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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曾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播州杨氏土司的历史见证。笔者对海龙囤遗址在公众考古方面的突出表现一直有持续的关注，当拿到《土司，考古与公众：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一书后，不由感慨考古工作者的探索精神，由衷敬佩他们在“土司考古”以及公众考古方面的不懈努力，这里简要谈谈由该书引发的若干思考。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遗产与公众》，概述海龙囤的历史以及活动策划的情况；中编《交流与互动》，交代了与志愿者、当地村民、大中小学生、艺术家、考古学家等公众的交流与互动情况，以及与行政部门的互动，通过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情况；下编《经验与思考》，收录了调查问卷分析以及考古学家的相关思考。全书立体直观地呈现了考古工作者在探索公众考古新途径的心路历程。海龙囤考古是近年来公众考古在某一个案的具体表现，也势必将成为一种典范影响今后的考古工作。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它在中国又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且连绵不绝，国人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密切相关的考古学也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对考古学缺乏一定的了解，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尚有隔阂，因此如何将考古研究成果向公众普及，如何消弭公众对考古工作的误解，都是考古工作者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2014年4月1日，“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公共考古论坛”在成都召开，为公众考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海龙囤的实践，则是这一背景下的成功范例。 民众、考古学家与行政部门是公众考古的三大主体，海龙囤考古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公众”，从而在公众考古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立体的拓展。行政部门方面，近年来永顺老司城、遵义海龙囤、咸丰唐崖土司城址的大量考古工作与“申遗”的刺激密不可分，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土司考古”作为考古学新分支的崛起，便与这一背景息息相关。就民众而言，考古工作者将推广的范围延伸到了志愿者、当地村民、大中小学生、艺术家等群体，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普及工作，有助于思想火种的再生发。但目前工作的缺陷在于，海龙囤考古工作者主要面对的是贵州地区的青少年，而若要真正深化公众考古领域的探索，无疑要进一步扩大受众面。此外，所面对的大学生也主要是历史专业，而恰恰是其他专业的高校学生更有进一步了解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考古工作者还注重一般的市民、村民等群体，这无疑是成功的探索。由于海龙囤遗址与平播之役密切相关，故借助《明朝那些事儿》等畅销书所带来的明史热在全国范围内作更广泛的宣传，亦是未来的方向。 除了受众的立体性，考古工作者的具体宣传手段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如范同寿、孙华、李飞等学者面向公众作了一系列义务讲演，诸如“画中海龙囤：艺术家进海龙囤”、“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高坪中小学生进海龙囤”等活动也逐步走向公众。再如《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的报刊以及贵州当地的媒体，对海龙囤的发掘工作进行了持续的报道与推介。据不完全统计，在发掘期间及获奖前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媒体共推出有关海龙囤考古的各类报道140余篇（则），曾三上央视、三上贵州新闻、数次登省内媒体头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读海龙囤考古发掘工作的大版块文章，这种全方位的“信息轰炸”是罕见的。公众也通过随笔、诗歌、绘画、摄影等不同形式进行反馈，不少人不辞艰辛寻访遗址，但目前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引导参观的游客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媒体是公众考古的重要中介，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由于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媒体对考古发掘工作进行歪曲或夸饰的情况并不鲜见。而新媒体的崛起，如微博、微信等，仍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抢占领地。至为重要的门户网站，有必要加强规范性的报道，尤其是背景知识的介绍。从各大门户网站的热点评论看，误解考古工作的实质、不明考古工作的手段等现象广泛存在。 考古人自身的主观努力是第一位的，这在海龙囤考古中表现极为明显，海龙囤遗址考古队队长李飞先生在这方面显然功不可没。在深入研究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同时，李飞撰写了一系列普及性质的“考古手记”，如《海龙囤：何人所建？》、《道在便溺——明代播州土司王宫遗址的厕所考古》、《海龙囤：见证杨氏土司的辉煌》、《遵义海龙囤考古手记三则》、《海龙囤：废墟上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文明碎片闪烁灿烂星光》、《海龙囤土司城：风雨苍黄700年》等。这些文章文笔优美，富于历史的考证与哲思，且饶有意趣，如借“舌尖上的中国”的热点讨论“舌尖上的海龙囤”，容易引起读者兴趣。这些文章吸引更多人了解海龙囤的价值，也让更多人参与到海龙囤的保护与研究之中。李飞先生是公众考古的积极践行者，同时对相关理论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以他为代表的考古人的努力表明，考古工作并不限于对瓶瓶罐罐的摩挲，考古人同样可以卸下严肃的面孔，以生动鲜活的笔触讲述我们祖先的故事，这些文字不同于专业性的论文，但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正如王仁湘先生所指出的：“考古人其实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遣往古代探访信息的使者，使者要有自己的担当，要为现代与未来社会服务，应该将考古当做公共的事业，公共考古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重要目标，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将考古明晰了的古代信息反哺社会，这正是公共考古的宗旨之所在。”考古自然不是“鬼吹灯”，但也不局限于现场的发掘与书房里的思索，还需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面对更多的人群，唯其如此，考古学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海龙囤考古的意义，也不唯在“土司考古”方面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公众考古领域的开拓精神。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