界历史先驱奖”。综观本特利的著述，“新世界史”和“跨文化互动”是理解其全球史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