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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词，它之所以火爆，当然是与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创新缺乏是当代中国之痛，并不限于考古学领域，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有一个世纪之问——我们如何才能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没有创新，何谈一流！如何才能实现创新呢？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 所谓反向创新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创新有所不同，它是指在前人或他人创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除粗取精，发展出适合自身特点的东西，然后将之推广出去。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典型的方向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本土革命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这个成功的经验为第三世界的人民争取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说，反向创新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中国从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在运用，从简单的产品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反向创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整个大业中的一个小部分。 简言之，反向创新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向先进者学习。其次，要深入地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了解自身的特点与需要。再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所学习的先进者的经验进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或方法；最后，把经过自己成功实践的创新推广出去，在更大范围里发挥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反向创新首先要立足于学习，然后是立足于自身的特点与需要，这是先后之分。它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妄自菲薄。学习是基础，但中心是自身的实际情况，这是主次之别。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反向创新呢？而不是直接说创新呢？这一概念的应用是立足于当前的现实背景条件的。如果说我们有很好的自身创造能力，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那么提反向创新实属多余，直接创新就可以了。再者，如果中国考古学完全处在非常低层水平，没有相当的基础，也缺乏相当的学习水平，那么连反向创新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说反向创新是立足于当前条件的选择。即我们现有的创新水平无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我们已有较为充足的实力，可以通过反向创新的过程，实现中国考古学的追赶与超越。简言之，反向创新是当代中国因时制宜的选择。 在强调中国考古学的反向创新的时候，我们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的什么？一般地说，自然要学习其精华，那么西方考古学的精华何在？哪些又是我们亟需学习的？这就涉及到第二层面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何在？中国考古学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在学习与结合自身特殊情况的基础上开始反向创新，我们可能首先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这就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我们既有的基础何在？ 追溯西方考古学的形成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活力立足于科学以及活跃的思想探索上，前者构成西方考古学的科学传统，后者构成其人文传统，两者相辅相成。科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发展的方面，尤其是以纯粹理性为中心的近代科学。前科学时代的认知是以经验为基础的，通过历史实践来加以检验，但是近代科学追求真理，这来自对纯粹理性的追求。如果追溯其认知结构的话，它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具有一致性，即真理等于上帝。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因此，我们的科学精神相对较缺少其非功利的一面，而更多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把经得起长期实践而非获取真理视为检验标准。我们在学习西方考古学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学习其求真的精神，而只是学习那些适用的方法，那么要实现超越将非常困难。其直接表现就是难以在理论领域有所突破，没有理论的建树，中国考古学就只能在方法、实践上亦步亦趋。这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要掌握其精髓，学习其追求真理的精神。 与之相应的是，活跃的思想探索使得西方考古学的研究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动力来源。试想没有启蒙主义思潮的话，近代考古学是不大可能诞生的。没有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法国考古学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没有后现代思想的发展，也不会有当代后过程考古学的兴盛。思想创新启迪考古学研究的创新。如果思想领域是一潭死水，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首先就是中国上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上万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而中国广袤国土上极其多样的自然环境又进一步丰富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色彩。这样的状况就决定了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迅速，旧邦新命，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亟待抓住时代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添砖加瓦。再者，考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其后对西方考古学的学习是时断时续，我们对西方考古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经历了全面学习苏联考古、误蹈“以论代史”的错误，以及对考古材料研究的回归。从理论到考古材料之间的断裂变成了完全以材料为中心研究，理论研究相对受到忽视。这些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现实状况。 中国考古学可能首先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呢？从研究发展的一般途径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从材料向理论方法前进的趋势。一定理论方法与资料条件下，存在最优化的研究策略，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优势。美国考古学的崛起历程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美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后来者居上，除了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之外，它也利用了北美独有的极其丰富民族志材料与人类学理论传统，尤其是在狩猎采集者与简单农业操持者研究上的，所以美国考古学带有非常强烈的人类学背景。又鉴于人文基础相对薄弱，美国考古学在科学方法上可谓是登峰造极，这也成其为另一大特色。过程考古学“更人类学，更科学”的口号也源于此。 中国考古学首先能够进行创新的领域一定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为了发挥这些比较优势，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条件（或要素）。当代中国考古学具有四个重要的基石：金石学、马克思主义考古、田野实践、以及现代科学技术。金石学秉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与古典文献具有同等的价值，是构建未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过去我们简单视之为考古学不成熟的雏形，而忽视了它在传递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意义。在后现代思潮破除现代主义的魍魉之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金石学。它不应是中国考古学的负担，而是需要加以珍惜与再利用的创新源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探索利用的主要理论，解放后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它作为一种极为宏观的思想框架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指导，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还提供社会演化的基本框架，比如原始社会从母系到父系社会的演化序列。近些年来，则较为关注古代社会发展的微观研究，更注意吸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而非将其简单化与教条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进展。在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创新之中，马克思主义考古同样也是我们立足的基石之一。马克思主义考古的发展并不仅限于中国，西方考古学中也有应用，是当代西方考古学八大主流研究范式之一。而在拉美地区，受到欢迎的程度还要更胜一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思想，它还有许多资源有待发掘。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根据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利用，那么马克思主义考古也就不会是一种负担。否则，就会成为人人在谈，却无人真正深入的禁区。 中国当代考古学研究的主体就是田野考古，每年数以百计的田野发掘项目带来大量的考古材料上的收获。田野考古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的，通过它来获取科学的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实物材料，从而掀开了中国考古学从传统考古学向现代科学考古学转变的序幕。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带来大量考古遗存的暴露与破坏，田野考古成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中已经形成一系列符合自身需求且行之有效的田野方法（包括调查、发掘、整理等方法），将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法等等。跟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普遍性相比，田野考古所带来的考古材料具有地区的特殊性，这就使得它不可取代；与此同时，考古材料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不可或缺。所以，无论如何，田野考古都将是中国考古学立足的基石之一。 当代考古学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科学技术方法一直是考古学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其重要性在不断加强。20世纪中叶，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开始出现，计算机技术也开始在考古学中得到应用，这直接推动了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当代考古学研究，网络技术成为后过程考古学所依赖的技术手段。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支相互交叉渗透，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如地质考古、生物考古、环境考古、生态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等。中国是一个科学技术中等发达的国家，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发展，我们有能力引进先进的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将之国产化。近些年来，一系列科技考古实验室建立起来，体现了中国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方法之间合作。这些无疑构成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反向创新也面临一些风险，从口号式的形式主义、固步自封的中国特色、自我殖民到大杂烩式的拼凑或山寨。而解决之道就是反向创新的核心：以我为主，深入学习与把握当代西方考古学发展的精髓，立足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发明与革新，实现最好的可能。 （转载于新浪博客：穴居的猎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030190101it1s.html） (责任编辑：admin) |