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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亚并非因西方而衰落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解放日报 潘启雯 参加讨论
    以“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曾把东方近代的问题归结为“古今东西”问题。时间上的“古—今”、空间上的“东—西”,分别以“国家”和“发展”作为时空纵横坐标,形成近代史认识的两大模式:“(西方)冲击—(东方)反应”、“传统—现代”,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冲击”,导致“传统”的东方国家进 入类似西方的“现代”社会。
    被称为“后京都学派”的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的滨下武志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视野》中,则“颠覆性”地提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在滨下武志的研究视阈中,朝贡关系和地域经济圈是“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理论的两块基石。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史料并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冲击—反应”模式一次彻底的颠覆。
    在滨下武志的研究思路中,世界经济体系仿佛是个大圈子,东亚区域是个小圈子,而中国则是另一个小圈子。虽然贸易圈有大有小,但形成的却是“奥运五环旗”的并列式结构,各个区域体系都是竞争关系。“与统治关系相比,朝贡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实际上是更加多面的、多层次的、在某些时候具有包容异质因素作用的一种体制”。
    滨下武志认为,朝贡关系有两大特性:从政治角度看,朝贡关系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的方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并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主要围绕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历史上由于贸易的关系,其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要超过其与各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实际上,通过以海洋为媒介的经济联系,进而通过大陆部分的海滨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再加上边境贸易所形成的国际互动,亚洲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因为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
    这个“交易网络”不仅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同时对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亦发挥一定的制约机能。它更成为当年西方诸家面对东方时不能不受到的“反冲击”。此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之中时,“前近代亚洲市场”仍保留和继承了自身的历史延续性。
    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滨下武志发现,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包容进去。因而,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就十分必要了。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身的认识中寻找亚洲的历史。而地域圈内各地区的结合,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这些中枢地在近代亚洲的人、财、物流动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亚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是滨下武志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他紧紧抓住了“史料线索”——即白银的流通,追索导致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踪迹。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从白银的流向推导贸易“出超”和“入超”的研究和关注视野不同,滨下武志所关注的“白银资本”,实际上是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甚至是白银的生产能力。中国的财政结算体系是以白银结算的,这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的白银吸纳能力,而日本的白银和黄铜的生产能力,使得日本可以在东亚区域体系内独立于中国,欧洲的殖民贸易体系也使得它能借助美洲的白银参与亚洲的贸易。
    传统谈论欧洲和中国及东亚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强调“鸦片贸易”和“殖民战争”对东亚经济体系的破坏,特别是黄爵滋等道光朝大臣奏折中所提到“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的中国白银外流数字经常被引用佐证。但滨下武志并不满意这种解释,他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印、中美以及中英的贸易档案材料,认为鸦片贸易仅是个“表面现象”,东亚区域贸易最终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多是因为英国强大的金融体系。白银在全世界贸易交易中的汇兑决定了中国外贸的白银汇兑,而这一交易汇兑的中心在伦敦,伦敦汇票汇通天下——正是这种能力使得英国最终主导了东亚的区域贸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讲《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而不谈为什么采用“西班牙银元”而不是用“中国银两”的货币形式,那是因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入超,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西班牙银元”质量好,人们爱用,故赔款用它作为货币单位,“中国银两”成色、重量不一致,还要加换算,太费事。在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微观历史事实背后,隐含着深远广阔的“国际权力易手”。
    在探讨亚洲内在契机时,传统的办法与“各国历史的算术简单相加”无异。而滨下武志笔下的亚洲近代史、特别是亚洲经济近代史,则是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历史体”和在“统一的亚洲面貌”之下来探讨,即“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而并非仅仅停留于“思考亚洲”本身。这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等学者近年来大力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新视野,可以说是 “相映成趣”或“殊途同归”。
    [滨下武志简介]:
    滨下武志(194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等。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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